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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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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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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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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访问日本,在离开东京成田国际机场的时候,遇到了一名男子向其投掷饮料瓶。当时现场一片混乱,该男子立刻被日本警方拘捕。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警察署宣布,该男子来自中国大陆,三十四岁,名叫薛义,是一名软件工程师。
   在薛义被日本警方拘押期间,约二十人赴日本驻华大使馆示威,要求日本政府立即释放这名“英雄”。示威者在使馆外拉起横额,高叫“李登辉是汉奸和日本人的走狗”等口号。这次示威没有受到警方的干涉,显然事先得到了批准。中共当局对游行示威控制极其严格,虽然宪法中规定了公民有游行示威的权利,但具体设定的《游行示威法》百般限制,几乎将此权利取消于无形之中。
   不过,当局对某些对其“无害”的甚至“有益”的游行示威,往往网开一面。比如,中美撞机事件之后中国民众围攻美国使馆、反日风潮民众中围攻日本使馆,即便其间出现了若干暴力行为,警察亦袖手充当旁观者。当局居高临下地赐予民众“爱国权”,且在背后煽风点火;而一旦引发国际舆论的反弹,便立即号令收兵,潮水般的大众顿时作鸟兽散。可以说,在几次“御赐爱国运动”中,官家的运作均达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

   日本电视上反复播放薛义在被捕的瞬间的画面。这名略显肥胖的中国男子,顽童般地对着镜头吐舌头、做鬼脸,不像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士,倒与日本右翼的暴力团的成员的流氓外表十分相似。此人究竟是英雄,还是泼皮,明眼人大致可以判断之。其言行举止,究竟是为国增光,还是败坏国人的国际形象,稍有常识之人自有结论。
   在缴纳了二十万日元的罚款之后,薛义被日本警方释放。于是,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旗下、历来以“爱国”著称的《国际先驱导报》,立即对其作长篇专访,企图塑造出又一个“爱国英雄”来,以安慰那些本已无国可爱的民众。
   表面上看,薛义是一个莽夫,其实他是一个聪明人。他完全知道什么是可以批评的,什么是不可以批评的。装腔作势的反日、反台的言行举止,自然能得到官家的赏识,更能得到愚民的欢呼。而一旦批评中共当局,便立即会被打入另册、永远不得翻身。中共驻日本使馆工作效率低下,在薛氏向日本警方提出会见使馆官员的要求之后,整整等待了两天时间,“祖国的亲人”才前来探监。尽管如此,曾经望穿秋水的薛义,不敢有丝毫怨言,在接受采访时,首先便对使馆表示感谢,也就是向党和政府输诚。分寸拿捏得相当准确。
   面临可能被日本政府被遣返回国的命运,薛义表示并不后悔。他如此描述当时的举动:“李登辉的支持者都站在安全线外,我并没一直和他们站在一起。买了饮料后,我回到旅客休息座位上等候。在听到李的支持者高呼他名字的时候,我以比平常稍快的速度走到人群背后,找到一个相对来说人较少的位置,同时喝了一口饮料,以降低李的支持者和警察的戒心。事前我并没有任何明显举动,所以他们不知道我的目的,也没人阻拦。”于是,他顺利地发出了那“惊天一掷”,终于一举成名。
   那么,薛义为什么要选择李登辉作为袭击对象呢?他的回答是:“日本警察曾问我,周围有那么多人,而我为什么偏偏要把饮料瓶投向李登辉?我当时就说了‘擒贼先擒王’这句话。”参与日本驻华使馆前要求释放薛义的示威活动的冯锦华,即当年因为到靖国神社侧门泼油漆被日方遣返的“爱国志士”,也有类似的解释:“像李登辉这样的民族败类,只会受到人民的唾弃。薛义的行为是代表中国普通人发出了质朴的声音,对‘台独’表达谴责,这是最重要的。”李登辉是不是“民族败类”,仁者见仁,智见智。薛冯二氏有何资格代表“人民”作出斩钉截铁的宣判?没有经过他人的授权而妄自“代表”,这本身就是一种专制主义思维。薛氏在现场也看到了有许多李登辉的支持者,他为何不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个“民族败类”居然有众多的支持者?这个被他们认定为“民族败类”的人,为何被另外一些人看作是台湾的“民主之父”?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一种文明的方式来处理政见上的分歧,偏偏选择暴力手段来恐吓及威胁,这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径有何区别呢?
   这些对李登辉恨之入骨的爱国者们,依然将李登辉当作“台独”的代表人物。其实,他们的资讯早已过时了。他们全然不知,近年来李登辉已经从“台独”立场上大幅后退,甚至主动提出访问大陆并与大陆和谈的愿望。他在两岸问题上的观点日趋务实,与陈水扁拉开了距离。因此,李登辉受到台湾岛内深绿阵营的严厉批判。此次薛氏以如此小儿科的手段袭击李登辉,反倒让深绿分子们在一旁偷着乐。此种做法不仅不能改善台湾民众对大陆的看法,相反将使得台湾民意更加疏离于大陆。“台独”意识的抬头,至少部分是天安门屠杀的血与火逼出来的,也是若干薛义式的“武林高手”逼出来的。
   但是,在彼岸,爱国永远是一把“政治正确”的“尚方宝剑”。薛义宣称:“我一直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如果不做(这件事),我不知道今后将如何面对自己。”薛义在接受访谈时还说:“爱国可以具体到很多方面,身在国外,应该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中国人和中国的形象。爱国不是空喊口号。面对对手,该示强的时候决不应示弱。”说得倒是头头是道,其“掷瓶”之举却是打自己的耳光。强大的中国不是用饮料瓶子便可以砸出来的。薛义的所作所为,让日本民众和台湾民众看到了某些大陆人丑陋、野蛮的嘴脸和扭曲、变态的心理,他们也许由此而蔑视、歧视那个“不文明的国家”。所以,其投掷瓶子的举动,不是张扬国权之举动,乃是匹夫之勇;不是爱国,乃是害国。
   百年以来,中国饱受西方欺负,更是沦陷于专制暴虐的“自我殖民主义”。此悲剧命运,“爱国贼”们功不可没。杂文家易大旗在分析这类“爱国贼”时指出:“他们的心理是扭曲的,其‘国家主义’的民族情结,由自恋成癖到自虐成狂,他们把自己的民族想像成一个含怨之妇,想像成一个披散着长发吊着长舌的、被人勒死的厉鬼,终日追魂索命,清算十代以上的血仇。”从童年时代开始,中国人便生活在一个被仇恨所毒化的社会氛围之中,却不敢对每天都在伤害自己的当权者说三道四。许多国人一说起台湾问题来,便如同好斗的公鸡一样眼睛充血、羽毛竖立;但是,对于身边被当权者欺辱、掠夺乃至杀害的同胞,却视若无物、冷漠如冰。于是,他们的爱国主义便呈现为“舍近逐远”的选择:遥远的日本、台湾、美国成为他们发泄心中怨愤的对象,同时还能让自己显得如此“爱国”,何乐而不为呢?
   “台独”所伤害的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大中华”的概念,“台独分子”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一个大陆民众的切身利益。是谁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山西奴隶童工事件?是谁命令荷枪实弹的军队杀害天安门广场上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是谁迫使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的农民因卖血而染上不治之症艾滋病?是谁生产并销售有毒奶粉导致数百名“大头娃娃”的出现?是谁向俄罗斯卑躬屈膝并签订条约出卖大片国土?是谁感谢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帮助中共夺取了江山?是谁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饿死三千万人的大饥荒?该不是李登辉和“台独分子”吧?
   此次“掷瓶事件”,难以被炒作成又一次反日运动的借口。因为薛义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日本警方对其处置完全符合法律,他在拘留所的生活也清闲而平安,不仅享有良好的饮食,还读书和锻炼身体。他说:“日本警方的态度还算友善。私下里他们中也有人对我说,你的心情的可以理解的,但是扔饮料瓶是不对的。”薛大英雄也许不知道同胞陈光诚在自己国家的监狱中的遭遇。陈光诚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是一位受过医学高等教育的盲人。本来,他可以通过行医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他勇敢地站了出来,为那些受歧视的残疾人,为那些被强迫堕胎的农妇提供法律帮助。于是,陈光诚被投进了监狱,并多次遭到警察的毒打。即便愤而绝食,即便律师抗议,也无助于改变其在狱中的恶劣处境。两相对比,日本与中国,哪个国家更加文明、更加法治、更加尊重人权呢?薛义先生何不尽早回到祖国,尝尝在祖国坐牢的滋味呢?
   从泼油漆到掷瓶子,当然都是“个人行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中共当局在背后策划和驱动。温家宝刚刚在日本完成了“破冰之旅”,胡锦涛刚刚接见了中日两国青年文化交流的代表团。此时此刻,中共当局并不愿与日本的关系继续恶化。因此,“掷瓶事件”所出现的时刻,并非中共所惬意的时刻。但是,其思想渊源则是近二十年来中共当局极端民族主义的宣教。在此意义上,当局可以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那么,谁是真正的爱国者呢?怎样做才能让中国成为受世人尊敬的“人国”呢?如今,对于真正的爱国者来说,并不需要将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也不需要将饮料瓶向李登辉头上扔去,需要的乃是贴近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贴近这群多灾多难的同胞。正如易大旗所说:“真正值得尊敬的爱国者,是使自己和所有同胞成为其‘人’的有志之士,他们从平凡的事体做起,关注家乡社区的建设,从一草一木乃至为细微末节之每一平方厘米的民主权益而抗争;他们当然从未忘却同胞的‘生存权’,以我之见,他们关注的多有‘非政治化’的问题,如教育、环保、艾滋病等等;他们热爱中华文化,又为这种文化融汇到世界文明潮流而努力,他们并不抗拒‘全球化’,却又警惕强势资本财团的无限扩张,捍卫个性、个人尊严和抵御‘麦当劳’的文化趋向;他们直面人生,为劳苦大众的不平而疾呼,决不对一切侵犯人权的权势者低下自己的头颅。”由是观之,薛冯之流的“爱国贼”显然不在其中。
   清朝末年义和团的符咒没有振兴中华,毛泽东时代红卫兵的打砸抢也没有振兴中华,九十年代愤青遍地“说不”的唾沫也没有振兴中华。泼皮式的爱国于今可休矣。在日本居住的数十万华人华侨中,亦有若干我所敬重的爱国者。比如东北汉子班忠义,数十年如一日为中国和韩国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呼吁和募捐,他每年都跋涉万水千山,将捐款亲自送到每一名受害者的手上;又比如湖南女子刘燕子,自费编辑发行中日双语的文学刊物《蓝》,该刊物堪称目前最佳的中日双语文学刊物,对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薛冯之流,对镜自照,不觉得自己的丑陋吗?
   批判专制的渊薮,盗来自由的火种;打破铁屋的黑暗,带来民主的新风。此方为爱国之正道。
   愿与有识、有志、有勇、有智之同胞在此路上同行。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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