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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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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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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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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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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吃的人

   
   口吃的人
   
   我是一个口吃的人。
   小时候,因为口吃,遭到同龄人无数的嘲弄。他们学着我口吃的腔调,快活地在课间休息时表演。我曾哭泣着奔回家,责问母亲,为什么、为什么生下一个口吃的孩子?母亲也陪我掉眼泪。

   回想起来,也许是因为与病中的父亲的见面。那时我还在襁褓之中,父亲患肝炎,下了病危通知单。母亲抱着我到医院,隔着玻璃窗让父亲望望我。后来父亲奇迹般地死里逃生,但那次在死神阴影下的遥远的眺望,却撕裂了我对外部世界完整性的认识。尽管那时我什么也不懂,只有一双孩子的眼睛。鲁迅说的“于浩歌之际寒”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从此,我成了一个沉默的孩子,偶尔开口,也会口吃。
   我选择纸上的世界、笔耕的生涯,部分的原因是我的口吃。读汉代扬雄的《法言》、《太玄》,读不懂。每句话里都有冷僻的字眼和艰深的典故,不可能完整、流畅地读过一句话。“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裙。”当我知道扬雄是口吃者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他为什么要用艰深晦涩的文字写作《法言》、《太玄》。这是他对日常生活表达的困窘所进行的绝望的反抗。他一开口,便发现世界抛弃了他;他一落笔,便自觉地抛弃了世界。花开花落,循环的时间其实是由一处处的断裂组成的。《法言》、《太玄》是口吃者写的两本奇书,也许只有口吃者才读得懂。在那些寻常人以为平坦如砥的道路上,口吃的人却体验到坑坑洼洼。
   口吃是一种特殊的“残疾”。毛姆把它夸张为“生理和智力方面的缺陷”,口吃使他由虔诚的教徒变成了无神论者。毛姆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叔父一起生活。叔父是个五十多岁的单身的牧师,对小毛姆管教严厉,很容易便将教义灌输到他的心灵中。毛姆进了学校,由于受到同学们的嘲笑和侮辱,他发现口吃是多大的不幸。他在《圣经》上读过,只要信仰上帝,山也可以搬动。叔父曾说,这的的确确是事实。一天晚上,他拼命地祷告上帝,祈求上帝他去掉自己口吃的毛病。他的信仰是多么诚笃,入睡的时候,确信无疑明天早上醒过来定能同常人一样说话。他想象同学们看到自己不再口吃时的惊奇情形。第二天他欣喜若狂地醒来,却发现口吃依然如故。这一沉重打击使毛姆放弃了他的信仰。
   与扬雄的策略相反,毛姆的文笔轻松自如,温柔近人。扬雄以口吃式的写作对抗口吃,毛姆却在纸上营造了一处娓娓而谈的空间。“我对痛苦的感受比我对生命中的欢乐的感受强烈,这是我性格上的一个错误。但要是没有我生理上的缺陷,有个强壮的身体和健全的头脑,我并不反对再到这个世界上来重新做一世人。”
   口吃当然不是自己的错,也不是父母的错,但它施施然地矗立在那里,越想回避越回避不了。好比一道门槛,你抬起脚来想跨过去,却发现它永远在前面,永远也跨不过。毛姆是英国作家中文笔最流畅的语言大师,他放弃了对口吃的矫正和掩饰,流水在大堤前翻涌着,汇集着,那么让流水寻求一条新的水道吧。韩毓海在他的精彩之作《口吃者说》中,把口吃称为“表述功能的某种工作状态”,我很喜欢这个中性的定义。作为一个口吃的人,我敏锐地感受到其中的平等与尊重。韩毓海相信鲁迅也是有一种深刻的潜在的口吃的。“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便是一个明证。
   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是一部从哲学、美学、语言学的角度来讨论“口吃”问题的小说。生来口吃、体弱、性情不定的沟口,未成年时便到金阁寺当了和尚。“我在人生中遇到的第一难题就是美”——金阁寺象征着美,而主人公的口吃,则是“被排斥感”的生理依托。沟口因口吃遭现实社会及女人的轻蔑而痛苦,因发现被美抛弃而焦灼。语言腐蚀着现实,破碎的语言呼应着破碎的现实生活。沟口最后放火烧毁了美的造物金阁,他的口吃能因此而改变吗?《金阁寺》的字里行间,处处充满着日本文化特有的自丑自虐意识,但我认为它所揭示的“本体状态的口吃”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尴尬。小和尚还能活下去吗?我怀疑。
   读禅宗公案的时候,我大不敬地把禅师们都看作口吃的人。有僧礼拜雪峰义存禅师,师打五棒,僧曰:“过在甚么处?”师又打五棒。三圣慧然禅师问僧:“近离甚处?”僧便喝,师亦喝,僧又喝,师又喝。药山惟严禅师问僧:“甚处来?”曰:“江西来。”师以拄杖敲禅床三下。僧曰:“某甲粗知去处。”师抛下拄杖,僧无语。这些都是“无法言说的困境”的真实写照。说法,说法,“法”是要“说”的。但到了禅宗这里,“法”却无法说了。天下的口吃者,都投身到禅宗的门下。禅宗大师是一群思想者兼游戏者,以游戏的态度来看待思想所赋予的“口吃”,因此活得自足自在。
   这种“自在”在当代却很难拥有。现实对缄默和断裂极不宽容。在各地的方言中,都有形象生动的对口吃者的命名,这些命名充溢着非口吃者对口吃者洋洋自得的欺辱和嘲弄。例如四川方言把口吃的人叫“夹舌子”。“子”字颇有些古风,如孔子、孟子、韩非子的“子”。但“夹舌”二字极具动感,可谓穷形尽相,对口吃的人心灵的戕害是无以复加的。可惜的是,对这样一类“伤害性”的方言却没有几个语言学家去关注。语言的残暴继续显性于当代语境之中。今天的口吃者们,谁能有邓艾对答皇帝时“艾兮艾兮,凤兮凤兮”的幽默呢?
   罗伯——格里耶说过:“我永远也走不到彼岸,永远也上升不到‘类’,这也就是说,不存在对自我的‘完整而连贯的表述’,绝对的完整和连贯其实是不可能的。”直面自己思想的矛盾性的时候,操持语言为生的知识人便走向了口吃。口吃的人坚信:几乎所有连贯、完整和宏大的叙述都是虚伪的、空洞的和残忍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们,看似处于知识界的“话语中心”的位置,都该滔滔不绝地表达,但他们中间却有好些是有点口吃的人。例如谢冕教授和费振刚教授。谢冕教授是诗人,热情膨胀,一不小心就激动起来。一激动,高亢的语言便出现了中断,如欧阳修《醉翁亭记》所写的“峰回路转,有亭翼然”。这时,听众们都静静地等待着,分享谢冕内心承受的煎熬。而中文系系主任费振刚教授则是另一种典型,他冷静而安详。他的口吃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基于一种春蚕吐丝般的艰辛。听他讲课,我会时时想起蚕嚼桑叶或老牛反刍的形象来。表面上看,谢冕先生和费振刚先生是迥然不同的两类人,但骨子里他们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最重要的一种相似就是对“困难”的自觉意识。这又使我想起曹禺戏剧里常出现的对白来:“做人,难哪!”是的,做人,不容易;作知识人,更不容易;做有良心有个性的知识人,尤其不容易。
   从这个意义上,我也理解李银河为什么把丈夫的杂文随笔全编命名为《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在云南当知青的时候,知青们买东西时有一种骗当地人的方法:不还价,甩下一叠毛票让你慢慢数,同时把货物抱走。等你数完发现钱不够时,连人带货都找不到了。终于有一天,有个学生在这样买东西时被老乡扯住了。那位老乡决定要说该同学一顿,期期艾艾地憋了半天,才说出:“哇!不行啦!思想了!斗私批修啦!”沉默的大多数,只能这样结结巴巴地说话,说着不是他们自己的话。
   我依然口吃,但我依然不因口吃而痛苦。在可能的场合,我努力地表达和交流。否则,保持沉默。美国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无一例外地会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将成为呈堂证供。”
   说还是不说,这是一个问题。
   怎么说,这也是一个问题。
   
   选自《铁屋中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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