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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想飞的翅膀》(中国电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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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与痛的边缘》(大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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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此次被官方媒体宣扬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十七大,却是有史以来老百姓关注度最低的一次共产党的代表大会。

   西方媒体的记者在北京大学这所百年来政治气氛一直最浓烈的最高学府采访发现,许多北大学生根本不知道何谓“十七大”,不仅连“十七”这个数字都回答不上来,甚至还有人回答说,也许是在开人大或者政协会议吧。在北大三角地这个昔日最能反映中国政治动向的“风向标”,没有一个关于十七的招贴,甚至连官方的学生会和团委也没有贴出任何庆祝活动的消息。在三角地的公告栏中,全部都是关于英语培训、出国留学、工作招聘方面的资讯。记者们还到北京的街头巷尾去采访,北京人几百年来都身处“天子脚下”,其政治意识在全国向来是最突出的。而这次访问却让许多记者大跌眼镜:大部分北京市民根本不关心十七大,他们对谁能当选,谁会退休,以及外媒最感兴趣的江胡两大派系的争执更是持冷漠态度。老百姓们更关心的,是物价的飞涨,在最近几个月以来,粮食、蔬菜、鸡蛋和肉类等的价格几乎涨了一倍,让许多低收入家庭感到难以承受。民众怨气冲天,却找不到任何渠道可以表达。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政治动物”之誉,知识分子与政权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但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日益走向独立,与党渐行渐远。北京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徐友渔,在接受访谈时便毫不掩饰地指出:“我对十七大丝毫不感兴趣。它充其量是分权的问题,跟国计民生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知识群中有些人对它寄予很多希望,我不认为有,我对这些寄予希望的人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这种习惯已经无数次了,就是一厢情愿地抱着一丝希望,好像他们那个会真的就走向太平,结果是一次一次地寄予希望,一次一次地感到失望。人总是有限度的。所以我就不感兴趣。十七大后我的自由不会扩大,说不定还有减小的可能。现在我宁愿只能做一些非常缓慢非常艰难但是真正的事情,跟自己的努力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发善心。”这种看法,代表了大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声。他们已经不害怕公开表示对党的大会的厌恶与否定。这在二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而在毛泽东时代,每一次党代会都是“全民的狂欢节”,你想不关心它都不行。每个城市甚至每个村庄,党政机关都会组织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各个单位也会组织漫长的会议来学习大会的文件,即便你不是中共党员,这种学习也是必须尽的一种“义务”。党的控制渗透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甚至渗透到每一个毛孔之中。党的代表大会,自然也就不再是党自己的事情,而是全民的事情,是每一个人的事情,是关乎每一个家庭的柴米油盐的重大事件。在进入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代之后,随着中国社会格局的变异,民间社会的生长,民众与党的关系也日渐疏远。如果说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之前,老百姓还对党的“自改革”抱有善意的期望并愿意积极参与其中;那么,天安门屠杀之后,普通民众对这个党已经不再抱有任何的希望,虽然一时无法摆脱其独裁统治、掠夺和纠缠,但人们基本上把这个党看作是“瘟神”,忍耐它,但不会尊敬它。

   胡锦涛是中共夺取政权之后最弱势的一个最高统治者。胡锦涛无法改变这个既成的事实:大部分中国民众已经争取到了不关心党代会的权利。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你们开你们的会,我们过我们的生活。虽然胡锦涛多次在讲话中号召,中共全党要像古巴和北韩的统治者好好学习,但他显然无力将中国变成古巴、北韩或者将中国带回到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变化和走向,已经不以胡锦涛个人以及整个党的意愿为转移了。如果说毛泽东将中国看作是自己打下的一片江山,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他确实可以做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拍脑袋,一个奇思异想,便可以改变中国千百万人民的命运,让无数百姓家破人亡;那么,胡锦涛在多年媳妇熬成婆、由储君变成弱主之后,不得不强调“集体领导”,维持一个脆弱的平衡,他既无法在政治局内部一言九鼎,也难以削平越来越强势的地方势力,更对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分层化的格局无能为力,他只能以“守成”为最高目标。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中国年轻一代的心目中,党是一个如同恐龙一样的怪兽,党在公开媒体上所宣扬的种种意识形态和治国方略,都是一些不可理喻的谎言和废话。没有人当真。没有人出于信仰党的纲领和章程而加入其中,至多是出于实用主义的思想,认为加入其中可以分得一点好处而已。而一旦没有了好处,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党当作一张手纸一样扔掉。在城市中生活的年轻人,那些掌握了最新的科技和越来越多的资讯的年轻人,他们是中国的未来,他们热衷于各种来自西方的文化和娱乐方式。他们对“超级女声”和“超级男声”的关心,远远超过了对中共的党代会的关心。他们熟悉“超级女声”和“超级男声”的排行榜,对每一个偶像的生活细节、喜怒哀乐都了如指掌,却根本不知道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会中有几个成员,这几个成员分别是谁。我曾经询问过几个这样的“新新人类”,他们是电脑工程师,是电讯工程师,是建筑师,是时装设计师,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完整地说出这九个政治局常委的名字来。我为此而感到高兴。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背诵不出毛语录便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在今天,党显然已经无法控制民众情感的好恶了,已经无法继续让所有民众都来高度关注它的“内部事务”了。

   中共此次的大会,完全没有丝毫“与时俱进”的迹象。胡锦涛的报告了无新意,整个会议的过程也沉闷不堪。首先,党代表的产生就没有经过民主选举的过程,即便根据中共自己的党章来看,党代表的合法性也值得质疑。其次,虽然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实行一定限度的差额选举,差额幅度由上届的百分之五提升到百分之八,但当选的中央委员却并未按照选票的多少排列,外界根本不知道谁得票多少,这些已然属于“国家机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以及总书记、军委主席等最高职位,其程序更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没有一个普通百姓,甚至连党代表也不知道究竟是从多少人中选举出这九名大佬,这九个人各自的得票究竟如何。从头到尾都是黑箱作业,一切都如同黑社会的运作一样。不过黑社会似乎更加公平一点,老大至少要耍弄几下拳脚,显示一下武功,否则无以服众。对比越南共产党在上一次的党代会上就实行总书记竞选、出现两名候选人竞选总书记的重大改革,中共拒绝改革、拒绝在党内实现有限的民主化的立场昭然若揭。既然连党内有限的民主化也不愿推进,那更不用说整个社会的民主化和宪政化了。

   我发现,某些西方媒体和海外人士,津津乐道于江泽民和胡锦涛两大派系的斗争,认为此次大会是一次江胡的分赃大会。这种看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人进一步推论说:江仍然潜力巨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以曾庆红退休换取习近平、周永康、贺国强三名江系人马进入政治局常委,乃是最大的赢家;而胡只能让李克强一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且李的排名在习之后,习任书记处第一书记,主管党务,表明李接任最高领导的希望低于习,所以此次大会之后,胡不仅未能确定自己心仪的接班人,而且在政治局内不得不处于少数派的地位,依然难以全面施展其抱负。

   我并不同意此种分析。首先,此种看法夸大了江胡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江胡之间固然有矛盾和冲突,但他们有着更大的共同利益和目标诉求,那就是维持中共对权力的垄断、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在共同面对海内外的挑战和压力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并肩作战,他们是一个战壕中的战友。他们的价值观和家族利益的根基,都要靠一党独裁的制度来保障。江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闭幕式上他们手挽着手退场的场景,绝对不仅仅是作秀而已。如果用一个比喻来形容的话:江胡二人同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他们的口味不同,一个喜欢吃淮扬菜,一个喜欢吃徽菜,他们必然会为桌子上的菜品发生争执,但他们绝对不会愚蠢和冲动到掀翻桌子、让大家都没得吃的地步。

   其次,此种看法也夸大了两派人马犬牙交错的状态及互动的可能性。在今天中共的权力之争中,已经没有了主义和意识形态之争,没有人是保守派,也没有人是改革派,他们都是以利益维持结盟的态势。所以,一旦个人的利益出现浮动,他们就会立即站到队伍的另一边去,他们不会一辈子忠心耿耿于某一领袖,如同当年的许世友忠于毛泽东一样,一日为奴,便终身为奴。在江已经逐渐淡出领导层之后,即便是昔日的大内总管曾庆红,也未必就是铁杆的江派,更不用说周永康、贺国强之流了,他们必然见风使舵,投靠新的主人。因此,某些海外舆论认为,胡是因为江的制肘而无法施行政治改革措施。我认为,这要么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妄想,要么是用自己的热脸去贴胡的冷屁股。这些似是而非的解脱之辞,根本不能将胡作为专制者的本质漂白。

   十七大是一次被人民抛弃的党代会,我对它惟一的祝愿是:祝愿它成为中共最后的一次党代会。那才是中国人民之福。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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