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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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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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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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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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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单调”散文
   ——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杨朔是初中语文课本中所选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计有《香山红叶》、《荔枝蜜》、《茶花赋》、《海市》等四篇。直到今日,杨朔散文仍被数百万中学语文教师作为教授作文的典范,仍被数千万的中学生虔诚地奉为写作的标本。然而,杨朔模式所造成的危害,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认识:这些产生于六七十年代的新八股,以单调的叙事方式和单调的思维模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损害着刚刚拿起笔的孩子们鲜活的心灵。

   记得我在学习初中第一册语文课本中杨朔的《香山红叶》时,老师这样分析:文章以物喻人,用凝聚着“北京最浓的秋色”的香山红叶,喻老向导“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的精神面貌,从而抒发了作者对社会主义新生活,对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记游是贯穿全文的一条明线,然而写红叶并不是记游的目的。老师反复讲杨朔的“转弯艺术”,使行文波澜起伏,摇曳多姿;而“卒章显志”,乃全文点睛之笔。我所在的是一所一流的重点中学,授课的是一位一流的语文老师,她讲得声情并茂,听得学生如醉如痴。到了写作文的时候,我们这些西蜀的孩子无缘到香山,笔下的题目便都是《峨嵋山绿叶》、《青城山的竹子》、《神女峰的松树》,老师夸奖:“大家学得真快!”
   杨朔的散文是容易学的,因为它是模式化的。老师像外科大夫一样手拿解剖刀,一下子便将它们分为五个部分:见景——入境——抒情——升华——点题。中学语文教学中最喜欢让学生“分层次”,而杨朔的文章层次最分明,环环相扣,似乎一气呵成。
   然而,对文学而言,重复、单一、模式化如同一剂致命的毒药。第一次说月亮真美的,是个有欣赏能力的人;第二次说月亮真美的人,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第三次说月亮真美的人,则是个迂腐僵化的人。不幸的是,杨朔只会这样写作:用香山红叶来比喻老向导,用茶花来比喻孩子,用蜜蜂来比喻农民,用礁石来比喻老渔夫——他就像黔之驴一样,“技止此耳”。这样的写作是可怕的,尤其是它在被不断地作为最佳的、甚至是唯一的写作方式灌输给初学者。
   为了深入剖析杨朔散文,我引入杜撰的“单调散文”的概念。这是受文艺理论大师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启发而来的。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提出“复调小说”的理论。他认为,陀氏创作的是一种“多声部性”的小说,是“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现实世界的多元性,要求文学世界也要具有多元性。在陀氏的小说中,平常难以相容的因素,如哲学的对话,冒险的幻想,贵族的宫殿与贫民窟的居民,令人惊讶地结合在一起,它消除了另一些写作方式的壁垒和封闭性。陀氏的小说也没有所谓的“主题”,因为他的每个主人公都有一种“伟大的却没有解决的思想”。思想希望被人听到,被人理解,“恰恰是在不同声音、不同意识相互交往的联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所以“思想就其本质上来讲是对话的”。
   与巴赫金论述的复调小说恰恰相反,在散文领域,杨朔散文是典型的“单调散文”。一是单调的叙事模式:由物及人、以物喻人。如《荔枝蜜》这篇极受推崇的典范之作,中学语文课本的“预习提示”中这样分析说:“这是一篇富有诗意和哲理的记叙文,文章由荔枝蜜的香甜,联想到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美好,再由蜜蜂辛勤的采花酿蜜,联想到劳动人民为创造新生活而进行的忘我劳动,热情歌颂了为人们酿造最甜的生活的人们的奉献精神。文章以‘我’对蜜蜂的感情变化为线索组织材料。‘我’对蜜蜂由讨厌到喜欢,又由喜欢到赞叹,再由赞叹到‘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思想感情得到升华。这个感情变化的过程,是作者对蜜蜂仔细观察和深入认识的过程,更是作者运用联想,由物及人,以事推理,从生活中提炼诗情和揭示哲理的过程。全文一线贯穿,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这样的论述几乎适用于杨朔所有的散文,只需要把蜜蜂改为别的什么东西就行了。这样的写法,中学生很容易领会,但却值得怀疑:真的诗情和哲理,不是僵死的、被线索组织起来的材料,而是散文中自由的、动态的有机成分。如果说整篇散文是一泓清泉,那么诗情和哲理应该是清泉中活泼的游鱼。杨朔的散文中,只有一串草绳吊着的死鱼。于是,千姿百态的行文方式消失了,只剩下一种比八股还要八股的现代八股——杨朔的叙事模式。
   二是单调的思维模式。叙述模式的单调与思维模式的单调是互为因果的。中国古代即有比兴的传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深刻的论述。杨朔的《茶花赋》标以“赋”的名称,显然深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文心•诠赋》曰:“赋者,铺也,铺采离文,体物写志也。”杨朔所有的文章,都是“赋”的思维方式,如《中学语文备课手册》写道:“《茶花赋》的题旨是:借茶花表达歌颂祖国之意,借茶花抒发热爱祖国之情;笔笔写茶花,处处赞茶花。”这是一种单线式的思维,虽然作者有意加几个“弯”,反而更加说明了它的“直”,说到底,这种思维方式使审美者和思想者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绞尽脑汁的“造文者”。“造文”的目的只有一个——歌颂和赞美。这种单调的思维模式,严重地损害了活泼的思维和丰富的心灵。它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风貌是一致的,它既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又是其牺牲品。
   其三是单调的抒情方式,中学语文教学给人的印象是:杨朔是个善于抒情的作家。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杨朔所抒的不过是矫揉造作之情罢了。杨朔的《海市》写于饥荒年代,他看到的却是:“有一个青年妇女,鬓角上插着一枝野花,倚着锄站在树荫里。她在做什么呢?哦,原来是公社扩音器里播出的全国小麦丰收的好消息。”这种抒情,很难说是从心灵深处流出来的真情实感。姑且不论其真实与否,就其感情的实质来说,则是无深度的,无层次感的。如果说鲁迅《野草》中的感情像一杯苦涩的浓茶,那么杨朔散文的感情则只是一杯没有味道的白开水。更为严重的是,在那样一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时代里如此抒情,难道不是在为专制统治者遮遮掩掩吗?如果这是杨朔的真情实感,那么他就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如果这不是他的真实感受,那么他就公然在撒谎。
   一元化杨朔散文与一元化的时代相契合,所谓“巧妙的构思”、“丰富的联想”、“精致的结构”,骨子里都是“九九归一”的。杨朔散文丝毫不具备巴赫金所说的“积极性”,即提问、诱发、回答、同意、或提出驳论的对话的积极性。今天的散文刊物上,这样的散文依然成千上万地被批量地制作。鲁迅开创的、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庄子》的散文传统被可耻地背叛了。直到九十年代,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的诞生,才标志着中国有了真正的“复调散文”。《我与地坛》仿佛是一个乐队的集体创作,每个音符、每种乐器都在努力张扬自己的见解,竭力显示自己的意识、受苦、悲悯、惶恐、不安、宁静、绝望、原罪以及道德和宗教探索。我听到了一声接一声的内心的呼号,这是在杨朔散文中绝不可能听到的。史铁生走出了杨朔的阴影,终于汇入鲁迅的暗流。《我与地坛》的诞生暗示着:当社会意识形态向多元转型时,散文领域也开始了静悄悄的、对“革命”的反动。
   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征兆。杨朔模式依然发挥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在无数宣讲杨朔散文的中学语文课堂上,老师们把这种模式像钉子一样敲打进孩子们的大脑里。孩子们很快学会了像杨朔一样进行写作,在这种写作中,想像的能力、求异的思维、诚实的品质、自然的情感都受到残酷的压抑。写作不再是一种精神的愉悦,而堕落成一种令人痛苦的,枯燥无味的编造。无数有文学天赋的孩子被扼杀在摇篮中,从而终身与文学绝缘。
   这一切并不全是杨朔个人的错。然而,杨朔模式至今仍是一场被当作正剧上演的喜剧,一个未被清理的公害。当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写作文是他们人生中最难受的事情之一的时候,我感到一种锥心的创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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