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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屋中呐喊》(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铁屋中呐喊》(修订本)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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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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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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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说,还是不说》自序:言说的自由
·为谁擦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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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睁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
   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


一、谴责罪恶:从先知到保罗

   旧约中的“先知时代”,大约是主前六世纪左右,一群衣衫褴褛的先知开始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教会史家亚伯拉罕·赫瑟尔指出:“先知是一位与社会抗衡,抨击社会习尚和谬思,诅咒一切自满自任和苟同的人。先知常被催逼宣告与他心中相违背的事理;他基本的目的是要人与神相和好。为何两者需要和解?或者是由于人类错解了自主权,滥用自由,极具野心及专横的傲气,终致拒绝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先知是领航员,首先看到不远处的礁石;先知是好牧人,带领羊群脱离虎口。先知所说的话,人们一般不喜欢听;但人们如果照先知所说的那样去做,一定会收到荣神益人的果效。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是先知将神的话带进所处的世界,使一切事物产生彻底改变。
   先知的言行贯穿旧约,他们被真理光照而展开言语和行动。研究旧约神学的泰斗威廉·端力斯在《认识旧约神学》一书中指出,先知传统肇始于摩西,整个先知传统的基础乃是西奈山之约。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从神那里领受了特别的呼召,“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摩西与神相会之后,返回百姓的群中。“先知站在众人面前,就如一个人被造站在神面前一样。”(《列王记上》十七章一节)摩西之后,一个接一个的先知被神兴起。
   先知所传达的基本信息是谴责以色列人的罪。他们经历到神的圣洁,对百姓所犯的罪痛心疾首。他们谴责的罪,既是具体的犯罪行为,如一个民族的罪、一座城市的罪和每个人的罪;他们谴责的罪,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罪性,是人的堕落,是犯罪的欲望,是人对上帝荣耀的亏缺。历史学家余英时在分析先知时代的希伯来精神时指出:“基督教是一种‘救世’的宗教;它不但为西方文化树立了最高的道德标准,而且持此标准以转化世界。”
   先知的眼睛穿透历史的迷雾,先知的心中有衡量是非的天平。先知批判的对象包括君王、祭司和大众。首先,先知无惧地面对君王直言:“你就是那人!”那君王或是百战百胜,或是心黑手辣,或是奢侈淫乐,或是苛政猛于虎,惟有先知敢于发出让君王胆战心惊的预言。就社会地位而言,先知卑微、贫穷,如同乞丐一般,但他们拥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与勇气,不畏权势,刚直不阿。如先知拿单直斥大卫所犯的夺人妻子、并陷其丈夫于死地的大罪,大卫是以色列全盛时期权势显赫的君王,但他在拿单的面前也不得不折腰,因为拿单言说的是真理。
   其次,先知揭穿了当时徒具仪式的宗教的本质,以及祭司阶层的腐化。宗教在以色列王治时期便已失去活力;很多所谓的先知已变成君王的家臣。宫廷祭司只注重外在的礼仪而失去内心的顺服,他们求王的悦纳,而不求神的悦纳;他们认为王近在眼前,神远在天边。他们带给百姓虚假的信息,对百姓实施催眠术。先知耶利米严厉地指出:“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耶利米书》六章十四节)
   再其次,先知为真理的缘故不惜与“大众”和“人民”为敌。在先知看来,“人民崇拜”也是偶像崇拜之一种。“人民”未必站在正义一边。当以色列民众满足于形式宗教、满足于各种仪式和礼节的时候,当他们热衷于偶像崇拜、忘记与神所立之约的时候,先知告诉他们说:上帝的旨意镶嵌在人的内心,人只有凭借心灵和诚实才能来到上帝面前。先知直指整个问题的核心:宗教信仰所表达的,是人与神的交通;经过个人的体会,使人亲自作决定并且完全降服于神;宗教信仰最终带来正直的人生。先知告诉人民:“你们要洗濯,自洁。”
   先知像牛氓一样迫使大家都来直面严峻的处境。先知那断然决然的宣告,既不利于君王所珍惜的“稳定”,也揭穿了御用祭司的把戏。先知的宣告具有颠覆性,如闪电划破黑暗。宫廷祭司亚玛谢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打发人到国王耶罗波安那里,诋毁先知阿摩司说:“阿摩司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司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阿摩司书》七章十节)亚玛谢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为讨好国王耶罗波安,才如此告密。但他确实说出了部分的事实:对于那些全然败坏的君王和百姓来说,确实“担当不起”先知所说的、掷地有声的“神的话语”。先知耶利米把这类从神而来的话比喻为打碎磐石的大锤。在十七篇先知书里,有一群明光照耀的先知:他们对罪是如此敏感,对公义是如此坚持;他们对君王是那样严厉,对百姓又是那样怜悯。他们从尘土中崛起,却比君王更加高贵。
   当先知时代过去之后,上帝在新约中又兴起使徒们来,尤其兴起了保罗。保罗承续了旧约中的先知传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美国教会史家布鲁斯·雪莱在《基督教会史》中指出:“没有人——当然除了耶稣——能够像保罗那样塑造基督教。没有人像他那样为信仰全然摆上,更没有人想到扫罗会成为这样一个人。”保罗是这样一个人,他从前是残酷逼迫基督徒的积极分子,带着大祭司颁布的正式公文,前往大马士革逮捕逃亡的基督徒。他以为逼迫基督徒就是实践公义的最佳方式。然而,自从在大马士革城墙外被真理光照之后,他就成了耶稣基督的仆人,他的脚就踏定了传播福音的道路,成为打那美好的仗的战士。逮捕基督徒的扫罗,转变成被人逮捕的基督徒保罗,这一尖锐的对比彰显出上帝浩瀚无边的恩典。
   在《使徒行传》中,路加告诉人们许多关于保罗的故事:保罗如何在路司得被人用石头打、被留在城外等待死亡;如何在腓力比被打及被囚;如何在以弗所被卷进一场暴乱、成为众矢之的;如何在耶路撒冷被捕,下到监狱里;如何在地中海遭遇船难;最后如何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中。保罗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仍然坚信“因信称义的人必得生命”,这是他生命的原则。保罗的后半生一直在苦难中大声疾呼,他的生命成为信仰者的美好见证。希腊文中“见证”(martys)一词,演变成跟“殉道”(martydom)有关,绝对不是偶然,正像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所说的那样:“受苦是真正门徒的印记。”
   保罗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使徒中的使徒。惟有保罗有权柄依照由神而来的启示,严厉批评后来成为教会基石的彼得。要知道,彼得是与耶稣朝夕相处的门徒,虽然三次不认主,但他是门徒中最先认耶稣是基督的人,耶稣生前多次称赞这个有着孩子般心态的渔夫。按照中国人“先来后到”的观念,保罗根本没有资格谴责彼得。但是,此前劣迹斑斑的保罗,居然直言不讳地批评彼得“装假”、“行得不正,与福音真理不合”。(《加拉太书》二章十四节)保罗本人是持守公义的“光明之子”,才有此种护教和卫道的力量。
   保罗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伟大的文豪和学者,在二十一封使徒书信中,有十三封出自他之手。保罗来自三个世界:犹太、希腊和罗马——他接受过严格的犹太传统教育,在耶路撒冷著名的拉比迦马列门下研习犹太律法;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对希腊思想和文献了如指掌;他还是罗马公民,这使他具有特殊的自由权,比如可以四处奔波、在旅途受保护、进入上层社会等。如果说耶稣生前跟随他的门徒,全是地位低下、学识有限的草根人士,那么使徒中惟有保罗是知识分子,是哲学家和神学家。因此,他成为上帝拣选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第一人。保罗将福音传到外邦,传到罗马帝国,传到知识精英当中,让基督信仰给欧洲带来了脱胎换骨式的文化与精神更新。在此意义上,保罗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旧约中的先知和新约中的保罗,将带给今天的中国教会和基督徒哪些启发和鼓励呢?

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归信历程

   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中便缺乏一个超然的先知的传统,也从未有过一个像保罗那样具有向万民传播真理的使命感的人物。孔子并不关心灵魂的归宿问题,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他又说:“敬鬼神而远之。”他还说:“吾不语怪力乱神。”儒学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而仅仅是一种伦理学和政治学。在没有更高的彼岸价值支撑的前提之下,中国古代的士大夫考虑的重点便是此岸世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的归属只能是“学得帝王术,卖与帝王家”。
   职之是故,中国的士大夫从来都没有获得过精神上和人格上的独立,也从不敢轻易放弃来之不易的地位和权力。他们习惯于处庙堂之高,而难以处江湖之远。他们从未与民间社会建立起一种血肉般的联系。他们标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天下”从来都是“天子”的“天下”,而不是“天下苍生”的“天下”,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即便“万世师表”的孔夫子,也像丧家之犬一样奔波在寻求功名利禄的道路上。孔子教导弟子们说,国家的统治者如果有理性的话,便可以出来做官,辅助之;如果统治者毫无理性,那么就只好隐居和自保了。这是一种明哲保身的蜗牛哲学和鸵鸟哲学。但是,并不因为你像蜗牛一样缩到壳里、像鸵鸟一样将头埋在沙堆里,罪恶的泛滥和黑暗的肆虐就不存在了。
   今天的中国,共产主义已是明日黄花,重新回到儒学为主体的传统之中也于事无补。经济的发展、军费的增长、国力的强大,并不能掩盖罪恶的横行、灵魂的焦灼和真理的匮乏。学者陈奎德分析说,经过了一九八九年以来缺乏公正和公义的、畸形的经济改革,“中共赖以夺权的意识形态招牌——工农大众,被牺牲掉了,他们被压在社会底层成为上告无门、绝望愁苦的边缘人群。实际上,‘精英联盟’也就是‘掠夺联盟’、‘分赃联盟’,就是‘精英勾结,掠夺大众’。它对社会公平的颠覆孕育了躁动不安的地底岩浆,随时可能喷涌而出。”经济繁荣的泡沫已经难以掩盖着严峻的社会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乃是基本价值的缺失:“十几亿国人习惯于‘生活在虚假’之中,这在道德上严重败坏和毒化了全民族的基本伦理,毁掉几代人的道德良知,将会造成不堪设想的精神后遗症。”而大部分官员、经济学家、电视主持人和御用作家,完全无视无处不在的腐败、危机与邪恶,依然帮助掌权者打造“太平盛世”的虚假图景。他们的话如同鸦片、如同麻醉剂,让百姓如傀儡般“娱乐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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