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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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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泥足巨人:苏俄崩溃的秘密》(2010年完成)
·元帅在黎明前死去——读卡尔夫《被枪决的苏联元帅》
·“透气孔”和“萤火虫”——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故乡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那插入天际是十字架——俄罗斯的教堂
·被囚禁的海燕——访高尔基故居
·是非成败,转头不空——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大堤的崩溃,始于哪一颗螺丝钉?——读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
·被忘却,是他的光荣——读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
·爱祖国,更爱真理
·记忆之城圣彼得堡
·沉默的夜莺
·布衣出版家的传奇人生
·你的生命被照亮
·星际语言
·那张夺走你灵魂的审讯桌
·他们也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读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里姆林宫的女主人们
·老鼠之城梅什金
·白石之城苏兹达尔
·帝国兴衰的缩影:从夏宫到冬宫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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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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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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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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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在香草山上相聚


   让我们在香草山上相聚
   ——《香草山》(修订版)代跋
   在“纪实”与“虚构”之间
   问:在读者们的印象中,你的文章大多是针砭现实、挑战黑暗的杂文,你的形象也一直是一个怒发冲冠、慷慨激昂的社会批判者。这一次,你为什么要改变自己擅长的文体和固定的文风,转而写一部以爱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呢?
   答:我认为,像一颗水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看都有不一样的光泽一样,每一名写作者的生命也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我承认在生活中我有“战士”的一面,但一个人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比尖锐、锋利、刚强这些特征更接近我生命本真状态的,应该是爱、温柔、悲悯这样的一些气质。可惜的是,在我前几年的作品中,虽然也有不少表现后者的作品,却被大多数读者朋友所忽视,而只有很少数读者注意到。因此,我想通过这部作品凸现一个更加完整和丰富的自我形象,读者阅读之后也许会惊叹说:“原来,他是一个如此温柔的人!”
   《香草山》中所描述的这段生活经历,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直接导致了我对人生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转化。概括而言,就是我曾经放在《香草山》封底的一句话:“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参与着光与黑暗之间的征战,我们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我们不能保持中立。《香草山》中所讲述的故事,是我生命的定格和记忆,也是我与黑暗战斗的履历的一部分。
   那么,当黑暗与光明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当光来到世间、黑暗却不接受光的时候,我的选择是什么呢?我的选择很简单,便是:“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这绝对不是一种随随便便、轻轻松松的“说法”,而是从我的内心深处生长出来的、一棵正在成长中的树苗。在我今后的创作中,读者朋友一定会从许多细节里发现这一明显的转变。
   在《香草山》中,我着力描述的是一个发生在现代社会的、古典形态的爱情故事。我想通过这个故事表达对自己爱情的基本看法:爱在生命中是第一位的,没有爱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我这里所说的爱,既包括男女之爱,也包括对亲人、对友人、对土地和对冥冥之中那个伟大的“神”的爱。现代社会最大的悲剧便在于:人类逐渐失去了爱的能力,人们不知道怎么去爱别人,也不知道怎么样接受别人的爱。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对爱失去了信心,他们不再相信在这个荒芜的世界上还能够找到真爱。看吧,我们陷入了一种何等可悲的处境之中!
   这样的状况必须加以改变。《圣经》中说:“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帖撒罗尼迦前书》5:8)我希望《香草山》能起到某种抛砖引玉的作用——使读者朋友们更加珍惜和重视爱。
   问:据说,《香草山》是一部“自传体”的爱情小说。其中涉及到的某些事件(如与余秋雨关于“忏悔”问题的讨论、与中国作家协会的官司),都是与你相关的、曾经被媒体广泛报道的真实事件。那么,我们有这样一种好奇心:这本书里的“自传”成分究竟有多大?
   答:我在写作《香草山》的时候,调动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生命体验,包括童年时代的那些温馨而忧伤的生命体验。我可以告诉大家,书中涉及我个人生活的部分,尤其是男女主人公“廷生”与“宁萱”的爱情故事,几乎全部是真实的生活经历;涉及主人公的家族历史的部分,则有一定的艺术加工的成分。
   《香草山》的真正的主人公,应该是那个名叫“宁萱”的女孩。她曾经是一位仅仅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的女孩,现在她就存在于我的现实生活之中。这是一个神迹。感谢上帝,让“宁萱”进入、改变和提升了我的生活。其实,这本《香草山》是我们俩人一起完成的,其中许多篇章确实是出自于“宁萱”自己的手笔——我认为(若干读者也都认为),“宁萱”的那部分比“廷生”的这部分写得好。我听到这样的评论心中很高兴。
   《三国演义》的作者标榜说《三国演义》是“三分历史,七分虚构”,《香草山》可以倒过来说,是“七分真实,三分虚构”。我很喜欢王安忆一本小说的名字——《纪实与虚构》。这正是文学的本质所在:文学就是在纪实与虚构的张力之间的挣扎、寻找和追问。文学与科学一样,显示人类凭借着自身的想象力究竟能走多远。
   《香草山》虽然有很大的自传成分,但它并不是一部单纯的、典范的“自传”。在写作的时候,情节始终被我压制在次要地位上。《香草山》描述中心环节的是两个青年人的生命轨迹,是一部乐章中两个相互独立又互相呼应的声部。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起伏和悲情,一切似乎自然而然地就水到渠成了。马克•吐温在与吉卜林谈话时指出:“尽可能接近生活,一个人在写他自己时是这样的。……写自身不符合人的自然天性。但读者仍然从自传里得到了大致的印象,这个人是骗子还是好人。读者说不出其理由,就像一个男人无法解释为什么他认为一个女人可爱,而这女人的头发、眼睛、牙齿或身材是什么样他都记不起来。读者得到的印象是正确的。”在此意义上,我试图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来唤起别人沉睡的生命体验。我希望,读者阅读的时候不要有发现“个人隐私”的欲望,那样你一定会大大失望的。
   我想写作一种新的“小说”
   问:我发现,《香草山》的写法与一般的小说不同,它是由书信和日记连缀而成的。采用这种结构方式,议论和抒情的部分比重很大,会导致故事性被冲淡。你在写作第一本小说的时候,在形式上就敢于这样随心所欲,有没有担心被读者和评论家指责为“根本不懂得怎么写小说”?
   答:《香草山》的形式,并不是我刻意求新。《香草山》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书中的许多情书和日记,都是当时真实的“历史文本”,具有某种“原生态”的意义。在将这些文字网罗进《香草山》的时候,我尽量不作加工和修饰。近年来,随着电话和网络的普及,书信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但我始终认为传统的书信中承载着最深沉、最真实的感情。所以,我“就地取材”地在这部“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书信。
   当然,在结构全书的时候,我还是作了一些精心安排和设计。比如,全书分为九章,每一章又分九节,一共是九九八十一节。其中的某些章节可以独立出来当作单独的文字阅读,一点也不会给人断裂和零碎之感;所有章节又像多米洛骨牌一样,如果连接起来阅读,亦能给读者浑然一体、一气呵成的感受。
   至于这本书是不是“小说”、是否符合传统意义上对“小说”的严格的定义,并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内。在我心目中,小说从来没有既定的“模式”——即使别人认为有所谓的“模式”,我也不会按照它来写作。我只会遵从内心的要求来写作,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我不害怕这本《香草山》成为一个不被小说研究专家认可的“四不象”。
   另一方面,我也认为,经过二十世纪这一百年来的迅猛发展,现代小说离传统小说的形态已经很远很远了。每一本“不像小说的小说”的出现,都是对小说概念之内涵和外延的一次重要拓展。在刚过去的二十世纪里,小说在历次形式上的创新,与这个世纪所发生的诸多革命风暴一样,让每一个参与者都目瞪口呆。许多以“怪”的方式轰动一时小说,后来却成为一种经典、一种范式。小说本来就是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种体现,我们自己又岂能执著于“什么是小说”的“伪问题”,并因此“作茧自缚”呢?
   问:《香草山》的抒情性很强,它没有一个曲折的、扣人心弦的故事。你的写法与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之间有差距。你会不会担心遭到读者的拒绝呢?
   答:从某种意义上说,《香草山》是一部抒情化、诗化的“小说”。它没有体现出我“讲故事”的能力,而体现出了我在抒情方面的能力。
   实际上,这种写法并不是我的“首创”。早在四十年代,沈从文对此就有了明确的追求。当时,沈从文提出“抽象的原则”的命题,小说的基本功能是把“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学说”,“综合到一个故事发展之中”,从而把人的“生命引导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进而影响“国民心理”。他已经开始酝酿一套崭新的小说理论,并在《看虹录》、《烛虚》等作品中进行了可以说相当“勇敢”的实践,这些作品具有浓郁的哲学化和诗化的特质。可惜的是,由于历史背景的变迁,沈从文的这一可贵的尝试被迫中止。他从此搁笔,转而从事历史和文物研究,并得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
   我认为,“小说就是故事”是一种极其糟糕的小说观念,这种观念却成为中国长篇小说的主导模式,这跟中国小说脱胎于史传有关。这也是导致中国的长篇小说长期在一个较低的水准上重复创作的重要原因。因此,我愿意承接沈从文的努力,致力于改变评论界对小说的既定观念、也致力于改变读者单一的阅读习惯。我想通过《香草山》这本并不高明的尝试之作,告诉读者朋友们这样一种思路:读小说并不是读故事。或者说,“读故事”的期望,仅仅适用某一小部分的小说。
   至于说《香草山》会吸引多少读者,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只要是好的作品,就会有读者喜欢,世界上总是有那么多灵魂相似的人,他们分散在各个不显眼的角落里,他们在倾听着某种呼唤。我认为《香草山》超越了自己此前所有的作品——无论是在语言表达上,还是在思想呈现上。所以,我丝毫不担心它会受到冷遇和排斥,我坚信它会赢得知音。
   没有“色情”,只有“纯情”
   问:李敖最近也推出一部长篇自传体爱情小说《上山•下山•爱》,李敖由杂文走向小说,却又不彻底,依然露出杂文家和学者的马脚。有人批评李敖的这部新作是“掉书袋”。你与李敖同时写作爱情小说。其间是否有某种巧合?
   答:我不愿意被定位为某种文体的写作者,比如杂文家、散文家等,我更愿意探索自己从前不曾涉足的那些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成功或者失败倒不是最重要的。
   关于李敖的小说,我曾经评论过,他的第一部小说《北京法源寺》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政论。小说中不是不可以发表大量的议论,但小说中不能仅仅有议论。李敖与其费力不讨好地写一本蹩脚的《北京法源寺》,真不如老老实实地写一本《戊戌变法史论》。后者才是他作为历史学者的长项。我不敢说我的杂文比李敖好,但我在看过他的《上山•下山•爱》之后,我能自信地宣布:我的小说肯定比李敖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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