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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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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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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谁在败坏“忏悔”的名声?

   
   
   究竟谁在败坏“忏悔”的名声?
   
   余秋雨先生在访谈录《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中,摇身一变由文化明星成了法律卫士。他大义凛然地说:“我暂时未必起诉,但要现身说法,留下一些为文和做人的规矩。套用西方法学界的一个说法就是‘尽管你们人数不少,声音很大,我也要向你们喊一声,你们头上还有法律!’”乍一看,他似乎很懂法律,也有能力将法律输入文化界。然而,认真阅读他的这篇谈话,却让人啼笑皆非。稍微有点理性的读者都会思考:究竟是谁不懂法律?究竟是谁在败坏“忏悔”的名声?

   余秋雨先生将包括我的批评在内的许多批评都一概归纳为“诽谤”。但他知道什么是诽谤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规定,所谓诽谤就是“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我的两篇文章所列举的都是黑纸白字的证据,是当年明确署名“余秋雨”的文字,没有一个地方是我自己“捏造”的——他发表那些文章的时候我还是个婴孩,没有能力进行“捏造”。同时,我对余秋雨人格的判断,是根据他的实实在在的言行作出的,并不存在任何“丑化”的成分。因此,既没有“捏造”也没有“丑化”,何来“诽谤”之有?不仅我没有诽谤余秋雨,反倒是余秋雨关于我“诽谤”的说法,造成了对我严重的诽谤。将对“忏悔意识”的呼唤说成是“铺天盖地的诽谤”,真不知道余秋雨究竟依据的是哪条法律?
   余秋雨还说:“二十年前,中国政府和司法部门在总结文革的惨重教训之后,正式宣布今后再也不准任何人离开法律程序对其他公民进行非法的调查、取证、审查。”我不知道在图书馆中查阅当年公开发表的文章、采访写作组的当事人和历史学家,是不是属于“离开法律程序”的行为。于是,我就此咨询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法学专家,他们给出的结论是否定的:以上行为没有任何“非法”的成分。我更加疑惑了:难道余秋雨先生因为自己是名动天下的大学者,就有权宣布谁的言行合法、谁的言行非法吗?难道了解、梳理自己国家的历史,从中总结沉重的教训,不是公民应该享有的一项权利吗?法律岂能成为剥夺公民知情权的工具?
   孙光萱教授发表在上海《文学报》上的文章,在我看来是有理有据、持论公允的。孙教授当年是写作组的副组长,曾经与余秋雨共事。他充分肯定了余秋雨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就,也赞同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利用传媒传播文化的选择和努力,同时对当年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揭露。例如,讨论通过“石一歌”的命名的时候,余秋雨当时就在座。而在给我的公开信中,余秋雨却把自己完全打扮成隔岸观火的世外高人。对此,孙教授追问说:“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余秋雨怎么能装作不知情的局外人呢?”在文章中,孙教授对我也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建议我更多地了解文革的情况,力求做到“‘知人’必须‘论世’,‘论世’才能‘知人’”。尽管我不完全同意孙教授的观点,但我感到,他的态度恰恰是“严肃而又宽容,认真而又虚心”的,他勇敢地站出来凸显历史的真相,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避免悲剧的重演。
   然而,在谈及孙光萱教授的文章的时候,余秋雨居然这样不屑一顾地说:“他的最终愿望居然在文章中表述无遗:把我拉扯成他的‘同事’之后,希望我在写自传的时候把他的这篇文章收进去。这种企图出名的强烈愿望使他的证言失去了公信力。”这里,余秋雨又犯了一个起码的、也是严重的法律错误:判断证据、证词有没有可信度,标准不是推测证人的“愿望”、“态度”、“目的”,而是证据、证词本身的真假。如果余秋雨要否定对方的证词,他就必须拿出更充分、更准确的证据来。有意思的是,余秋雨丝毫不敢对孙教授文章中一桩又一桩的事实提出任何异议,比如哪年哪月哪日他出席了什么会议、哪年哪月哪日他写作了什么批判文章,而是相当聪明的绕了个圈子,将对方捆绑在“想出名”的耻辱柱上(事实上,这是一种典型的以“己”之心度“彼”之腹。普天之下,谁不知道最想出名、也最会造势让自己出名的恰恰是余秋雨先生自己呢?)。这里,我更想指出的是,孙教授的证言是否失去了“公信力”,不是余秋雨说了算的。既然是“公信力”,按照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说法,那么还得靠大家来判断、靠每个读者来判断。余秋雨为什么要急不可耐、气急败坏地通过辱骂对方来力图误导读者、甚至不惜犯低级的法律错误呢?一个连基本的法律知识都不具备的人,居然大谈要利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尊严,不正说明“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我觉得有必要将余秋雨在访谈的最后所引用的英国法学家赖斯东的一句话归还给他本人,并希望他重新咀嚼几遍:“懂得各项法律,是每个学者应有的教养,是自由文明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余秋雨将今天有良知的人们重现历史真相的努力与当年文革的批斗混淆起来,显然是有意为之。当年是专政机器利用国家权力来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今天却是在公民享有一定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各自发表自己的看法,我看不出两者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今天,批评尽管可以相当尖锐,但在批评的过程中并没有一方企图牵扯进权力的因素来压迫和打击对方。正如余秋雨拥有不忏悔的权利,同样是作为普通公民的我,也有批评余秋雨不忏悔的权利。这里并不存在“喜欢观看别人忏悔的恶趣”和“强迫别人检讨的霸道”。余秋雨将“忏悔”与“专政”搅成一锅粥,扰乱读者的视线,真正败坏“忏悔”名声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最后我想说的是:尊严是通过忏悔获得的,与心灵的黑暗相联系的是虚伪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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