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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是非成败,转头不空——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大堤的崩溃,始于哪一颗螺丝钉?——读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
·被忘却,是他的光荣——读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
·爱祖国,更爱真理
·记忆之城圣彼得堡
·沉默的夜莺
·布衣出版家的传奇人生
·你的生命被照亮
·星际语言
·那张夺走你灵魂的审讯桌
·他们也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读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里姆林宫的女主人们
·老鼠之城梅什金
·白石之城苏兹达尔
·帝国兴衰的缩影:从夏宫到冬宫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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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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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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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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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与光的背面》之六:公民有焚烧国旗的自由吗?


   公民有焚烧国旗的自由吗?
   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危机四伏。
   ——托马斯•潘恩《常识》

    “九•一一”之后,美国社会的凝聚力顿时显现出来。就如同当年珍珠港遇袭一样,突如其来的打击不仅没有摧垮美国,反而让美国举国上下进入了一种“同仇敌忾”的状态。一夜之间,美国的国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各地。我在美国访问期间惊奇地发现:无论是大城市豪华宾馆的大门口,还是乡村农庄的篱笆前;无论东部的海港,还是中部的大平原;无论是游行队伍中,还是酒吧大厅里,鲜艳而灵动的星条旗处处在飘扬。红白相间的条纹,蓝色背景下的白色星星,是众多美国人强烈自豪的源泉所在。在高速公路和市区的街道上,我也经常看到插着星条旗奔驰的各种各样的汽车,它们形成了一条流动的国旗的河流。
   从形而下的层面来看,美国人的爱国主义不是写在书本上,而是深入日常生活之中。美国人的爱国主义不是政府强加的,而是从内心深处生发出来的,正如当年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那样:“在美国,到处都使人感到有祖国的存在。从每个乡村到整个美国,祖国是人人关心的对象。居民关心国家的每一项利益就像自己的利益一样。他们以国家的光荣而自豪,夸耀国家获得的成就,相信自己对国家的成就有所贡献,感到自己随国家的兴旺而兴旺,并为从全国的繁荣中获得好处而自慰。他们对国家的感情与对自己家庭的感情类似,而且有一种自私心理促使他们去关心州。”(参阅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从形而上的层面来看,美国人的爱国主义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息息相关。在美元上有“我们相信上帝”的字样,在总统的就职典礼上有手按圣经起誓的仪式。国家是人所创造的,而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国家不是终极意义的价值,人们对国家的爱最终仍然旨归于对人的爱之上。
   美国独立日前夕,我应邀参加了在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海德公园教会”举办的一次规模庞大的露天晚会。这场晚会在奥斯汀郊外的一个由教会所拥有的大公园里举办,从下午五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这里有像高尔夫球场一样宽阔的草地,草地边上还有湖泊和森林。停车场上已经停泊了数百辆汽车。美国人热衷于参加宗教活动,也乐于为教会捐款,许多教会差不多是富可敌国的。
   教会为教友们提供简单的晚餐,每人只需象征性地交纳一美元,就可以领取一份包括猪肉汉堡、可乐和薯条在内的套餐食品。按照市场上的价格,购买这些食品大约要花费十多美元。晚会的参与者并不一定都是教徒,教会也没有鉴定每个人的身份。这天,数以千计的奥斯汀人携老带幼、全家出动,从下午起便自由自在地散坐在宽阔的草地上,欣赏台上唱诗班和乐队的表演。
   因为这是一次庆祝独立日的活动,所以晚会的爱国气氛很是浓郁。很多人手中都拿着小小的美国国旗,还有一些只有三五岁的、还在蹒跚学步的孩子,手上也挥舞着国旗,像是在玩一个很有趣的玩具似。据说,美国的国旗大多是从中国进口的,“九•一一”之后曾经一度供不应求,中国的许多企业让工人加班赶制,为此挣了一大笔钱。
   晚会上,乐队演奏的乐曲中有美军海陆空三军及海军陆战队的军歌。几曲终了,大会主持人邀请一位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上校上台演讲。上校讲到前线的情况,人群热烈鼓掌欢迎。晚会的高潮是主持人呼召二战之后历次战争的老兵,请他们走上台来接受大家的敬意。于是,大约有四五十位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人走上前来,他们松散地在台前站成一排。这些老人已然是慈祥的爷爷状,再也不复昔日战场上的英姿飒爽。主持人建议众人向的这些英雄们鼓掌,于是掌声雷动,场面非常热烈。最后一个活动则是晚上九点开始的精美绝伦的焰火燃放仪式,壮观的焰火表演一直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我理解普通美国人单纯的爱国之心,但我不太赞同教会的活动如此意识形态化、并与政府的政策高度“保持一致”。陪同我的奥斯汀市政府官员、在香港出生华裔何先生,是一位虔诚基督徒,经常参加该教会中的华裔分会的各种宗教活动。何先生说,他也不太欣赏母会的这种做法。何先生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你要知道,这里是得州!”是的,这里是得州,是布什总统的老家。得州是美国清教传统最为坚固的地区之一,曾以“孤星共和国”自居。何先生还告诉我,“海德公园教会”是美国西部最庞大、最富有、也最保守的教会之一,它与布什家族保持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因此,海德公园教会在宗教活动中加入“爱国主义”的成分并不奇怪。另一方面,它并不能代表美国所有教会的政治立场。
   七月四日,美国独立日那天,我到了加州的旧金山。在硅谷工作的华裔电脑工程师任松林先生驱车送我去最热闹的愚人码头。刚刚出门,任先生突然想起自己忘记在家门口悬挂国旗了,他对我说:“女儿一定会批评我的。”他的女儿是个刚刚上初中的小丫头,但是父亲一般都很“怕”女儿。于是,我们又掉过头去,任先生认认真真地把国旗挂在家门口的屋檐上,这才放心地上路。
   这天上午,在愚人码头上有一场大型乐队表演,一位狂野的摇滚女郎身穿美国国旗图案的衣服,在台上声情并茂地演出。小丑们都戴着国旗图案的高帽子,在街头招摇过市。连今天卖的冰淇淋的盒子上,也是鲜艳的国旗图案。人们吃完冰淇淋,随手便把印刷着国旗的纸盒子被扔进了垃圾箱。星条旗色彩丰富,非常适于制作广告图案,甚至美女的比基尼泳装,也喜欢采用国旗图案。这些行为,并没有人觉得是对国旗的某种“大不敬”。加州是美国最“自由主义”的一个州,它与最保守的得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州人绝对不会像得州人那样举办一个正统的“爱国主义”的聚会,加州人更愿意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国家和国旗。
   美国人以轻松而非敬畏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国旗,美国政府从来不曾强制甚至威逼公民都来热爱国旗。普通公民对国旗的热爱是自发的,他们热爱的是一个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国家。“九•一一”之后,旅居美国的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在一篇题为《愤怒与自豪》的文章中写道:“一个全国都热爱星条旗的国家,和那些人们只在体育馆挥舞国旗的国家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没有人命令他们这样做,他们是自发地表达自己的个性,表达他们个人化的幸福。而专制国家做的正相反:人民被禁止反抗,禁止自我管理,禁止表达自己的情感,禁止发财致富。”与其说美国人热爱星条旗,不如说他们热爱自由;与其说他们是国家主义者,不如说他们是自由主义者。当他们认为星条旗定格了自由梦想的时候,他们热爱它;但当他们认为星条旗与自由存在冲突的时候,他们甚至选择焚烧星条旗的极端方式了彰显自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焚烧国旗也是一种独特的爱国的方式。
   公民有焚烧国旗的自由吗?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在美国,国旗、国歌等国家政权的“象征物”与公民的言论自由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冲突和张力。我在与几位美国学者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专门询问过星条旗的历史。他们告诉我,美国国旗并不是和宪法一起庄严诞生的。两百年前,美国的开国元勋们集中精力设计一个既有权威、又不至于演变成独裁机器的政府,他们实在顾不上国旗、国歌、国徽这样一些象征物的设计。美国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制国家,而且其清教传统比较务实,所以早期的美国人对国旗之类的象征物看得不是太重,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J•布尔斯廷在他充满质疑和批判的著作《美国人——建国的历程》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人为这个新国家制造爱国主义象征和礼仪的过程是“缓慢而踌躇的”。独立战争一直到建国之后几十年间,美国的国旗一直在变化。很少有美国人知道,美国何时才算是有了正式国旗。
   按照一般的说法,独立战争中殖民地居民在其下面战斗的第一面旗帜,是由华盛顿的大陆军于一七七六年一月一日在马萨诸塞的萨默维尔举起的。这面所谓的“大同盟”旗帜是由英国的白底红色正十字和蓝底斜十字以及十三条红白相间的条纹组成。而在独立战争期间,美国人是在各个地方的各种图案的旗帜下为革命而战的——这些图案包括响尾蛇、松树和矮棕榈树、鹰,象征性的锁链、锚以及各种警句,诸如“不要踩我”、“向上天呼吁”、“我们团结一致”和“我们必胜”等等。我在波士顿议会大楼中看到过各式各样的的美国早期的旗帜,确实是五花八门。旗帜的多样性现实了北美各殖民地之间“各自为政”的制度架构。
   有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星条旗的设计出自一位名叫贝特西•罗斯的女裁缝之手。那是一七七六年五月末,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找到罗斯,向她出示一张草图,委托她制作一面旗帜。仔细研究了图案,罗斯建议华盛顿使用五角星,而非六角星。一年之后,大陆会议才正式通过了这一设计:十三道红白相间的的条纹,围成一圈,左上角则是代表十三个殖民地的十三颗星。
   在接纳了佛蒙特和肯塔基这两个新州之后,国会于一七九四年规定,国旗应该有十五道条纹和十五颗星,但否决了“把合众国国旗永远固定下来”的建议。甚至当州的数目进一步增加以后,这种带有十五道条纹和十五颗星的国旗仍然在一八一二年的战争中,在美国的军舰上飘扬。直到一八一八年,在国会指出了国旗的做法各异之后,才由法律规定:条纹的数目为十三道,而星星的数目则随着新州加入联邦而增加。但是,社会上仍然继续出现各种各样的国旗。一八五七年七月四日,一位观察者看到“纽约的船只、旅馆和公共建筑物上悬挂着各种图案的国旗”而忍俊不禁。在大部分船只上悬挂的国旗,星排成五行,每行六颗,一共三十颗——而那时星的正确数目应该是三十一颗。有些国旗上是一颗由三十一颗小星组成的大星,这种式样的国旗在纽约和新泽西城的公共娱乐场所和旅馆很流行。
   在军队的诸兵种中,携带星条旗也始于不同的时间:卫戍部队和炮兵为一八三四年、步兵为一八四一年、工兵为一八六六年、海军陆战队为一八七六年、骑兵为一八八七年。丹尼尔•J•布尔斯廷不无调侃地指出:“尽管有着那些关于国旗及其意义的陈词滥调,一直到内战发生,国旗的历史也仍然不过是表现了一种混乱的发展进程。”最后,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塔夫脱总统的一项行政命令,为国旗规定了统一的设计图案。在经历了威尔逊总统在位期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罗斯福总统在位期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国旗才真正深入千家万户,成为美国精神的重要寄托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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