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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正学:公民力量之显示

活到63岁的中国人,将作何选择?体制官员早已退休,或者垂钓、搓麻,或者下棋、书法,若是心有不甘,可能再去翻翻已经布满灰尘的旧书,写几篇回忆录,为自己的一生做个痛快的了断。我就曾碰见这样一位老头,当年是政府二把手,除了在我面前痛骂“今不如昔”之外,也不见其有何具体动作。至于体制外的一般工人,若是没有社会保障,可能还在坚持不懈地维权,或者终日期待子女的探望与经济救助,内心极其寒冷、孤独与自闭。农民则是纯粹的一无所有,非但60多岁照样务农打工成为常见之事,就算是80岁的老人也仍有在干庄稼的,且是干到身体衰竭、全身疼痛也不愿失去这一古式传统。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在我们中国,的的确确有那么一个63岁的老头,没有作出以上任何选择,反而是一次次地实践“民告官”,接连持续14年而不停,并为此导致13次被抓捕下狱。读者看到此处,可能认定此人之内心乃是何等凄惨,定有非常之事,且多是个人历史恩怨所致。错了!这位老头乃是为弱势群体付诸“民告官”的实践,其目的乃在推动真正法治与民主。众多官员恨之入骨,此人竟比郑恩宠、周立太这等大名鼎鼎的专业律师还要“反骨”,而且乐观得不以想象而计,称之为“行为艺术”。大家清楚,这个63岁的老头,就是现在浙江省衢州市十里丰监狱里服三年有期徒刑的严正学先生。

   这是一位画家、作家,并非律师执业者,乃是一般公民而已。这些年,在上访群体之中,确实有那么一些人由弱势者锐变为维权者,不仅为个人的权利接连行动,更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众多同胞打抱不平。在“打抱不平”的初期,一般是出于同样的悲愤交加,同样的疾恶如仇,同样的英勇无畏,进而告官,且屡败屡战。其告官之恒久锻炼,又成为驾轻就熟的法律实践者。至于其中文字杰出者,更成为民间一流诗人、作家,乃至居然成就为不朽之思想者。成都就有一位“拆迁诗人”,名叫宋仲文,被龙应台赞为“大诗人”。此人的诗作大有“民主墙”时期的风范,在街道墙壁上写得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诸如“青瓦一叠压木角,前腰后背各是各。自古挡风又挡雨,何故今日不认我”,乃属典型的“川诗”。宋仲文也是老头,但未见遭何迫害。我所处的村庄,也有一位朱忠秀,人称“朱疯子”,总是在墙壁、电杆、公告栏等处大书其不平之诗及讽刺之诗,其中多以“打油诗”为主,成为此村一景。我只看到个别官员对其谨慎提醒,也不见有任何迫害所在。但严正学与以上诸人皆有质的区别,他之行为艺术,已经不是发发牢骚、放放怨气而已,乃是真打猛斗,目标明确,事项清楚,证据扎实,知其难而硬“上”之,知其险而硬“干”之,犹如冲锋陷阵,倒下又爬起,爬起又倒下,倒下再爬起,如此周而复始。

   严正学身在浙江省台州市。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我的诸多乡亲都在那里务工。有朋友回来与我谈起台州风灾尤甚,其巨大风暴居然将卡车也吹得满天飞。就是在这样一个风浪之地,严正学从小官告到大官,一面告之,一面又有李敖的本事——台上批之,台下戏之。几乎所有政府部门的官员对这个人都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这个人一有点什么事,似乎从来就不会忘记他们。记得刘宾雁去世之时,严正学曾在《北京之春》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内容即是叙述严正学跑进各部门,让诸多官员为刘宾雁捐款。不少官员尴尬至极,却又不得不为之。这种行为艺术,乃是杂志、报纸所指之“行为艺术”的更高层次。刘宾雁乃一代名家,被共产党视为敌寇、叛逆,但在民间及海外却是声誉无限——然则,毕竟亦属民族悲剧。严正学为刘宾雁打抱不平,绝不是一般的批判鸣冤,而是轻装上阵,力求共产党自己忏悔,在刘宾雁这种大人物面前低下高高在上的头颅。在严正学面前,所有年轻者皆不可指其“老”;相反,太多青年之早衰、圆滑与势利倒成为一大憾事。当然,以上所述,只是严正学稀松平常的一点小事而已,算不得他之绝、他之极。但仅此一例,可见其巨大而另类之良知,非一般人敢于效仿,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

   大凡真正独立与自由者,皆是言行一致的锻炼。真正拿到“行动力”上说话,恐怕太多人都只能等而下之地处理和对待。严正学是异中之异,他的言论与行动高度统一,在艺术与现实之间,将“挑战”当作习惯,当作公民力量之显示。顺民当习惯了,自然极少能够认同严正学之“怪”。据我所知,大陆论坛即有部分人得知严正学之事时,也有“疯子”、“神经病”一类形容。大病者不知自身之病何在,反而痛骂奋力疗救的医生,这已经不是多么新鲜的事情,早在柏杨写出《丑陋的中国人》的上个世纪80年代,这种状况就已成为众所周知的民族劣根之一。其实,在我看来,严正学乃是极其单纯的人,“天下天才尽天真”,唯有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的人,才有可能将事情做得这样彻底,这样坚决,这样不计后果。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内在的悟省传统,因此在任何一次历史战争之中,所表现出来的优势都不是器械,而是谋略。“谋略”这两个字,在严正学身上是找寻不到的,因为一旦用到这一招,许多事情就需要“从长计议”了,说得更明白些,就是所谓的“蓄势待发”,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严正学没有什么韬光养晦、运筹帷幄,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思想支配身体,灵魂支配行动,一不做二不休,铁定跟你当局叫板,而且是叫定了!

   严正学是作为个人的力量在抗争。他单打独斗,14年告官,13次被捕,几乎每年都要被捕一次。他是典型的政治犯,持不同政见;是典型的良心犯,为弱势群体争利益;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立于批判的立场传达思想;是典型的行动主义者,从不空谈、玄谈、扯谈,而是有极核心的行动价值所在。底层人是他的朋友,其实部分官员也未必不是,即使在面子要做过去,以求服从于“党性”,但在私下不能不钦佩这样一个人。有位朋友曾经跟我提过我们附近的一位老头,这位老头原来是企业老板,与各种人打交道甚多,后来勤奋学法,看不惯不平事,连续十余年为民众争权利。其中一项,就是废除埋葬死人的“地坝费”。每逢有人埋葬死人,此人就要前去,与胆敢阻挠的官员和警察当场辩论,手中总是捏着一大堆的法律资料,尽管有些资料已经成为旧法旧规,但他仍然坚持不懈,为此受到民众的广泛敬重。还有一位老头,是普通农民,当年为上缴公粮之事频频上告,到迫不得已之时,乡亲凑钱,此人独自一人跑到北京,最后一场官司打下来,公粮被大量削减,一举成功。从此,这位老头被民众拥戴,选为村级一把手。朱凌着作《灰村纪事——草根民主与潜规则的博弈》,曾记录山东省苇县菏镇灰村的民选村委会主任崔联的奋斗史,其中谈及崔联与当政17年的党支部书记的震撼斗争,可谓血泪交替。这些民间维权者极其努力,甚至宁愿舍弃生命,也要与腐败者、压迫者、权势者一斗到底。此斗已非文革之斗,乃是为真正之民主、自由与公正而斗,早在前瞻行动之列。

   由此可见,中国底层实在不缺乏勇猛之士。恰恰是这些看似普通,但潜能无限、心有大爱的人,才让当局一步步妥协、一步步矫正。其中奋斗之惨烈,众人付出代价之大,倘是一一叙述起来,简直惊为天书,亿万言所难禁矣。在专制制度之下,任何统治者都不会轻易交出权力,也不会轻易退缩,至于其“亲民”的形象、“恩赐”的政策,实在是被逼出来的。一个手掌权力的人,唯有希望这权力可以越变越大,越变越抢手,因其稀缺而珍贵,价值连城。当权力遭到怀疑、制约时,自上而下的制度系统就会全部高效率运转起来,一致对付所有带头威胁者及潜在威胁者。当一个谎言被揭穿时,为掩盖其谎言,权势集团就会以更荒唐、更野蛮的举动来对付挑战者。然而,这毕竟是全世界唯一没有断根的文化大国,经历了数千年的洗涤,人民始终没有完全丧失其追求、其道统。尤其在21世纪的世界新格局里,诸多民间人士高瞻远瞩,勇敢地站了出来,一次比一次还要敢于牺牲。过去,人们传扬林昭,为其不屈服的精神而震撼;而今天,同样有相当多的勇士站了出来,已经不仅仅是在显示精神,而是决绝地追求民主与自由,将之视为普通的、必要的、再正常不过的生活方式。这种时代的巨变,在历史上极其罕见。林昭乃是当之无愧的烈士,那些为民主事业送葬的人又何尝不是?本身就是英雄,还有何恐惧和担忧不予承认之?

   严正学的“民告官”,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表面现象,就连“民告官”的称谓本身也远远落后,实则乃是当代法治的必须要义——行政诉讼。原告、被告在法律人格上一律平等,不论其阶层差异,不论其权势悬殊,不论其实力高低,不论其后台大小,只要站在法庭之内,一概谈不上什么“以下犯上”之类的老套思路。严正学不但是纯正的现代公民,而且还是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他鼓励更多人涌现出来,指正当局,铲除腐败,剔除恶习,赔偿损失,低头认错。在体制之内搞上访,其渠道已经堵塞得那样严、那样满,何不当庭对质,公诸司法?如果所有人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之中,都选择“惹不起你但躲得起你”,选择沉默不语、自甘沦落,甚至进而批判那样敢于在恶劣环境之中树立公民意识、推动现代观念的所谓“刁民”,那么,这难道不是专制者的一丘之貉,沦为“同谋”了吗?这不是一般的冷漠,乃与助虐为纣无异。我曾看到过山东崔联的一份“自我简介”,他曾提出这样的要求和希望:“关心和关注三农问题的专家和学者、新闻记者、大学生、农民朋友能到灰村来考察,调研最基层、最真实的社情、民情。”进而,又提出他的目标:“将建立第一个真正的村民自治示范村,为全国的农民引路。”诸位看到没有?这是来自民间最底层的奋进,来自崔联这样敢于抗争的当代新式农民。崔联尚且有如此激情,那么站在一旁的诸位又作何感想?他们的“行为艺术”,实则是唤起大家的共识,一致建立民主之中国。

   有人责难于严正学之“怪”。其所“怪”者,就象在街边观看一个脱得一丝不挂的精神病流浪汉在跳舞。至于太多号称“行为艺术”的人,实在不知所谓,诸如:剖开牛的肚子,自己钻进牛肚里躺上一整天;把粪坑里的蛆放进浴缸里洗澡;找来1,000只母鸡,全部将其追杀而死;吊在路边的电杆上,整个人与电杆保持45度锐角;甚至,把一头牛套在柱上,一刀一刀地割下牛肉生吃;将一只猴子禁锢在桌子中间,活活地挖吃其脑髓。此等“行为艺术”,更被标以各种冠冕堂皇之理由,意欲展示人的劣根性,实则与变态没有半点区别。而严正学之怪,与此大不相同,此“怪”乃真独立、真自由,且是争独立、争自由,有着普遍的社会价值。我所见的天才人物,几无不怪者,怪得惊世骇俗,但也怪得深刻睿智。有一位心理学家,其怪可能超出一般人之想象。他想笑的时候就放声大笑,一笑就是三分多钟而不间断。他帮助人解决“愤怒”的问题,不但与受助者同睡一床(裸睡),而且早上起床就拍受助者照片。把受助者惊醒后,让其做饭。饭做好后,心理学家端起食物就往墙上猛砸。心理学家与受助者一起去公司上班,在路上塞车时,立即让其停下,丝毫不理会后面着急等车的人,反而坐在车里让受助者与自己合唱一曲极其抒情的乡村歌曲,以解决“着急”这个问题。这些还不算怪,其最怪者,居然极其“绅士”地将受助者的女友爱上,也是为了解决受助者的“爱情观”问题。此种怪,常被形容为“正常的人都被整得不正常”,其实反过来看,其所谓“正常”者,多是循规蹈矩,过分地驯服于现行规则,反而丧失了本心,并未意识到人的深层性格问题。

   世界之怪,无奇不有,尤以中国之怪为甚。而中国之怪,乃以追求数量意义上的“吉斯尼记录”,以及追求“奥运会冠军金牌”的走火入魔的民族主义思潮为最大特点。日前,看罢同龄人韩寒的《急死你世界记录》,简直笑得人仰马翻,其“建议我们可以去申请一个最喜欢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的国家的世界纪录”的提议,将诸多真正属于“怪症”的问题讽刺得入木三分。而严正学之怪,却是中国人真正之骄傲;其被打压、诬陷、痛恨,却是中国人真正之耻辱。请诸位注意,严正学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个老生常谈的专门针对持不同政见的良心人士的恶法。由行政诉讼到争求民主,乃是一脉相承,既然追求民主,必然破除专制,而其破除专制,又必然对国家执政之权力求合法化,而这一合法化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而是欲以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来强行维持。严正学如此要求,纯属常识,却受此大难,简直有辱一般人的法学智商。我认为,在当代中国,严正学此案必须重新审理,予以纠正,并申请国家赔偿。此等冤案如果一再持续,不但疲倦者包括我这样的人在内,恐怕连当局也处理不过来。再多的政治警察,再多的森严监狱,也永远抓捕不完、拘禁不完、应付不完如此多的“常识公民”。如果非要制造出一些敌人来,带着对自我权力安全的高度恐惧,带着对所有偏离其利益取向者的严厉痛恨,不断辣手摧花、严酷打击,那么最优秀的一批人岂不是全部完蛋?既如此,则国力何为?蓝图何在?前途何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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