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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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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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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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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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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为何纪念胡耀邦?

   当大部分中国人刚刚陷入“胡温新政”肥皂泡破灭的失望之中时,突然又传出胡锦涛将在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举行若干纪念胡耀邦的活动的消息。此消息与其他重要信息一样,首先由海外媒体报道,然后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大陆知识分子当中口耳相传。在近两年来国内政治、文化、新闻出版处于一片肃杀的氛围下,这个消息被夸大成“胡锦涛即将启动政治改革”的先声。然而,人们却有意无意地忘却了半年前胡锦涛咒骂戈尔巴乔夫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的讲话,也忘却了半年前在赵紫阳逝世期间胡锦涛草木皆兵的丑态——甚至动用秘密警察用万能胶堵上堵塞了一些知识分子家门的钥匙孔。
   胡锦涛有可能通过纪念胡耀邦而启动天安门屠杀之后封冻十六年的政治改革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胡锦涛允许纪念胡耀邦,并非他本人认同胡耀邦的改革之路和人格模式,也并不是因为他与胡耀邦同属团派系统而对其有亲近感。相反,当年胡耀邦被老人帮非法罢黜之后,胡锦涛是第一个发电拥护此决定的地方大员。感情充沛、生活简朴、言谈随便的胡耀邦,与不苟言笑、呆若木鸡、照本宣科的胡锦涛相比,简直就是人性的两极,他们之间找不到任何相似之处。
   其次,胡锦涛“恩准”由有关部门来纪念的胡耀邦,是一个被“胡锦涛化”的胡耀邦,胡耀邦思想中最敏锐、最“自由化”的部分,绝对不会在此次纪念活动中得以凸现。这样的纪念其实不是纪念,而只是另一次适应现实的“阉割”。
   第三,中共方面此次放出风声说要在纪念胡耀邦上有“大动作”,与年初处理赵紫阳后事时的冷酷无情形成鲜明对比。这充分说明,在当局看来,胡耀邦曾作过自我批评,顺从“老人帮”的意志乖乖下台,还算是犯过错误、但总体尚好、可以被原谅的前领导人;而在“六四”屠城的关键时刻不同意对学生和市民开枪、此后亦一直拒绝认错的赵紫阳,则是不可原谅的、“企图分裂党”的“叛徒”。
   迄今为止,胡锦涛没有透露出对民主和自由有丝毫的兴趣,对西方世界亦毫无好感。与对西方世界充满艳羡的江相比,胡对西方相当冷淡和疏离——这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个人经历和性格的原因。江在四十年代接受美式的大学教育,胡则在毛泽东时代最左的清华大学担任政治辅导员,胡所有的文化资源和政治哲学都是在毛泽东时代获得的。胡在地方任职期间,几乎全部都身处西部地区最贫穷、最封闭的省分,如甘肃、贵州和西藏。他从未在东部沿海开放地区任职,即便对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好处也体会不多。
   胡不仅在政治上是强硬的左派,在经济上也更倾向于“国家控制”。二零零五年以来中共宣传机器大张旗鼓、前所未有地纪念陈云,胡显然有其深意在——提倡“鸟笼经济”的陈云比提拔他的恩主邓小平更加“政治正确”。胡根本无法让已相当程度地“自由化”的中国经济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他亦无此雄心和魄力;但是,他却有力量让政治和文化方面向毛时代靠拢:从闹剧般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到“围堵颜色革命”,从重判网络异议作家到整肃传媒,皆是如此。
   据一位八十年代曾与胡有过“亲密接触”的人士透露,胡家中几乎没有什么藏书,他唯一的爱好就是阅读《人民日报》并在上面详细地圈圈点点。这也难怪胡在访问俄罗斯时,回答俄国记者“阅读过什么俄国文学经典”的问题,会脱口而出:“我看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是一本斯大林时代炮制的灌输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儿童文学”,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没有人知道这本书了。如果换了喜欢炫耀学识的江,他的回答大概会是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无论他本人是否真阅读过。胡的答案在俄罗斯媒体上沦为笑柄。这一细节也说明,胡的学识相当贫乏,其文化知识结构深受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制约,其思想倾向亦远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潮流。
   俄罗斯学者索尔•舒尔曼在《权力与命运》一书中指出,苏联这种刻板的极权主义体制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这个体制中的任何变革只能自上而下进行,自下而上的变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迟早会被坦克镇压的。一般来说,试图进行激进的民主改革的领导人,也不可能在这个体制当中达到权力的最高峰,因为这种体制会严格挑选掌握它的人。所以,改革成为一个“死结”。那么,戈尔巴乔夫是怎么出现的呢?戈尔巴乔夫被提拔,是因为克里姆林宫连续死了三个主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党内外再也无法忍受接二连三的葬礼了,戈尔巴乔夫才凭借年龄优势脱颖而出,“戈尔巴乔夫是这个体制的人,但他是这个体制由于偶尔疏漏而被推上顶峰的人当中优秀的一员”。
   英国思想家波普在谈及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民主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指出了这样一个细节:戈氏访问过美国几次,看清了那里的真相。戈氏发现民主和自由带给美国社会蓬勃生机,他希望死气沉沉的苏联也能像美国一样,这比捍卫一党专制和所谓“社会主义制度”更为重要。戈氏说过一句名言:“我希望苏联人民能是正常的百姓。”这句话意味着他已看透了事情的本质,他知道苏联的老百姓过着不正常的生活。波普一针见血地指出:“戈尔巴乔夫的价值就在于他了解,苏联人民跟美国人民相比是不‘正常’的。”
   中共的体制渊源于苏共。中共的领导人筛选体制也曾出过某些“差错”——在“文革”结束之初,邓小平尚有一定的思想活力,先后提拔了胡耀邦和赵紫阳。由于种种原因,胡耀邦和赵紫阳最后均未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吸取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不忠诚”的“教训”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们为确保“红色江山不变色”,在挑选接班人问题上慎之又慎。胡是邓“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这表明在邓眼中,胡与江没有大的差异,都是“一路货色”。胡之所以被邓选中、又在江的治下度过了十三年如履薄冰的“皇储”生涯,亦表明他绝不会一夜之间变成“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由胡锦涛这样的人担任党魁,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共体制内已不可能出现任何良性的改革力量。
   胡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国民是“不正常”的国民:自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共治下的老百姓便陷入了专制暴政的“捕鼠器”之中,过着极端“不正常的生活”。刚刚落幕的江泽民时代和刚刚上演的胡锦涛时代,皆大大加剧了此种“不正常”——我们都是天安门屠杀的幸存者,都是现实苦难的制造者和承受者,用鲁迅的话来说,集吃人者和被吃者于一身。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若干“共和国卫士”们成为铤而走险的抢劫杀人犯。十五年前那些向市民和学生开枪的士兵原本就是工农子弟,服役期满之后却遭到其忠心耿耿保卫的政权的抛弃。近年来发生在内地及蔓延到港澳的若干抢劫银行和绑架富豪的恶性案件,主犯大都是复员军人。巨大的贫富悬殊所产生的仇恨、“劣等公民”的身份歧视导致的愤怒、乡村和城市贫民区中令人绝望的现实,使这些曾充当“钢铁长城”的前士兵们继续杀人。胡锦涛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也生活在“不正常”的状态之下。出访欧美诸国的时候,却需要由使馆出钱雇佣侨民和留学生前来“欢迎”——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荣誉”呢?
   胡锦涛是戈尔巴乔夫的反面,与有宗教信仰和道德感的戈氏不同,胡不会考虑永恒的问题。同时,胡也对诺贝尔和平奖不感兴趣——区区一百万美元奖金,还不如中共一名厅局级官员一届任期内贪污受贿所得的赃款,又岂会被胡总书记放在眼里?胡不会是改革者,这只是部分西方媒体和中国问题专家抛来的“媚眼”和一些奴性十足的中国御用知识分子抛出的“绣球”,胡本人根本不会接受。当然,胡也拿不出新的意识形态作为中共这一垂死的“百足之虫”的“强心剂”,他只能继续沿用江时代三心二意的民族主义作为号召。他所倡导的“新三民主义”与“三个代表”一样空洞无物,“和谐社会”之说更是沦为笑柄——造成中国社会“不和谐”的最主要因素,恰恰就是一党专政的中共的存在。
   江胡对立的“江湖”
   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前夕,有两个值得关注的新闻点:胡锦涛与曾庆红这两个曾“不共戴天”的敌人,居然联手巩固政权;多家海外媒体亦报道,团派人物纷纷占据若干省部级要津,上海帮和太子党手中控制的部门日渐减少。这两则新闻表明,江胡之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江已日薄西山,无力继续遥控政局;胡则开始主动攻击,积极布局嫡系人马。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自动”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终于“全身而退”。据《纽约时报》透露,江胡能够实现“和平交班”,背后最大的推手是长期担任江智囊的曾庆红。由此,江曾关系急速恶化,胡曾则迅速接近。这也正说明政坛的一条原则:“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江并不是主动辞职的,而是自以为是地接受了曾庆红“以退为进”的建议,最终作茧自缚,心不甘情不愿地“别了,政治局”。在独裁制度下,权力就是生命,权力就是财富,权力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失去权力就意味着立即失去这一切。在独裁制度下,所有的“政治智慧”都集中在如何获得和掌握权力上。无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被锻炼成运用权力的大师,也都成为权力囚笼中身不由己的囚徒。
   江绝对不会“主动辞职”,即便海内外、党内外、军内外的压力大到了让他难以承受的地步,他仍然会赖在宝座上不走。对于江泽民来说,比起“党和国家的事业”来,个人在媒体和国际舞台上出出风头更重要;另一方面,在考虑到儿子江绵恒前途的时候,他哪会有“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呢?江绵恒无才无德,仅仅因为是江泽民的儿子,短短几年间就在军界、科技界、商界和政界八面玲珑、青云直上。其个人资产究竟有多大规模,“不足为外人道也”,但相信会比大多数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的富翁们多得多。
   在江泽民“光荣退休”时,人们普遍推测,江虽然无法像邓那样随心所欲地垂帘听政,但也不会像朱鎔基、乔石等人那样,一旦卸职便基本不问政事、在公众生活中也“杳无音信”,其影响力至少还将保持两三年时间。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江还会竭力在外交、安全、军事等领域发挥影响。近三年以来,海内外舆论一直把焦点对准“江胡之争”。从萨斯危机到台湾大选,从开发东北到宏观调控,从孙志刚之死到蒋彦永获释,从压制上海地产泡沫到调整港台政策,从打压赵紫阳丧事到宣称纪念胡耀邦,诸多政治经济领域的事件均被放在“江胡之争”的背景下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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