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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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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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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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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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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与光的背面》之十九:在“左”与“右”之间的美国知识分子


   在“左”与“右”之间的美国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必须接受贫穷与孤独,而且是那么经常地接受。他本可轻易而愉快地选择旧路,接受时尚、教育和宗教,可他宁可背起十字架,经历苦难去寻找自己的出路。……他是使自己超脱了私心杂念并因此得到升华的人,他依靠民众和充满活力的思想去呼吸,去生活。他是世界的眼睛。他是世界的心脏。他要保存和传播英雄主义的情操、高尚的传记、优美的诗章与历史的结论,以此抵抗那种不断向野蛮倒退的粗俗的繁荣。
   ——爱默生《美国学者》

   历史进入二零零四年,又是美国的大选年。以大选为发泄口,美国社会诸多互相对立和牵制的观点风起云涌。在知识分子当中,“左”与“右”也展开了新一轮更为激烈的辩论。此时,伊拉克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中东暴君萨达姆束手就擒,北非强人卡扎菲也闻风转变,中东地区的民主化展示出了一线曙光。美国国内的经济也呈现出强劲复苏的势态。在此背景下,小布什的连任前景看好,而美国保守派势力也得以大大地声张。有学者甚至认为,现在是美国右派力量最强而左派力量最弱的时期。
   两年之前,二零零二年的夏天,美国总统布什曾在西点军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过一次演讲。这篇演讲被分析家称为“迄今为止对我们为何而战的最详尽的阐述”,即“一种自由主义,该主义不仅将美国的国力用于保卫国家,还用于保护自由和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这篇演讲不仅是布什对诸多批评的有力回应,也是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一次集中阐述。布什回顾了冷战的历史进程,对美国在冷战中获胜的原因作出了分析:“美国曾以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多种不同方式对抗极权主义,但明确的道义目标是我们在冷战中取胜的关键。当肯尼迪和里根等领袖拒绝掩饰暴君的残酷时,他们给被监禁者、持不同政见者和被流放者带去了希望,并把自由国家团结在一个伟大事业中。”他像威尔逊一样以一种道德激情去处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明确否定了以基辛格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外交模式。
   布什在这篇演讲中宣称:“任何文明、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道义真理都是相同的。谋杀无辜平民在任何地方都永远是不对的;凶残地对待妇女在任何地方都永远是不对的。正义与残暴、无辜者与有罪者之间无中立可言。我们处于善恶冲突中,美国矢志直斥邪恶。通过对抗邪恶和无法无天的政权,我们没有制造问题,而是揭露了问题。我们将领导世界与邪恶抗衡。”在这篇演讲的最后部分,布什谈到了对未来的展望和对美国国际作用的定位:“二十世纪以人类进步的唯一幸存的模式而终结,这种模式以人类尊严、法治、限制国家权力、尊重妇女、尊重私有财产、言论自由、司法公正和宗教宽容等不可商榷的要求为基础。美国不能将这一见解强加于人,然而我们能够支持和报答为其人民做出了正确选择的政府。通过经济发展援助、外交努力、国际广播和教育援助,美国将促进节制、宽容和人权。我们将捍卫使所有进步成为可能的世界和平。”这段话显然是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肯定以及对亨廷顿“文化相对论”的否定。布什的外交政策源于他的基本信仰,由此也产生了两个基本的判断:第一,在这个充满危险的世界中,美国必须保障自己的安全,为此不惜摆脱联合国的约束;第二,美国可以用有限度的武力来改变世界的状况,对专制国家实施“国家改造”,使之成为民主国家。这就是刚刚浮出历史水面的“布什主义”,也可以看作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政治纲领。在未来相当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它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主导思想。布什政府对西方核心价值——即“自由价值”——的坚持和推广,是否真能给人类带来福音呢?人们将拭目以待。
   这篇演讲在美国知识界引发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反对的观点认为,此演讲过于傲慢和自负,是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体现。布什盲目的自豪感和使命感让美国陷入了军事暴行。持反对观点的多是左翼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认为民主与战争格格不入:民主强调公开讨论,而战争则需要保密;民主在异议和争论中得到发扬,而战争则压制一切由冲突引发的波澜;民主是建立在以理性来解决问题的基础上,而战争则借助强权和暴力——这是对法律和秩序得最大程度的破坏;民主注重个人的价值,而战争则用严酷的专制压抑个性。不幸的是,同样是在民主理论以及美国的历史基础上树立起来的国家主义,如果不加限制的话,就会导致毁灭产生民主自豪感的体制的严重地步。
   而赞同的观点却认为,在未来的若干年中,这篇演讲将获得与当年里根在柏林墙前的演讲一样的历史地位。当年,里根在柏林墙前宣称民主价值终将胜利的时候,许多资深观察家都认为那是在痴人说梦。而二十世纪末苏联东欧的剧变,证实了里根的远见卓识以及“遏制政策”的有效性。持赞同观点的多是右翼保守派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布什的抱负与里根一样,他们认为正义与邪恶、自由与奴役是不可能妥协、并存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也已经被历史验证了的“常识”。他们批评说,许多长期安享自由和民主的西方人忘却了这一常识,这些“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绥靖政策的思维之中。所以,他们支持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因为这种“单边主义”的实质是坚信民主自由价值的普世性。
   美国知识分子对布什政府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或否定联系在一起。在此问题上,美国知识分子形成了“左”和“右”的分野。在奥斯汀访问期间,我先后会见了在得州大学任教的两名成就斐然、观点却截然相反的学者,他们分别代表着“左”和“右”两翼的美国知识分子。他们的观点虽然迥异,却同在一个系工作,甚至办公室就在咫尺之遥。他们之间保持着正常的同事关系,并没有因观点对立就互相仇视。这也是美国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宽容和多元。
   一大早,翻译老沈驱车送我去奥拉斯卡教授(Marvin Olasky)家。奥斯汀不愧为“美国居住环境最好的城市”,一路上映入眼帘的全是绿树青草。这里是奥斯汀郊外的一个富人区,一栋栋的别墅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蜿蜒的山头上。奥拉斯卡教授家就是一栋倚山而建的两层小楼,门牌号标注在门前的邮筒上。
   一路上我都在阅读奥拉斯卡教授的简历:他在耶鲁大学完成本科学业,在密歇根大学获得美国文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在一九九三年加入得克萨斯州立大学任教之前,先后在《俄勒冈学报》、《波士顿环球报》担任记者,也是行政演说的专业撰稿人和公关公司的策划人员。他是《世界周刊》的的专栏作家,还为《奥斯汀美国政治家》等杂志写专栏文章。此外,他还是一个学术讨论集会的召集人、一个教会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个学校的董事。他一共写了十三本书,包括《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美国的领导传统》、《美国新闻发展的中心脉络》等,另外与他人合著了十四本书。这些作品涉及到新闻、历史、消除贫困、宗教、民权运动、法律、伦理等广泛的领域。看来,奥拉斯卡教授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也是精力充沛的社会活动家。以我在美国的有限的观察,美国的知识分子中很少有陈景润式的“迂夫子”,他们自己修建草坪,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文化精英”。
   我们停好车,看见一位中年女性在花园里遛狗,两条大狗在院子里活波地奔跑着。这位女士款款地向我们走过来,自我介绍说她就是女主人,很欢迎我们来作客,奥拉斯卡教授正在客厅里等候我们。
   女主人引我们走进客厅,奥拉斯卡教授从沙发上站起来跟我们打招呼。瘦高个子,花白胡须,双目炯炯有神。这是一间宽阔的客厅,从一面落地的窗户可以眺望到奥斯汀全城,而周围全是茂密的树林。
   奥拉斯卡教授研究最深入的领域是新闻界,在得州大学新闻系开设了相关课程。于是,我们的交谈便从美国的新闻传媒开始。我询问道:“您认为在美国财团控制传媒的现象严重吗?”
   奥拉斯卡教授回答说:“我认为,这种情况并没有某些人所说的那么严重,因为我们有自由竞争的环境,没有人能强迫读者订阅某种报刊或者收看某个电视台的节目。消费者掌握了选择的权力。从总体上来,我们的新闻是自由的,没有哪个财团能左右美国的舆论。”接着,他以《世界周刊》为例来说明这个观点。《世界周刊》创刊于十六年前,创刊的时候并不需要经过特别的批准和审查,只是到政府去简单备案就可以了。目前,这份周刊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五十多万份,还有几十万份为电子杂志,跻身于美国四大周刊的行列。《世界周刊》不属任何大财团所有,一直保持独立地位,发表独立评论。作为该杂志多年的专栏撰稿人,奥拉斯卡教授说:“《世界周刊》的存在,本身就是新闻自由的一个例子。”为《世界周刊》写专栏,是他对时政问题发表看法的重要渠道。他的许多文章都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当然既有赞同的意见,也有反对的意见,这在美国很正常。他站起来,从书架上找出几本最新出版的《世界周刊》递给我,并向我指示由他撰写的一些政治评论。
   《世界周刊》没有《时代周刊》那么厚,图片却更为精美,文章也多持保守立场——在美国,“保守”并没有贬义色彩,它是一个中性的词汇。
   我一边翻阅这本周刊,一边问道:“您如何看待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
   奥拉斯卡教授回答说:“我是共和党人,我支持布什总统的政策。当然,您大概也知道,美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民主党人,他们都反对布什。”他笑着宣称自己是“光荣的少数派”,但从来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奥拉斯卡教授特意提及布什总统在信仰上的虔诚:“作为一名基督徒,我很高兴美国有了这样一位有道德感的、作为虔诚的基督徒的总统。”听到这里,我便插话说:“我自己也是一名基督徒。”
   奥拉斯卡教授听了我的话之后似乎有些吃惊,随即脸上立刻绽放出了温暖的微笑:“那么,我们是主内的弟兄了,我愿意向您讲述我的信仰经历。”他喝了一口茶,缓缓地讲述起来。
   奥拉斯卡出生于一九五零年,在他念大学的时候正是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高潮,他也是积极的参与者之一。他甚至放弃了父母赋予他的基督教信仰,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他逐渐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重新成为基督徒。在对这两种信仰进行比较的时候,他认为:美国共产党是由领袖从上到下地发布命令,党徒必须遵从领袖的命令,由此一级一级地建立起一种专制制度;而基督教内部人人平等,言行均是发自内心,事务均由讨论决定,“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这与共产党由外部施加压力的方式完全相反。由共产党员变成基督徒,由左派变成右派,奥拉斯卡教授的人生经历可谓柳暗花明、峰回路转。由所谓的“极左”转向所谓的“极右”,是许多美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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