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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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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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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黄光裕与刘晓波
·北韩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狗
·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他们让奥运会失去了重量
·盛世出国虎?
·坦克再上长安街
·毛泽东阴影下的胡时代
·释放刘晓波才是不折腾
·莫将罪犯当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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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在香草山上相聚


   让我们在香草山上相聚
   ——《香草山》(修订版)代跋
   在“纪实”与“虚构”之间
   问:在读者们的印象中,你的文章大多是针砭现实、挑战黑暗的杂文,你的形象也一直是一个怒发冲冠、慷慨激昂的社会批判者。这一次,你为什么要改变自己擅长的文体和固定的文风,转而写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呢?
   答:我认为,像一颗水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看都有不一样的光泽一样,每一名写作者的生命也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我承认在生活中我有“战士”的一面,但一个人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比尖锐、锋利、刚强这些特征更接近我生命本真状态的,应该是爱、温柔、悲悯这样的一些气质。可惜的是,在我前几年的作品中,虽然也有不少表现后者的作品,却被大多数读者朋友所忽视,而只有很少数读者注意到。因此,我想通过这部作品凸现一个更加完整和丰富的自我形象,读者阅读之后也许会惊叹说:“原来,他是一个如此温柔的人!”
   《香草山》中所描述的这段生活经历,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直接导致了我对人生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转化。概括而言,就是我曾经放在《香草山》封底的一句话:“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参与着光与黑暗之间的征战,我们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我们不能保持中立。《香草山》中所讲述的故事,是我生命的定格和记忆,也是我与黑暗战斗的履历的一部分。
   那么,当黑暗与光明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当光来到世间、黑暗却不接受光的时候,我的选择是什么呢?我的选择很简单,便是:“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这绝对不是一种随随便便、轻轻松松的“说法”,而是从我的内心深处生长出来的、一棵正在成长中的树苗。在我今后的创作中,读者朋友一定会从许多细节里发现这一明显的转变。
   在《香草山》中,我着力描述的是一个发生在现代社会的、古典形态的爱情故事。我想通过这个故事表达对自己爱情的基本看法:爱在生命中是第一位的,没有爱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我这里所说的爱,既包括男女之爱,也包括对亲人、对友人、对土地和对冥冥之中那个伟大的“神”的爱。现代社会最大的悲剧便在于:人类逐渐失去了爱的能力,人们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也不知道怎么样接受别人的爱。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对爱失去了信心,他们不再相信在这个荒芜的世界上还能够找到真爱。看吧,我们陷入了一种何等可悲的处境之中!
   这样的状况必须加以改变。《圣经》中说:“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帖撒罗尼迦前书》5:8)我希望《香草山》能起到某种抛砖引玉的作用——使读者朋友们更加珍惜和重视爱。
   问:据说,《香草山》是一部“自传体”的爱情小说。其中涉及到的某些事件(如与余秋雨关于“忏悔”问题的讨论、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官司),都是与你相关的、曾经被媒体广泛报道的真实事件。那么,我们有这样一种好奇心:这本书里的“自传”成分究竟有多大?
   答:我在写作《香草山》的时候,调动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生命体验,包括童年时代的那些温馨而忧伤的生命体验。我可以告诉大家,书中涉及我个人生活的部分,尤其是男女主人公“廷生”与“宁萱”的爱情故事,几乎全部是真实的生活经历;涉及主人公的家族历史的部分,则有一定的艺术加工的成分。
   《香草山》的真正的主人公,应该是那个名叫“宁萱”的女孩。她曾经是一位仅仅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的女孩,现在她就存在于我的现实生活之中。这是一个神迹。感谢上帝,让“宁萱”进入、改变和提升了我的生活。其实,这本《香草山》是我们俩人一起完成的,其中许多篇章确实是出自于“宁萱”自己的手笔——我认为(若干读者也都认为),“宁萱”的那部分比“廷生”的这部分写得好。我听到这样的评论心中很高兴。
   《三国演义》的作者标榜说《三国演义》是“三分历史,七分虚构”,《香草山》可以倒过来说,是“七分真实,三分虚构”。我很喜欢王安忆一本小说的名字——《纪实与虚构》。这正是文学的本质所在:文学就是在纪实与虚构的张力之间的挣扎、寻找和追问。文学与科学一样,显示人类凭借着自身的想象力究竟能走多远。
   《香草山》虽然有很大的自传成分,但它并不是一部单纯的、典范的“自传”。在写作的时候,情节始终被我压制在次要地位上。《香草山》描述中心环节的是两个青年人的生命轨迹,是一部乐章中两个相互独立又互相呼应的声部。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起伏和悲情,一切似乎自然而然地就水到渠成了。马克•吐温在与吉卜林谈话时指出:“尽可能接近生活,一个人在写他自己时是这样的。……写自身不符合人的自然天性。但读者仍然从自传里得到了大致的印象,这个人是骗子还是好人。读者说不出其理由,就像一个男人无法解释为什么他认为一个女人可爱,而这女人的头发、眼睛、牙齿或身材是什么样他都记不起来。读者得到的印象是正确的。”在此意义上,我试图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来唤起别人沉睡的生命体验。我希望,读者阅读的时候不要有发现“个人隐私”的欲望,那样你一定会大大失望的。
   我想写作一种新的“小说”
   问:我发现,《香草山》的写法与一般的小说不同,它是由书信和日记连缀而成的。采用这种结构方式,议论和抒情的部分比重很大,会导致故事性被冲淡。你在写作第一本小说的时候,在形式上就敢于这样随心所欲,有没有担心被读者和评论家指责为“根本不懂得怎么写小说”?
   答:《香草山》的形式,并不是我刻意求新。《香草山》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书中的许多情书和日记,都是当时真实的“历史文本”,具有某种“原生态”的意义。在将这些文字网罗进《香草山》的时候,我尽量不作加工和修饰。近年来,随着电话和网络的普及,书信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但我始终认为传统的书信中承载着最深沉、最真实的感情。所以,我“就地取材”地在这部“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书信。
   当然,在结构全书的时候,我还是作了一些精心安排和设计。比如,全书分为九章,每一章又分九节,一共是九九八十一节。其中的某些章节可以独立出来当作单独的文字阅读,一点也不会给人断裂和零碎之感;所有章节又像多米洛骨牌一样,如果连接起来阅读,亦能给读者浑然一体、一气呵成的感受。
   至于这本书是不是“小说”、是否符合传统意义上对“小说”的严格的定义,并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内。在我心目中,小说从来没有既定的“模式”——即使别人认为有所谓的“模式”,我也不会按照它来写作。我只会遵从内心的要求来写作,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我不害怕这本《香草山》成为一个不被小说研究专家认可的“四不象”。
   另一方面,我也认为,经过二十世纪这一百年来的迅猛发展,现代小说离传统小说的形态已经很远很远了。每一本“不像小说的小说”的出现,都是对小说概念之内涵和外延的一次重要拓展。在刚过去的二十世纪里,小说在历次形式上的创新,与这个世纪所发生的诸多革命风暴一样,让每一个参与者都目瞪口呆。许多以“怪”的方式轰动一时小说,后来却成为一种经典、一种范式。小说本来就是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种体现,我们自己又岂能执著于“什么是小说”的“伪问题”,并因此“作茧自缚”呢?
   问:《香草山》的抒情性很强,它没有一个曲折的、扣人心弦的故事。你的写法与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之间有差距。你会不会担心遭到读者的拒绝呢?
   答:从某种意义上说,《香草山》是一部抒情化、诗化的“小说”。它没有体现出我“讲故事”的能力,而体现出了我在抒情方面的能力。
   实际上,这种写法并不是我的“首创”。早在四十年代,沈从文对此就有了明确的追求。当时,沈从文提出“抽象的原则”的命题,小说的基本功能是把“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学说”,“综合到一个故事发展之中”,从而把人的“生命引导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进而影响“国民心理”。他已经开始酝酿一套崭新的小说理论,并在《看虹录》、《烛虚》等作品中进行了可以说相当“勇敢”的实践,这些作品具有浓郁的哲学化和诗化的特质。可惜的是,由于历史背景的变迁,沈从文的这一可贵的尝试被迫中止。他从此搁笔,转而从事历史和文物研究,并得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
   我认为,“小说就是故事”是一种极其糟糕的小说观念,这种观念却成为中国长篇小说的主导模式,这跟中国小说脱胎于史传有关。这也是导致中国的长篇小说长期在一个较低的水准上重复创作的重要原因。因此,我愿意承接沈从文的努力,致力于改变评论界对小说的既定观念、也致力于改变读者单一的阅读习惯。我想通过《香草山》这本并不高明的尝试之作,告诉读者朋友们这样一种思路:读小说并不是读故事。或者说,“读故事”的期望,仅仅适用某一小部分的小说。
   至于说《香草山》会吸引多少读者,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只要是好的作品,就会有读者喜欢,世界上总是有那么多灵魂相似的人,他们分散在各个不显眼的角落里,他们在倾听着某种呼唤。我认为《香草山》超越了自己此前所有的作品——无论是在语言表达上,还是在思想呈现上。所以,我丝毫不担心它会受到冷遇和排斥,我坚信它会赢得知音。
   没有“色情”,只有“纯情”
   问:李敖最近也推出一部长篇自传体爱情小说《上山•下山•爱》,李敖由杂文走向小说,却又不彻底,依然露出杂文家和学者的马脚。有人批评李敖的这部新作是“掉书袋”。你与李敖同时写作爱情小说。其间是否有某种巧合?
   答:我不愿意被定位为某种文体的写作者,比如杂文家、散文家等,我更愿意探索自己从前不曾涉足的那些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成功或者失败倒不是最重要的。
   关于李敖的小说,我曾经评论过,他的第一部小说《北京法源寺》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政论。小说中不是不可以发表大量的议论,但小说中不能仅仅有议论。李敖与其费力不讨好地写一本蹩脚的《北京法源寺》,真不如老老实实地写一本《戊戌变法史论》。后者才是他作为历史学者的长项。我不敢说我的杂文比李敖好,但我在看过他的《上山•下山•爱》之后,我能自信地宣布:我的小说肯定比李敖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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