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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焚书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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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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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说,还是不说》自序:言说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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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还是不杀:读伍立杨《鬼神泣壮烈》
·“我是警察我怕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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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绅士与流氓评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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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近日,中共举办纪念胡耀邦的系列活动,美国总统布什和联合国酷刑特使先后访华,铁幕似乎撕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与此同时,中共这个拥有六千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却连续对数十名“持自己政见”的公民实施了毒打、抓捕、幽禁、跟踪、监听等诸多违法行动。没有一项行动是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布的——尽管所有媒体都是党的“喉舌”,按照常理,党的暴力机器整肃“不稳定因素”是党的骄傲,党为什么不敢公诸于世呢?这个号称“三个代表”的党,为什么脆弱得像一阵风就要吹倒的林妹妹、胆怯得像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的老鼠呢?

   这几天,我的许多朋友要么无法出门,要么被遣送到外地,要么被切断电话和网络,要么受到全天候的跟踪,这张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很长:刘晓波、丁子霖、包遵信、余世存、浦志强、胡佳、张祖桦……他们都是作家、学者、律师和NGO组织的活跃分子,他们不是掌握先进武器的恐怖分子,他们对这个社会不具有危害性。那么,这个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个拥有数百万军警宪特、武装到牙齿的党,为什么会如此害怕这样一些手无寸铁的、仅仅是说了几句真话的公民呢?
   相对于一些朋友而言,我还拥有行动的自由,虽然几天前我所居住的社区的保安突然全天候站在我家楼下的大门口,即便我出门到楼下的便利店买东西,他们也会立即用步话机报告我的行踪,但我毕竟没有受到直接的、粗暴的干预和拦阻。十一月二十日,来华访问的布什总统在北京岗瓦市教堂参加礼拜活动,并在留言薄上写下“上帝保佑中国的基督徒”的字句。感谢上帝,在同一天里,我和妻子虽然没有去参加岗瓦市教堂的主日崇拜活动——听朋友说,在那个教堂外严阵以待的警察,比教堂里参加聚会的基督徒还要多——但我们仍然自由地前去参加了方舟教会的主日崇拜活动。在聚会中,我为蔡卓华牧师祷告,这位忠心的仆人因为印刷和传播《圣经》,刚刚被中共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这是中共方面给作为虔诚的基督徒的布什总统的一份厚重的“见面礼”。
   十一月二十一日,是布什总统访华的第二天。这天下午,学者刘柠与日本作家麻生晴一郎以及日本的媒体工作者大谷龙司、佐藤充则、平野爱等人约我见面,他们希望与我一起探讨中日关系问题。我向来重视这种民间形态的交流活动,便约他们到我家中来访谈。下午三点半,当他们到达我家楼下时,却被一名便衣和两名保安堵在大门口。我闻讯来到楼下,发现一个便衣人员正在查看刘柠的身份证,便立即要求此人将身份证归还给刘柠。我严正地向这名便衣指出:“你究竟是什么身份?是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还是警察?如果你是物业的工作人员,你没有权力查看任何公民的身份证;如果你是警察,请你先出示警官证,然后才能检查他人的身份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的条款,你怎么能知法犯法呢?”这名便衣不敢亮出他的警官证件,只是言不及义地解释说:“我看他们拿着摄影机,所以需要查问一下。”我立即反驳说:“中国究竟有哪条法律规定了,携带摄影机的人就是危险分子?”他瞠目结舌,半天回答不上来。我接上几位朋友回家,他们最终不敢阻拦。
   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午两点半,我乘坐社区的大巴去国贸。刚刚上车,两个便衣立即上车,他们的面孔我已经熟悉了——三十上下的年轻人,平头,干练,腋下夹着似乎是统一配备的公文包。到了国贸,我去银行取钱,去超市购物,他们寸步不离地跟着。这些中共的特务们已经毫无廉耻之心了,他们没有回避我直视的目光,他们的目光呆滞而混沌,像机器人一样。然后,我来到一家星巴克咖啡厅会见一位在美国媒体工作的朋友,一名便衣特务也买了一杯咖啡坐在我们旁边,还不时探过头来侧耳倾听我们的谈话。五点钟,我又来到社区班车的车站,乘坐这趟班车回家。跟踪的特务们没有继续上班车,而是开着一辆汽车跟在班车后面。当我回到社区时,已经有其他的便衣特务等候在我下车的地方了。我下车之后,去小区的一家杂货店买水果,一名便衣特务紧紧跟在我身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挑选水果。当我抬头直视他的时候,他赶紧将目光转移开了。我买完水果,他仍然跟着我走出小店,直至我回到家中。他兢兢业业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会有什么奖赏等着他呢?而我幸运地拥有了一名不花一分钱的“保镖”,一路外出我可以不必担心有小偷的光顾。
   在特务们的监视和跟踪之下——当然我知道我的所有的电话、电子邮件和信件他们都知道,我过着一种完全“透明”的生活。这是我选择说真话所付出的必要代价。我宁愿付出这样的代价,也不愿加入那些说谎者的行列。当我初次与秘密警察相遇的时候,心中确实有不少的恐惧感。如今,他们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也成为了他们的“衣食父母”之一。没有一批像我这样的人物,他们这个机构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呢?如今,对于这些“专政机器上的螺丝钉”,我心中早已没有了恐惧感,我相信那些内心真正感到恐惧的,反倒是特务和他们的主子。作为“世界第一大党”的中共统治者们,俨然坐在一个火山口上,他们哪一天不是寝食难安呢?
   我更相信,在中共垮台的那一天,特务和他们的主子们的命运,不会比昔日那些苏共的当权者们好到哪里去:一九九一年冬天,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当苏共的中央委员们匆匆撤离宏伟的苏共中央大楼的时候,数以万计的民众早已在大楼门口等候着他们了。老百姓不是毕恭毕敬地为这些曾经作威作福的官僚们送行,乃是以铺天盖地的唾沫显示对他们无比的憎恶。我是一名基督徒,我恨恶罪,而不恨恶罪人,我不会加入其中去多吐他们一口唾沫。但是,我也不会阻止那些被苛政虐待数十年的中国同胞这样做的——这是他们表达自己的爱憎的方式和权利。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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