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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长江读书奖”与皮影戏
·丁石孙的风骨
·又一个“岳麓书院”?
·中国的人肉筵席
·不能沉默——就高行健获奖的声明
·被背叛的蔡元培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中国足球:在愚昧中狂欢
·一句话里的良知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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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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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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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抽屉而写作

   
   为抽屉而写作(代跋)
   
   我是个早慧的孩子,不到两岁,我便能区分十多种色彩。我有四个年轻美丽的姨妈,她们各自爱穿一种自己喜欢的颜色的衣服,我那时便叫她们“红姨妈”、“白姨妈”、“蓝姨妈”、“黄姨妈”。我通过色彩来区分她们,这是一个孤独的孩子观察世界的方式——不愿执著于“本质”,而沉浸在经验世界那些鲜活的色彩里。因此,“颜色”变得比“姨妈”更加重要。母亲说,从那时起她便觉得我是个奇怪的孩子。
   我出奇的孤独,不喜欢与同龄的孩子玩。老师在称赞我学习成绩的同时,给我的学生手册上“缺点”一栏千篇一律地写上“不合群”三个字。那时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不合群”恰恰是从事写作的先决条件。“不合群”的我发现了蕴藏在落叶、流水、黑夜、灯光以及小方块字里的魅力,那种魅力既遥远又触手可及。

   小时候,北大对我来说是一处海市蜃楼般的地方,北大人个个是无所不能的伟人。外公家“成份”是地主,被扫地出门,我对垂泪的外婆说:“我要考北大,以后给外婆修一幢好大好大的房子!”(小孩的想法是无遮无掩的)许多年过去了,我终于被北大所接纳。北大是一座孤立于时间和空间之外的岛屿,被潮水咬得遍体鳞伤的岛屿。成千上万的书籍堆砌为城池,构成“内”与“外”的分野。这座颓败的校园依然奉行不干涉主义。湖光塔影之间,“不合群”与优缺点无关。这就足够了。李卓吾说:“大丈夫喜则清风明月,怒则迅雷呼风。”我虽不能活得如此自在,却也无须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无须做任何自己不想做的事——这是孤独给我的唯一的回报。
   周围已经没有多少人在写作了。我的写作却得以绵延不绝,从一九九三年到今,我写出了一百多万字,先后编选了四本没有公开出版的小册子:《行者手记》、《明天》、《远方》、《思人》。许多寂寞的夜晚,我一个人坐在未名湖畔蔡元培先生像前的草地上时,“为何写作”一直是痛苦我的“鸡肋”。
   按照乐观主义的说法,是为未来而写作;按照悲观主义的说法,是为抽屉而写作。一叠叠的稿子被陆陆续续地塞进抽屉。抽屉里爬满令人厌恶的蟑螂,让自己的某一部分鲜活的生命与蟑螂为伴,这不是一种幽默的举动。
   小小的抽屉像鲸鱼的巨嘴,不露牙齿地吞噬着我的文章。我,如同奴隶一样劳动,金色的谷穗却无一例外地要上交。而抽屉却对我说:这是唯一的接纳与憩居之地,除了此处,等待你的是铜墙铁壁,你撞破了头也不会有一声凛冽的回音。
   为抽屉而写作是我自己的选择。命运选择了我,我选择了写作的方式。为抽屉而写作,意味着一块砖头从金字塔浩大的工程中剥离出来,尽管这块砖头的反抗对金字塔本身毫无影响,但砖头却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为抽屉而写作,必然自绝于外界的肯定。如果说戏剧上演的目的是呼应着绵延的掌声,那么我的写作仅仅是一只小蜜蜂为自己酿蜜。难以忍受孤独和使我筋疲力尽的方块字,昭示着写作的艰难。在那些身心交瘁的日子,年纪轻轻的我窥见了窗口死神宁静而恬美的笑容。我想抽身而去,可是笔拉住我,要我填满雪白的方格。我自己宣判:“你终身苦役!”
   在抽屉之外的写作,是我无法认同的写作——它们让人们服从于身上的重重束缚,让人们在恐惧和面包之前低下头颅。文学已然堕落为枷锁和断头台的颂歌,是朦胧的月光,为黑暗横行张目。那些肯定性的写作,为什么也肯定不了,唯一的效果是肯定了自身的可耻和无价值。因此,我坚持否定性的写作,诚如加缪所说:“即使是否定的作品也仍然肯定了某些东西,并且对于我们悲悯而高尚的生活表达了敬意。”
   我的本科时代,过着清教徒式的刻苦谨严的生活,真有些辜负了未名湖的一池春水。我为被冷落的命运而感到幸福。“早无能事谐流辈,只有伤心胜古人”,我在旁人指认的“愚昧”中寻觅一种动人的诗意。这种诗意与那些吓人的真理无关,它仅仅是一些混浊不明的声音,它在沙漠的深处不抱任何乐观的情绪地呼唤着水源。它在我快要放弃的紧要关头匆匆赶来支援我。
   那道闸门还在。鲁迅说:“肩住那道黑暗的闸门,放孩子跑到光明宽敞的地方去。”我所做的,不仅没有比先生前进几步,反倒退却了几步——我必须肩住那道黑暗的闸门,却无须放孩子们跑到光明宽敞的地方去。不是我不愿意放,而是孩子们并不愿意跑。孩子们说,哪里都一样快乐。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见证》中曾形象地描述“鸡的心理”——鸡在啄食的时候只看见眼前的那粒谷子,别的什么也看不见,它啄了一粒又一粒,直到农夫扭断它的脖子。对鲁迅而言,肩住闸门既是行动也是目的。我要做的,仅仅是肩住闸门,至于它有没有意义,我无暇考虑。角落里,鲁四老爷假洋鬼子手挽着手,窃窃私语,我知道他们在说我的坏话的时候,这两个势不两立的家伙才会显得如此亲热。
   我的学长孔庆东在送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许多年前,我不知天高地厚对一个美丽的大二女生说:‘假如我为你肩住了闸门,你干什么?’她说:‘挠你的肋骨。’我当时气得‘悲愤无处说’。后来我明白,我不是画在宣传画上的董存瑞,永远那么顶天立地着给人看。我既能够肩住闸门,当然也就可以放下闸门。”我明白学长幽默背后的机锋,可我不能像禅宗所说的那样“背不动,就放下”。
   作品能够走出狭小的抽屉,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我仍将坚持为抽屉而写作的方式,这一写作方式由三只鼎立之足来支撑: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立场和边缘的姿态。为抽屉而写作,也就在极度的不自由中为自由而写作。自由是人类投身写作行为唯一的、也是最终的目的。写作及生活的目的只能是增加每个人身上和整个地球上都可能发现的自由和责任的总量。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是在结尾给每个懂得自由并热爱自由的人增添了某种内在的自由。
   这样做,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当我整理完这本书稿的时候,我真切地听见我的牙齿啃我的骨头的声音。
   冠盖满京华,思人独憔悴。
   自诩为思人的我,为抽屉而写作的我,走我自己的路。有朋友愿意同行,我不拒绝。
   选自《铁屋中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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