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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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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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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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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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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与光的背面》之七:看哪,那些办报纸的人


   看哪,那些办报纸的人
   对于我们自由社会的公民来说,能够看到成百上千种刊物,每一种刊物都宣扬自己的信仰,这是莫大的殊遇和可靠的保障。有数量就有安全:报纸互相揭露蠢行和过失,互相纠正错误,互相抵消偏见。读者可以综览各种各样的报刊,从中探求真正起作用的主张,即真理。
   ——怀特

   美国新闻评论家凯文•菲利普斯在《传播媒介体制》一文中说过:“古代的斯巴达是个军事国家。约翰•加尔文时期的日内瓦是个宗教国家。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是欧洲第一个工业国家,而当代的美国则是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媒介统治的国家。”这种说法略显夸张,却也不无真实:在当今世界上,美国是名副其实的传媒大国和信息社会,传媒业在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传媒业是最能体现美国社会活力的领域之一,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增长点所在。评论员凯文•菲利普在谈到美国传播事业的发展时曾经写道:“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知识的生产、消费和传播。不是苜蓿、印花布、车辆或石油产品,而是知识。所谈的传播媒介可以是政府的备忘录、学校的教科书,业可以是报纸、电视、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法院的辩护状、电子计算机、科学论断……这东西加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和十九世纪中叶发生的大变动同样意义深远的革命。”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以来,美国传媒业的规模和产值,更是超过了宇航和汽车,成为其国民经济中无可质疑的“第一产业”。
   近年来,虽然电视和网络在美国占尽风光,但传统的“纸媒体”依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力。据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今天的美国,传播媒介中的纸媒体包括:一千八百八十二家日报,七千九百五十七家周报,以及至少一万一千家杂志。近年来,主要杂志和报纸的数量和发行量都在与日俱增。二十五年中,主要杂志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二亿二千五百多万份。(参阅汤姆•贝塞尔《传播新闻》)在访问美国期间,我先后访问了大大小小的十多家报纸。其中,既有像《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这样影响全美乃至全世界的大报,也有像《波士顿凤凰报》(《Boston Phoenix》)专门针对“雅皮”青年口味的报纸,还有像在北卡的葛瑞斯堡发行的地方报纸《新闻与报道》(《News and Record》)。更有意思的是,我还拜访了几个相当特殊的媒体:如美国大学生自己办的一份历史悠久的校报——《东北大学报》(《The Northeastern News》),波士顿“贝克山”社区的一份社区报纸——《贝克山时报》(《The Beacon Hill Times》),以及差不多是一个人主办的一份政治评论类的报纸——《得州周末》(《Texas Weekly》)。这些形形色色的媒体共同构成了“众生喧哗”的“舆论场”。在这个“舆论场”中,公众可以自由地倾听不同声音和不同的观点,自己作出判断和选择。在访问过程中,我结识了众多美国的办报人,他们不仅以新闻为职业,更以之为“志业”。在美国这样一个新闻高度自由的社会里,这些办报人的人生理想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公开表明,它们不信任美国一些有权势的个人和机构,如总统、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等,当然也包括一些庞大的跨国企业和石油公司。新闻界对有权有势的人物采取“对手”的姿态,严密监督他们的日常活动,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媒介同政府基本上是一种敌对关系。在自由社会中,新闻媒介有责任去发现和揭示公众希望知道的一切事物,以便让公众履行其民主职责。”新闻传媒的存在,对任何一个强势的政治领袖都形成重大制约。从这个角度上,就很容易理解布什在大部分美国媒体上的负面形象了——“新闻媒介不算完美无缺,但它既充满活力又认真负责,是美国民主的重要支柱。它们时常招人讨厌,但为了把消息带给公众,为民主政体服务,它们必须如此。它们尤其必须使政府感到头痛。尽管它们也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但是从长远看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在新闻媒介为政治服务方面比美国做得更好。”(参阅麦克斯•J•斯基德摩和马歇尔•卡特•特里普合著《美国政府简介》)这里所说的“服务”,显然不是做总统和政府的“应声虫”,而是充当其“牛氓”。
   在访问华盛顿的一天中午,我与《华盛顿邮报》海外版副主编皮特•艾森斯(Peter Eisnes)在报社附近一家著名的西餐厅见面。皮特瘦高的个子,花白的胡须和头发,双目炯炯有神,模样有点像南非作家库切。
   在街边的一张桌子上,我们沐浴着灿烂的阳光,一边吃饭一边谈话。
   话题首先从萨斯事件开始。艾森斯说,《华盛顿邮报》对萨斯的报道非常详尽,对“一句真话挽救了一个国家”的蒋彦永医生表达了高度的敬意。他认为,蒋彦永的行为标志着说真话的人开始在中国出现,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事实。
   我对美国记者如何处理职业与党派立场的关系很感兴趣,因此将此问题提出。艾森斯回答说:“首先,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不同于其他国家中的‘党’的概念,党对其成员没有绝对的约束力。它们只是松散的组织,仅仅是‘投票党’而已。你今天可以是民主党的党员,明天就可能成为共和党的党员,而且不存在所谓‘背叛’的说法。其次,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认为:新闻记者为了保持自己的客观性,不应该参与任何党派的活动,不接受任何组织和企业的赠与,我们必须遵守自己的职业道德。”
   《纽约时报》假新闻的丑闻对美国新闻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我亦询问艾森斯对此事的看法。作为其竞争对手,艾森斯并没有幸灾乐祸的感觉,他非常严肃地回答说:“一个记者给一个大报造成巨大伤害的可能性永远存在,我们要建立更加完善的预防和监察机制。《纽约时报》的这一事件引起了大家的警觉,每一个新闻业者都应当反问:自己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艾森斯说,造假的记者是一名黑人,由于“反对种族歧视”在美国主流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因此报社对黑人雇员的管理反倒比白人雇员松懈,处理也更为谨慎。这也是这名黑人记者敢于大肆造假的原因之一。
   艾森斯还认为,《纽约时报》的管理体制存在一定问题,其上层与下层之间没有直接的沟通渠道,一个下层的记者要见到上层的主管非常困难。在这种体制下,假记者、假新闻容易“脱颖而出”。而《华盛顿邮报》在这方面要好得多。
   我接着询问说:“在美国,各种传媒形式之间是否存在激烈的竞争?报纸有没有感到网络的压力?”艾森斯回答说:“网络在美国日益重要,但网络和电视对报纸的冲击还不是十分明显。近年来,我们报纸的发行量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还有所上升。”与许多报人一样,他对电视评价极低,认为电视完全是娱乐性的,漠视新闻,使得民众不愿阅读、对政治冷漠。近年来,美国大选的投票率降低到百分之四十以下,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最低的数字。对此,电视负有相当的责任。
   艾森斯知道我的身份也是作家,对我的写作状态很有兴趣。他本人也兼有作家和编辑的双重身份,过去出版过两本文学著作,手头上还有一本新书正在修改中,因为工作太忙一直没有完成。这是他的一大苦恼。
   于是,我们讨论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艾森斯举出了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例子。艾森斯的妻子是古巴人,他在古巴作为报社特派员呆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古巴政府严格控制新闻舆论的做法有尖锐的批评。他告诉我,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政府的宣传部长称兄道弟,每次访问古巴都能受到卡斯特罗的接见,因此马尔克斯写了好些吹捧古巴的文字。艾森斯直截了当地指出:“马尔克斯向卡斯特罗暗送秋波,屈服于专制制度,这是一个作家的耻辱。”他将对马尔克斯与索尔仁尼琴作了一番比较,认为索尔仁尼琴堪称社会的良知,而马尔克斯只是一个聪明的小说家罢了。
   《华盛顿邮报》固然是美国新闻业的标尺之一,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些非主流的传媒。
   从纽约来到波士顿,第一个访问项目便是去《波士顿凤凰报》。这是一家专门给年轻人阅读的报纸。其编辑丹•肯尼迪(Dan Kennedy)是一位英俊的中年男子,他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会议室、送上一听冰镇的饮料之后,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便开始向我们介绍这家报纸的情况。
   《波士顿凤凰报》创办于一九六六年,刚开始只是限于介绍先锋音乐和边缘人群的生活状况(如格林威治村),是一份只有四页的娱乐小报。第二年,报纸介入对越战的报道,明确表达年轻人对政府的不满,成为当年反越战和民权运动中的一员。这个传统一直继承到今天。现在,《波士顿凤凰报》的定位是:“我们是一家专门给那些不喜欢读主流新闻的年轻人看的周报。”它虽然无法像日报那样及时报道每天发生的新闻,但其优势在于总结一周的新闻时间,表达批判政府的立场。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凤凰传播集团”已经拥有多家公司,共有三家周刊、一家双周刊以及一个网站。这些媒体致力于在年轻人当中传播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及时反映最前沿的新文化、新思想。集团的旗舰即是《波士顿凤凰报》,它本身就是一家独立的报纸,“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不受任何财团与党派的控制。它也是不收费的、免费赠送的报纸,广告收入足以支持运作成本。读者以年轻人为主,年龄在二十至四十岁之间,男女读者的数量大致相当。他们多半住在城里,教育程度很高。报纸在波士顿的发行量为十二万五千份,在缅因州、罗得岛等地还有相当大的发行量,总共的发行量为二十万份。《波士顿凤凰报》多次获得全美的新闻奖项,亦是新英格兰地区发行量最大的周报,在全美的同类报纸中也名列前茅。
   肯尼迪一九九一年成为《波士顿凤凰报》的专栏作家,一九九四年至二零零二年主持著名的专栏——“我是不可收买的”。其间,他在一九九八年夏天撰文揭露了《波士顿环球报》的两位明星级专栏作家的造假和抄袭行为,成为波士顿传媒界轰动一时的事件。后来,两名造假者和抄袭者被迫辞职,而肯尼迪本人则获得国家出版协会的评论大奖。许多同行将其看成是勇敢的“英雄”。
   从政治立场上看来,《波士顿凤凰报》和肯尼迪本人更接近民主党。肯尼迪向我聊起了对克林顿的看法。一开始,他在文章中支持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后来逐渐有所保留,但仍然将其当作中心人物来报道。直到克林顿的性丑闻出现之后,报社的同仁都觉得不可思议,遂开始对其进行批评。但到了共和党人利用此事发起“倒克运动”的时候,肯尼迪却又开始转而支持克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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