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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火与冰》(经济日报出版社)
·《火与冰》再版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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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者”游戏——与克林顿对话的北大学生
·舟的遐想
·思想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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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屋中呐喊》(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铁屋中呐喊》(修订本)目录
·《铁屋中呐喊》修订版序言:铁屋子与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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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缺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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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文人与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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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死而生
·新《子不语》
·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
·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文艺理论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读陈寅恪的诗
·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焚书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嘴踢足球
·重读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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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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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克林顿访华言行录》
·读《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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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在全世界范围内,西藏是一处最不为人所知的区域。虽然青藏铁路开通之后,每天增加了数以千计络绎不绝的游客进入西藏,布达拉宫的接待能力也受到严峻的挑战;虽然在拉萨繁华的街道上,可以轻而易举地吃到海鲜和各种西式大餐,可以买到巴黎刚刚上市的时装和香水,但一般游客所看到的西藏,只是西藏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只是一个五光十色的橱窗。在橱窗的背后,有些什么呢?

   在西藏,仍然矗立着一道高高的“柏林墙”。当年,阻隔西德和东德的“柏林墙”并没有像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所期望的那样“千年永不倒”,在里根总统“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道墙吧”的呼吁中,在千千万万渴求自由的民众的诅咒中,柏林墙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今天,在西藏这片世界上最大、也最具传奇色彩的高原的四周,仍然存在着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柏林墙”。这道高墙的受害者,不仅是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藏族人民,也是所有的中国民众。

   普通的中国人比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更加不了解西藏,“柏林墙”牢固地竖立在他们的头脑之中。一说起西藏,他们便认为这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曾经盛行残酷的奴隶制度,布达拉宫是用奴隶的骨头堆砌起来的,是汉族给西藏带去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中央政府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巨额投资,西藏人理应感激不尽;达赖喇嘛是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的头子,是西方利用来反华的工具……这就是中共当局通过长期的教育、宣传和洗脑,而让普通民众形成的既定观念和思维方式。即便某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已经在西方生活很多年的人士,亦从不怀疑以上种种说法的真实性。几年前,我在洛杉矶华人作家协会为我组织的一次演讲会上,就遭到过两位自称北大校友的人士的猛烈攻击,他们的名片显示他们在美国某大学任教,可他们对西藏的看法跟中国大陆中学教科书上的那一套一模一样。愚昧已经成为一种难以医治的慢性病。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第一步便是让藏人自己开口说话,便是倾听藏人自己的声音。阿妈阿德的回忆录《记忆的声音》,便是这样一部跨世纪的西藏悲壮史诗。阿妈阿德是一个平凡的藏族女子,一九三二年出生于康区梁茹。五十年代初共产党军队进入藏区的时候,她还只是一个新婚不久的少妇,相夫教子,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当共产党开始系统地摧毁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时候,引起了藏族人民的反抗。阿妈阿德先后失去了父亲、丈夫、儿子、婆婆、姐夫和无数的亲人朋友,她本人也因为给抵抗组织通风报信而被捕入狱将近三十年,在狱中受尽酷刑的折磨,可谓九死一生。一九八五年,她辗转来到印度达兰萨拉,并在美国“女儿”布雷克斯莉的帮助下,用口述的方式完成了这本杜鹃啼血般的回忆录。正如作为记录者的布雷克斯莉所说的那样:“像多数藏人一样,阿妈阿德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因此,她的故事读起来更像丰富多彩的口头叙述,而非精雕细刻的文学作品。”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这部回忆录以惊人的真实性和朴实无华的风格,而成为藏族当代历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记忆的声音》作者阿妈阿德阿妈阿德是一位幸运的幸存者,她的许多同代人都惨死在战斗中以及此后漫长的集中营生涯中。幸存是一种幸福,是一种不可以挥霍的幸福,幸存者有责任讲述记忆,并竭尽全力让记忆成为历史,达赖喇嘛在给这本回忆录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我很高兴,不仅是为人们可以读到阿妈阿德的故事,而且也为她能在苦难中活下来,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世界。这个故事体现了中共占领西藏后,所有藏人如何受尽折磨,也体现了西藏妇女如何像男人一样做出牺牲,投身正义和争自由的战斗。正如阿妈阿德自己所说,这是一种声音,‘一种令世人记住那些失去生命的受难者的声音’。”毫无疑问,这也是一本值得推荐给每一个中国人阅读的书,它能够打破共产党炮制的虚假的“西藏观”,能够唤起有良知的汉族人士重新审视当局的西藏政策并重新看待相处了上千年的藏族邻居。

   当共产党军队刚刚进入藏区的时候,大部分藏人都持观望态度。这支陌生的军队比此前的国民党军队显得更加威武、整齐、富有朝气。阿妈阿德回忆说,在共产党进入藏区的最初阶段,“士兵们没有动过任何武力,也从没有威胁过我们。……中国士兵尽力做各种演讲,以模范行动赢得我们的信任。”她的回忆是真实的,她并没有刻意扭曲事实。她特别指出,当时共产党干部和士兵对藏人的佛教信仰表现出了一副虔敬、虔诚的样子。而藏人根本不知道,为了赢得他们的信任,研究他们的宗教和习俗,已成为共产党军队的军事训练的一部分。共产党军队在这一阶段的“秋毫无犯”,仅仅是为了麻痹藏人而已。

   很快,共产党便在藏区展开了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这是他们粉碎藏人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一招杀手锏。阿妈阿德发现,共产党逐渐重用一些“根正苗红”的乞丐,将他们提拔为各种领导机构中的傀儡角色。她写道:“中国人确实影响了一些乞丐和穷人。那些乞丐,以前没有人阻止他们过自己选择的生活,而且还一直慷慨地接济他们,可就在大家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却背弃自己的人民。看到这些,真令人无比痛心。……乞丐们接受任何任务之前,都要被灌输共产党的教条,让他们坚信富有的藏人和当地的头人是他们的敌人。还说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去监督社会、汇报谁在民众之间散布民族主义情绪。”由此,中共将昔日的西藏社会撕裂开了一个口子。

   紧接着,共产党大肆开发西藏,掠夺西藏的各种资源,西藏的自然环境从那个时候开始便遭到严重破坏。当然,藏区的破坏是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破坏同步进行的,许多领域的破坏是永久性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及其帮凶乃是人类的千古罪人。阿妈阿德在家乡渡过了田园诗一般美好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尽管自然条件恶劣、物质生活匮乏,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充实而富足,他们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和谐,阿妈阿德说:“在藏人眼中,大地是有生命的。土壤、高山、河流和天空诸神呵护着大地,滋养着大地。我们的文化一直追求与环境的完美和谐。我们只种那些我们需要的,这足够了。在共产党身上,我们看到的只有贪婪。现在,他们似乎计划开垦所有可利用的土地,养活他们的军队。”今天青藏铁路的修建,也是出于同样的贪婪。西藏的一草一木,惟有无声地哭泣。

   阿妈阿德所在的康巴地区,民风最为剽悍,当时的反抗运动也最为激烈。然而,面对装备精良、多如蝗虫的共产党军队,数量有限的藏人单凭勇气和体质与之对抗,宛如以卵击石、蝼蚁撼树。“人们发现藏族战士死去时,仍紧紧地握住手中的藏刀,那么紧,那么用力,手都变成了黑褐色。”不久,阿妈阿德也被捕了,并且受到种种酷刑的考验:“审讯的警察开始对我动粗,一连四天我都戴着手铐,手还被拷在后面,他们拼命往我大腿上踢,腿上肿了一大块,过了三十九年后还能感觉得到。”还有更可怕的酷刑在等待着她:“有时他们扯我的头发,有时拉我站起来,强迫我跪在削尖的木片上。有一次,他们把竹签楔进我食指的指甲盖儿下,把指甲下的皮肉都撕裂开了,一直裂到第一个指关节。他们把竹签子慢慢地往里插,想要强迫我交待。我眼前浮现出一张张家人和朋友的脸孔,现在已经很明白,如果我开口,这样的逼供就会没完没了。最后我疼得昏死过去。”这位信仰坚定的女子,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从未出卖和揭发过别人,从未背叛自己的民族,从未向毛泽东像表示效忠。当她出狱的时候,已经由一名鲜花般的少妇变成了伤痕累累的老人。

   这些章节让我不忍卒读,同时我也为自己身为汉人而感到羞愧。近代以来,藏人不曾侵犯过汉人;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藏人也从未试图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可是,毛泽东却要彻底征服并按照他的方式改造西藏,不惜为之付出血的代价。在通常情况下,杀戮是有理由的,可是中共政权对藏族的杀戮却毫无理由。如果硬要找出理由的话,也许就是因为毛个人疯狂的野心。毛泽东政权对西藏人的种族屠杀,虽然数量上没有达到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但性质完全是一样的。此前,我们对此罪恶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我们谴责毛泽东发起的种种政治运动以及大饥荒造成数千万人死难,却很少对藏族的悲惨遭遇表示同情。我们的人权观和自由观是有选择的,是有缺陷的,我们自己却从未意识到这一点。直到今天,西藏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小资”心目中,仅仅是一个“香格里拉”一般的梦幻之地。在各种小说、游记和摄影作品中,西藏常常被当作浪漫的爱情故事的最佳背景和对平庸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反动。因此,那一切怀着“猎奇”的心态的、以西藏为题材的汉语文学,在阿妈阿德的这本回忆录面前,都黯然失色,都轻得失去了重量。

   每个民族都需要见证者,尤其是那些被杀戮、被侮辱、被漠视的民族。大屠杀见证者、华盛顿大屠杀博物馆的创始人、作家韦塞尔于一九八六年获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者称他是“人类的信使”,赞扬他记录下了“在人类遭受极大羞辱和彻底蔑视时的个人经历”。韦塞尔把保存苦难受害者的记忆当作自己的使命,他说:“歌德说,人在悲痛时会沉默,这时候,上帝便把歌唱悲伤的力量给了人。从此,人再也不可能选择不歌唱。……我为什么写作呢?为的是受害者不被遗忘,为的是帮助死者战胜死亡。”如果说韦塞尔是犹太民族的见证者,那么阿妈阿德便是藏族的见证者。最为可贵的是,在经历了地狱般的劳改生涯之后,她仍然保持了人类的尊严、宽容和慈爱,她并不憎恨那些对她施加过暴力的人,更不试图寻求报复。她对西藏被戕害的命运深感悲伤,却不主张用激进的方式寻求独立,她在回忆录的结尾处呼吁说:“愿人们认识到和平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空气,愿人们都能理解纷争不可能靠武力来解决。”可惜的是,迷信武力的、傲慢的北京当局根本不愿听取达赖喇嘛和阿妈阿德们真诚而富有建设性的呼吁。

   这是一本记忆之书,这是一部法庭的证词,阿妈阿德不是熟悉遣词造句、学识渊博的作家和学者,她的这本口述回忆录却具有特殊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学者徐贲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文中指出,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为其它灾难见证设立了重要的先例。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亚历山大称灾难幸存者的见证为“一种新的历史凭证”,称作见证的幸存者为“一种新的历史行动者”。韦塞尔也说过:“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见证文学。我们都曾身为目击证人,而我们觉得必须为未来作见证。”我相信,阿妈阿德的《记忆的声音》完全有资格成为世界“见证文学”宝库中倍受珍惜的作品之一。未来汉族和藏族实现和解的那一天,这本回忆录将被收藏在历史博物馆中。我们的后人将会惊叹于自身的历史中出现过如此黑暗的一页,更将为我们有过阿妈阿德这样一位如同“压伤的芦苇不折断”的前辈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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