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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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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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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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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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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与光的背面》之十四:美国作家和站在作家背后的人


   
   
   文学之光
   ——美国作家和站在作家背后的人
   诗人,你将悄悄紧贴着大自然的怀抱而躺着,而不会被送到国会大厦或交易所。你必须长期被当作一个傻瓜和低贱者。……你应该将整个大陆作为你的花园和庄园,将整个大海用来沐浴和航行,而不必付税,也没有嫉妒。你是真正的地主!海王!大气之王!哪里有雪花飘,哪里有水流,哪里有鸟飞,哪里有白天和黑夜在黄昏交汇,哪里有蔚蓝的天空漂浮着朵朵白云、点缀着点点星辰,哪里有界限分明的形式,哪里有通向太空的入口,哪里有危险、畏惧和爱,哪里就有美,像雨水一样充沛的美,这美将为你抖落。
   ——爱默生《诗人》
   美国人似乎不是善于文学的民族。一个半世纪前,托克维尔在访问美国时就发现了这个特点。当时,美国文学的面貌浅显、简陋而粗野,当然不能与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历史悠久的文学大国相比。托克维尔刻薄地评论说:“严格来说,美国的居民还没有文学。在我看来,称得上美国作家的,只有新闻记者而已。”那时,美国人还处在艰难的拓荒时期,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创造自己的文学。就民族性格来说,比起在书斋中冥思苦想来,美国人更喜欢到大自然中去从事体力劳动。当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早实现民主制度的大国之一。托克维尔敏锐地发现:在一个国家内部,民主制度与文学风格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联系。他这样写道:“民主时代的文学,……文体往往是杂乱无章的,冗长而罗嗦的,但又几乎总是热情奔放。它的作者们只求快速,而不愿细腻描写。短小作品多于巨幅长篇,凭才气而不靠实学,富于想象而缺乏深度。在这种文学中,有一种粗野的、甚至是蛮横的力量在统治着思想,但作品却又多种多样,而且产量大得惊人。”(参阅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个多世纪之后,尽管美国文学的基本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也不再是粗浅的“新闻报道”,但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某些特征依然相当准确。美国文学与自然之间的密切联系,美国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和消费化,以及激情彭湃、放荡不羁、热力四射,既是其长处,也是其短处。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吸纳了来自全球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作家,也融合了多种文化形态和文学风格。在此基础上,美国作家创造出了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的“美国文学”,如爱默生、梭罗、杰克•伦敦、福克纳、奥尼尔、金斯堡……他们都是美国文学的杰出代表。另一方面,美国又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国家,文学也不得不“与商业共舞”。绝大多数文学作品的写作和出版,都被纳入工业化的生产和消费体系中。即便如此,依然有许多纯文学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用各种方式突破这种压力、限制和扭曲。美国作家不用面对创作的不自由,但却需要与商业浪潮抗争。
   在北卡的葛瑞斯堡访问期间,我拜访了“桂冠诗人”卡彭里(Fred Chappll)。卡彭里既是一位享誉全美的著名诗人和作家,也是北卡罗莱纳大学文学系的教授。在葛瑞斯堡近郊一个高雅幽静的社区里,我们找到了卡彭里的住宅。这座小别墅前面有一个繁花似锦的院落,后面则是郁郁葱葱的树林。
   前来开门的是穿着红色长裙的女主人,四十岁左右的年纪,仪态典雅大方。她领我们走进古色古香的客厅,卡彭里笑咪咪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迎接我们。诗人看上去有五十多岁,身穿一件深蓝色衬衫,文质彬彬的模样,说话也慢条斯理,是一个羞怯的知识分子。
   客厅中央的橱柜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美丽的瓷器,四壁的书架上全是精装的文学书籍。这是我拜访的美国人家中,藏书最为丰富的一处。女主人端上了绿茶和水果。在淡雅的茶香中,我们开始了一次轻松的文学对话。
   卡彭里说:“每一个作家都离不开他的童年。”他出生于美国西北部离田纳西州大约四十英里的阿巴拉契山区,那里是美国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他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学校教书。少年时代虽然经历了美国经济萧条的时期,但家中经济状况尚好,并没有感受到贫困的滋味。家中藏书很丰富,他从七八岁起便开始流连在父亲的书房里,不可抑止地爱上了文学。从二十多岁起,他便开始发表作品。迄今为止,一共出版了二十七本书,其中十四本是小说,另外十三本是诗歌和散文集。
   这是一位灵感源源不断地喷涌的作家,我好奇地问道:“您最得意的作品是哪一部呢?”
   卡彭里用手托着腮沉思了片刻,回答说:“我最喜欢的是一本充满乡土风味的小说。它写的是二十世纪中期发生在美国北方农村的故事,中心内容是一个三代人一起生活的大家庭里的冲突和爱。”他承认,这部小说中有自己童年生活的影子,但又不是纯粹的自传。
   鉴于托克维尔当年对美国文学的负面论述,我继续问道:“美国人喜欢读文学作品吗?美国大约有多少职业作家?严肃作家的作品在市场上一般能卖出多少册?”
   卡彭里点点头回答道:“文学向来都是属于少部分人的。今天的美国,大约有十五万左右的作家,其中只有五千人纯粹靠写作来维持生活,也就是你所说的‘职业作家’吧。其他人必须有另外的职业,比如我就在大学里教书。”他告诉我,每个作家面临的情况不一样,“我的作品还算比较受读者欢迎,卖得最多的一部小说一共销售了七八万册,但二十七部作品的平均销量只有五千册左右。一般来说,有全国性的知名度的作家的作品,销量大约为三万册左右。”卡彭里强调说,他本人的写作从来不会考虑市场的因素,受商业化的影响较小,因为大学的教职足以让他过上优越的生活,“我的写作也就更多的倾向于内心的独白。”
   一边在大学当教授,一边从事文学创作,大概是作家最好的生存状态了。那么,美国作家与现实政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问道:“您认为美国作家对政治问题感兴趣吗?”
   卡彭里回答说:“美国作家谈论政治的时候,只是作为普通公民发言。美国是一个人人都愿意评论政治事务的国家,作家的声音只是众声喧哗中的一种,不会受到公众特殊的注意。在美国,从事文学写作的作家对政治的影响力比较弱,对政治影响力较大的是报刊的专栏作家,他们的意见更容易为政客和政府所吸收。”卡彭里补充说,他自己偶尔也会写几篇政治方面的评论,但最主要的兴趣还在写诗上。
   在美国,“文学作家”和“报刊专栏作家”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分。前者包括诗人、小说家和戏剧作家;后者则包括大学文科教授、新闻记者、律师。卡彭里选择了前者,而要对现实政治发挥作用,就得选择后者。《得州月刊》(《Texas Monthly》)的专栏作家格林(Sam Gwynne)就是由“文学作家”摇身一变而成为了“报刊专栏作家”。
   格林里的履历非常丰富,曾担任过教师、银行管理人员、编辑和自由作家。最长的一份工作是担任《时代周刊》的通讯员。我在奥斯汀《得州月刊》的大厦里见到了他的时候,这位英俊高大、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正在笔记本电脑上飞快地写作。
   我对于格林里放弃自由作家的身份、成为报刊专栏作家的转变过程很感兴趣,首先便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葛维里回答说:“在美国,自由作家很难维持生活。奥斯汀有四十五万人,只有大约五十位自由作家能完全靠自己的写作生活。”他告诉我,他的妻子是一名艺术家,喜爱在家中画漫画。所以,他不得不供职于一家新闻机构,以充当家庭的支柱。话语间,夹杂着些许的无奈。
   在葛瑞斯堡,“文学作家”卡彭里很少接受传媒的采访,他自觉地选择某种孤独的、隐士般的生活方式,像梭罗一样。而在奥斯汀,“报刊专栏作家”格林则活跃在社交场合,捕捉各种新闻事件,及时发表独立的评论。这两种作家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塑造着美国文化的版图。
   美国的文学爱好者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自由地聚合着。爱荷华大学英文系就有一份著名的文学刊物——《爱荷华评论》(《The Lowa Review》)。它像是一棵高贵的枞树,顽强地生长在商业和娱乐的压力下。其编辑史维斯(Thomas Swiss)是爱荷华大学英文系的教授,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
   在爱荷华大学英文系的一间办公室里,满脸大胡子的史维斯带着刚刚上大学的、也疯狂地热爱文学的儿子前来与我会见。史维斯介绍说:“《爱荷华评论》是一份纯文学性的刊物,有自己的网站。爱荷华大学有一个‘国际写作计划’,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们到这里来开会,一般持续六至八周,他们的许多作品也发表在这份刊物上。”这份季刊已经有了三十三年的历史,订阅的人集中在一个小圈子内,多为作家或爱好文学的发烧友。刊物的发行量只有一千一百多份,一年的订阅费用为二十美元。单靠征订的费用刊物无法生存,而必须依附于大学和基金会。
   史维斯告诉我,《爱荷华评论》很重视文学新人的创作情况,以扶植新作家为己任。其编辑人员多为英文系的老师和研究生。来稿中既有知名作家、普利策奖得主的作品,也有普通大学毕业生和本地居民的习作。这些作品都在同一标准下匿名评审。由四个教授和四个研究生负责选稿,个人选中之后再一起开会讨论。每星期的一百五十篇来稿中,平均只有四篇入选。选搞之严可谓苛刻。听到史维斯的介绍,我立即想起了中国的一份鼎鼎大名的文学刊物《今天》,不过其辉煌时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了。
   史维斯认为,大学的文学系办一份文学刊物非常重要。这样,教授和学生都会有兴趣进行创作。《爱荷华评论》鼓励学生进行自由的创作、自由的发挥,不受教授的理论的控制。近五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生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立即想起了北大中文系,让人遗憾的是,北大中文系没有一份好的文学刊物,师生进行很少有文学实践的机会。
   《爱荷华评论》不仅帮助新作家将作品上网,还为作家们制作数字化的作品集。史维斯刚上大学的儿子对我侃侃而谈:年轻一代的作者,都希望将文学与电脑、绘画、音乐结合起来。他打开随身携带的手提电脑,为我演示他的一部已经“多媒体化”的诗集:随着文字的出现,同步配有朗诵和音乐,屏幕还上出现了优美的动态画面,音乐和图画都是对诗歌意境的绝妙阐释。我一边观赏一边想:这种扩展式的文学形态,今后也许会在中国流行起来。
   爱荷华大学是一所充满诗情画意的大学,也是一所处处洋溢着文学气息的大学。除了面向全球著名作家的“国际写作计划”之外,爱荷华大学还有一年一度的“少年作家夏令营”。当我抵达爱荷华城的时候,来自全美各州的中学生们正在这里参加文学夏令营活动。于是,我被邀请去给他们作了一场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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