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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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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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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妥协地面对邪恶


   毫不妥协地面对邪恶
   我常常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匿名信。
   匿名信的作者希望我加入一场子虚乌有的“连锁活动”。信的内容千篇一律,无非是说,你必须按照信中提供的地址,向若干人寄去内容相同的信件和数额不等的金钱。只要你照办了,你将获得巨大的、呈几何数量增长的财富。假如你不照办,极其恐怖的灾祸将立刻降临到你的头上,让你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信件的行文方式可以说是“柔中带刚”的,既充满着热切的诱惑又是赤裸裸的威胁,既像“好意”的劝说有像居高临下地下命令。它针对人类的两大心理弱点准确地出击:一是贪婪,二是恐惧。它像是撒旦的那张丑恶的面孔,带着嘲弄的神情双目炯炯地注视着每个收信的人。
   我处理这种匿名信的方式通常是:毫不犹豫地把它们扔到垃圾箱里。在内心深处,我把它们看成是不值一提的垃圾。信中常常充满这样的可怕的预言:某某人因为不听从信中的命令而遇到车祸丧生,某某人生了重病,某某人的家属也祸不单行等等。还有更为曲折的故事:某人刚开始不相信指令,遭到强盗的洗劫,很快“觉悟”过来,遵照信中的话乖乖地做了以后,立即飞来横财,不仅弥补了损失,而且还大有收获。我看也不看完就将它们扔掉。我将这些匿名信扔掉已经很久了,我至今仍然健健康康地活着。我的存在让这些信誓旦旦的“预言”落空了。
   尽管我有充足的勇气面对以上那些丑恶的预言,但是我却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行径的邪恶与卑劣。我厌恶它们,却从来没有思索它们背后的意义。直到有一天,我读到克里玛的一篇文章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类信件的可怕。它们并非简单的恶作剧——它们是在对人性中善的一面进行肆无忌惮的挑战,它们是在对人性中恶的一面进行厚颜无耻的撩拨。
   捷克作家克里玛在一篇题为《幸福的处方》的短文中谈到,他也经常收到类似的信件,信件的开头自报的名称是“中国运气”。看来,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依然是一个被占星术和预言所统治的、神秘不可知的国度。因此,仅仅出现“运气”这个词语,就让西方人联想到“中国”。读到这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心里并不好受。而克里玛面对着一封有一百二十九个签名的“连环信”,陷入了沉思之中。
   克里玛认为,这样的信件表明,“实际上我们周围仍然存在着大量迷信的人们。而那些参加这个连锁信件游戏的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它并不像最初一瞥看上去的那样简单无害。”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愚蠢的、不值得讨论的活动。那个原件的创造者,毫无疑问是个“极端邪恶”的人。他需要的不仅仅是诈骗金钱,而且是征服他人的心灵。这种邪恶是明目张胆的,无需识别和无需分辨的。但是,有那么多人在这一弱智的邪恶面前低下了头颅,战栗着按照信中的指示行事,并且以自身的行为给后一个加入者增加着一分心理上恐惧的砝码。克里玛愤怒地谴责这类信件中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气焰”。这种嚣张的气焰蔑视人类起码的良知和责任感,而宣扬明哲保身、对邪恶屈从和下跪。如果屈从于匿名信的要求,那么一扇邪恶的门就开启了,“我真的要相信这种东西吗?如果我这样做,那么我可以相信任何东西。”克里玛说:“这封信发出了一个警告:我们失去了和基本的人类尊严、基本的道德准则之间的联系。至少,它意味着这样的人们已不能正当地评价要求他们签署的这封信的意义,这也意味着他们已不能正当评价自己行为的意义和责任。”
   克里玛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那一百二十九个签名者的厌恶之情,把他们看作是不可饶恕的罪犯、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不可饶恕的犯罪。然而,一般人却很容易宽恕这些签名者——他们仅仅是因为胆小啊,他们都是一群平庸的可怜人啊,他们也不是有意要去害人啊。不要太苛求他们,原谅他们吧。“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当中,“他们”其实也就是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啊。然而,克里玛却有不同的看法,他深刻地揭示出事情的本质:这些人自愿地加入匿名信作者的行列,去散播一种威胁性的信息,“他们实际上是在做一种更坏和更危险的事:他们赞成这种丑陋的信仰,认为你只要出于良好的愿望,便可以在上面签字(尽管仅仅是签名而已)并且把任何东西寄给任何要他相信的人,而省却了核实这种要求的麻烦。”
   这是一种典型的对邪恶的软弱和顺从,它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后果将是自己以及自己的亲人邻居最终遭到灭顶之灾。它在毁灭自己的同时,也将帮助毁灭任何不妥协的信念和坚持不妥协信念的人。
   人类面对邪恶的时候有两种方式而且也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屈从,一种是毫不妥协。因为人与邪恶一般都是狭路相逢,在屈从和毫不妥协两者之间别无其它的选择。即使是沉默,也是有性质和有倾向的,有的沉默是屈从的沉默,有的沉默则是毫不妥协的沉默。没有真正中性的沉默。因此,有的沉默会导致与邪恶之间的战争,有的沉默则会得到邪恶的赏识和赞许。
   屈从与毫不妥协位于人类灵魂的两端。屈从可能带来暂时的生存,但结果往往是可耻的: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在充当了邪恶的帮凶的角色之后,在邪恶的压榨与侮辱之下毫无尊严地死去,并遭受后人永久的蔑视和唾骂。相反,毫不妥协有可能导致自身的肉体立即被邪恶所消灭,但是这一举动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意志,将像天上的星辰一样,让在黑暗里生长发育的邪恶心惊胆战,让无数后人在深夜里仰望。
   在一封具有威胁含义的信件面前低头,必然会在纳粹德国的盖世太宝、苏联的克格勃以及文革的恶魔面前低头。充当一封卑劣信件的创始者的帮凶,必然会充当另一些更加庞大、更加凶恶、更加残暴的势力的帮凶。在邪恶的面前,没有中间的状态。我们都别无选择。我很尊敬的一位女作家筱敏,在读了克里玛的文章之后,这样写道:“这种卑劣的游戏在我们这个国度散播了不知多少年代,诸如此类的威胁和恐吓更多得很,却并没有什么人愤而抗议。我们顶多洁身自好,或者像我这样躲闪开来,祈求厄运别沾上自己;也有些人屈从,把那威胁转嫁于旁人,求得自己的解脱,而以为这行为算不得作恶。结果,那子虚乌有的威胁,便通过我们的卑琐懦弱而变得强大。与此同时,我们还亲手培植了一个丑陋的信仰,让一种阴沟里的气味充斥我们生存的空间。”
   这段文字让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很久很久。我每天都闻到自己身边的那种“阴沟里的气味”——即使在中国学术的圣地北大的校园里,在神圣的未名湖边,这种气味也挥之不去。它深入到我们的衣服中、皮肤上和毛孔里,它内化成我们嗅觉的一部分。
   我开始询问:邪恶究竟是什么?有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告诉我说,邪恶是一头怪兽。是的,邪恶是一头怪兽,但它并非一出世便强大无比、不可战胜。刚刚露面的时候,它还很幼稚,很衰弱。但是,当它的对立面显示出懦弱和胆怯的时候,它便开始张牙舞爪起来。对立面的懦弱和胆怯是它成长的催化剂。怪兽饮着殉难者的鲜血一日千里地成长着,在祭台上心满意得地俯视着芸芸众生。而芸芸众生面面相觑,思前思后,最后还是束手就擒了。他们在它的脚下战栗着、膜拜着。他们腿脚发软,不知不觉就跪下了。一个人跪下,成千上万的人就跪下了。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所有人都站起来,他们绝对能够战胜这头怪兽,他们绝对能够争取到自己的自由,他们绝对能够捍卫自己的尊严。但是,他们被恐惧淹没了,他们被侥幸迷惑了,他们规规矩矩地等待着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悲惨命运。他们在等待的同时也参与到牺牲者的狂欢之中。当轮到他们自己被邪恶吃掉的时候,他们早已经吃下了不少同类。
   没有无辜者。没有纯洁的羔羊。
   当我面对幸存者们的回忆录时,我感到极度的失望。有人说我太不宽容,有人说我应当以“设身处地”的态度原谅幸存者们。
   可是,我不能。
   最近我读到周一良老先生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当我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不舒服的感觉时时涌上心头。首先,题目就让人疑惑:何谓“毕竟是书生”?难道用自己是“书生”的身份,就能够换来对自身罪恶的心安理得吗?这位曾经被邪恶所吞没,并且忠实地(而不是心怀二意地)、主动地(而不是半推半就地)为邪恶服务的“书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笔调依然是那样轻松愉快,就好像老爷爷给小孙子讲发生在遥远的国度里的故事。而研究宋明理学的陈来教授,也在一篇文章中强调,《毕竟是书生》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我们要对往事和长者要宽容,不要老去揭那些已经长好的伤疤。陈来教授自然是“大肚能容天下事”,但我觉得还是有些东西是不能被“容”的,例如邪恶。
   关于文革后期掀起的儒法斗争,周一良教授当时相当积极地参与进去,为邪恶势力冲锋陷阵,打打杀杀。他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性质,以他的智慧,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之服务的是世界上最最邪恶的势力。他不是受骗,他的心里明白得像镜子一样。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周一良教授写下了《诸葛亮与法家路线》等文章。在《毕竟是书生》一书中,他不自觉地表露出自己在那个时候的心态:“几十年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了用场,不免欣然自得。”他的“欣然自得”是真实的,但是二十多年以后,我依然看不到他对自己“欣然自得”地与邪恶共舞的经历所作的任何反省。在“四人帮”倒台,“梁效”成员被审查期间,他还“处之泰然”,自信“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服务于革命路线”难道不是亏心事吗?周一良教授很会替自己开脱,他在书中轻描淡写地表示:“其实几名老教授主要是起装点门面以为号召作用,同时供顾问咨询。”正因为没有直接参与整人、打人,自然良心上就不用承受丝毫的压力了。周老先生的逻辑还是很清楚的——我没有直接地伤害过哪一个人,所以我心安理得。他以“毕竟是书生”五个字刻了一个图章,洋洋得意地说:“这些年来,我阅世渐深,也渐明底蕴,思想觉悟有所提高,因而用这五个字刻了一方图章。现用这五个字来概括自传中‘文化大革命’一节。实际上,也可以概括我的一生。”
   读到这里,那种“阴沟的气味”越来越浓烈。我恨不得掩起自己的鼻子来。此公倒很会给自己找台阶下,很会自己原谅自己。他所谓的“阅世渐深”,也就是对邪恶安之若素,也就是面对邪恶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两只眼全部闭上。于是,他终于被邪恶所宽宥,甚至获得邪恶所颁发的勋章。周老先生振振有辞地说,自己不过是做了一点“装点门面”的事情,而且对他人给予的“无耻之尤”的命名不以为然,感到委屈,甚至感到愤怒。对照克里玛的观点,那些在信件上签名的人,不也仅仅是在“装点门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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