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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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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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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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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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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之后

   
   反叛之后
   
   一九九六年冬天,美国人再次选择克林顿当他们的总统。刚刚度过五十岁生日的克林顿听到当选的消息之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位满面红光、精力充沛的领袖,对于总统的宝座似乎心安理得。殊不知,二十八年以前,他作为一名真正的“反叛者”,最憎恶的恰恰是坐在总统宝座上的那个人——因为总统代表着不合理的现存制度,代表着金元和黑幕,代表着谎言和暴行。
   六十年代,是反叛者的时代。在中国,数千万的红卫兵在串联的路上,社会是一口被他们掀翻的锅。在美国,“愤怒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凯鲁阿克写下了他最著名的的小说《在路上》。是的,整整一代美国人都在路上:民主、反战、性和毒品是他们的信仰。他们浩浩荡荡地向华盛顿进军,白宫和国会山庄成为人潮中的孤岛。一九六八年是“反叛者之年”。那一年,美军在越南兵败如山倒;那一年,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相继遇刺;那一年,宁静的美国大学忽然成为风暴的中心,二十二岁的克林顿在大学的广场上向示威的人群发表慷慨激昂的反战演说,发誓要同反动的政府绝裂。全副武装的军警正准备开进大学的校门。

   他们堪称反叛的一代,一夜之间,他们就撕去了资产阶级二百年温情脉脉的面纱。反文化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性解放运动,嬉皮士运动……一切反叛的基因和资源都被纠结在一起。这对上一代人来说,确实“难以置信”——这是美国吗?
   二十八年之后,反叛者们仍然在路上,克林顿横穿美国,为竞选风尘仆仆地奔波,不过他已从体制外走到体制内,激情犹在,反叛却荡然无存。克林顿的同龄人们,也都回到原来的轨道上,随着潮起潮落,他们成了这个国家的脊梁——从政界要人到商界大亨,从学术精英到文化大腕,各个重要领域都被这群曾经愤怒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垄断。
   反叛,成为回忆中的光荣和自豪。反叛之后,必然是对“反叛”长久的反叛。当现存秩序向反叛者们敞开母亲温暖的胸膛的时候,反叛者们灵魂深处的游子情绪扩散开来。于是,他们走下神的祭坛,走向人的真实与卑微。加缪认为,反叛的人是处于神圣之前或之后的人,他专心于求索一种人类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一切答案都具有人性。反叛者会发现一切,或一无所有。反叛问题的现实性仅仅在于整个社会今天愿同神圣保持距离。“反叛是人的基本范畴之一”,这位哲学家的死亡方式证明了他对自己的这一命题的捍卫——加缪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正当盛年的哲学家来不及创造更多的思想,便与汽车——二十世纪技术发明最辉煌的象征之一——一起在高速公路上同归于尽。
   我几乎不相信克林顿这个满脸漂浮着伪善伪真的笑容的家伙,当年曾是勇敢的反叛者。他反叛酗酒的继父,反叛去越南送死的命运,反叛厚厚的教科书,也反叛这个最富足也最强大的国度。这种反叛是对纯洁的怀念,是向生存发出的呼唤。怀念是忧伤的,呼唤是痛切的。而青年的克林顿是愤怒的。愤怒这种情绪属于青年,中年人是很难愤怒的。谁见过中年克林顿的愤怒——在俄城大爆炸发生的时候?在痛斥萨达姆的时候?在遭到多尔攻击的时候?这些都仅仅是愤怒的“表情”,离心灵的愤怒已经很远了。愤怒的表情只是为了表演,愤怒心灵却是为了信仰。
   反叛之后的平静,是老人们早已料到的,而新的一代青年却难以忍受。我想,当中老年人为克林顿的五十岁生日祝福时,也有青年人投之以鄙夷的目光。加缪说过:“在等待成功的同时,人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前赴后继进行的反叛的总和”。那么,反叛是否并无前后,而为一条生生不息的,不知何所来,也不知何所往的河流?反叛是一种难于用价值标准界定的姿态,因为人们对丑恶和非正义的判断是迥异的。对于反叛者而言,唯有相反的观点才是真实的,这恰恰是反叛的“阿喀琉斯之踵”——反叛自身就在这里遭到了屈辱的颠覆。
   我所处的是一个“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时代,这个时代里一切反叛都纳入哈哈镜里,被扭曲变形。这个反叛之后只剩下精神废墟的时代,连几朵萧索的野百合花都见不到。这个时代的反叛者,已堕落为抢劫银行金库的亡命徒和纵欲过度的爱滋病患者。假如一个时代有令后人怀念的东西,必然是它的反叛者及其反叛的行动;但是,今天我所处的时代,反叛却头一次缺席。在一地飞舞的鸡毛里,思想如同一把锈迹斑斑的,什么也砍不动的刀。
   我们越来越心平气和,愤怒则成了一种危险的情绪。看到电视屏幕上演技高超的克林顿们,终于明白:这也许是反叛者的必然宿命,谁能抗拒成功的诱感力呢?即使是一名真诚的反叛者。反叛之后,回眸之时,这才知道,能发生的都已发生,不能发生的永远不能发生。当初的想法,实在有些幼稚可笑。“告别革命”的李泽厚、刘再复先生,本不该受到今天的年青人的谴责——他们不是落伍了,他们是“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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