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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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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青少年犯罪研究(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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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腐败司法·可耻经济——《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拥抱光明 尽管黑暗袭击着我们——《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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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的民工家族的真实故事—《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民工频频被袭 黑社会恶果累累—《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深切关注:9个求助孩子调查报告
·见证贫穷:9个求助孩子调查背景
·《调查背景》附图:
·回忆曾患“精神病”的亲人们
·那些曾经抚育我的亲人们
·无序状态下的黑社会和底层人—《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大哥英逝,银波沉痛哀悼
·警惕暴力、资本、权力的合流—《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评述一代着名诗人杨春光
·专访杨银波:退团退队 找回真实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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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道德前景

     最近这段时间,可谓“诸事不利”。亲人接连去世,离婚的离婚,出走的出走,受工伤的受工伤,被摔伤的被摔伤,动手术的动手术……。一一叙述起来非常麻烦,简直就是一个短期的、悲剧的纪实剧本,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接n连n”地在身边发生。死、伤、病,这三者占重头。几年前,借给民工打官司的钱现在客客气气地去要,反而被“打横霸”,不认帐。各种闲杂烦事扑面而来,大有天崩地裂的感觉。旁边有很多朋友担心我支撑不住,连保险公司的职员都三天两头地找我,希望我和家人赶快买保险,“很多事情,都需要为以后的日子想一想”。

   我冷静下来仔细理一理头绪,总感到近乎窒息的生存空间,那么多人死了、伤了、病了,那么多家庭没有办法,没有方式去解决,而我就周旋于其中,一直在蹦啊、蹦啊,最后还是这种局面。就象一个没有出口的暗室,转过来,转过去,最后还是转到原点上。确实,总是在解决问题,问题却仍然层出不穷,刚刚一个问题得到解决,更多的问题又冒了出来。朋友说:“你他妈就是太善良、太正直了!”但我又不能回避,我必须把问题继续解决下去。

   我不知今后自己如何来写自己的回忆录。放在整个中国的背景之下,类似我这样一个“怪人”,我的理想在哪里?我清楚。但是我的现实又在哪里?我迷惘。我想出离愤怒地呐喊:“中国,太黑了!”那种窒息得让人不知所措的感觉,几乎让一切学识都置为无用之地。这是此时我内心深处最大的感受,各种矛盾都剧烈爆发出来,无力承受也必须去承受。所有人都想活命,都想活得好点,我的使命似乎就是为了完整他们的生存价值。我自己这一生怎么过,究竟获得什么,吃些什么,穿些什么,享受些什么,我不计较。我只想以最快的速度,在我有生之年,极善事之能,成全人们实则极其卑微的渴望。

   我由此想到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以文字、以行动,寄极为崇高的理想来改革社会,而身边的家庭、朋友却真正处于一种十分困难的境地。这样一群强势的呐喊者,却是一群世俗眼界里的弱势者。当我们交织于万千激流之中,如何才能坚持理想,一直勇往直前?在这样一个群体里,单独的个人如果没有超人的毅力和决心,如何能够解决这么多、这么繁的中国问题?

   踏上这条路,是我年少时的梦,我今天做到了,欣慰十足。想当年,正是因为目睹了太多的底层惨剧,在那颗小得不能再小的心灵里,却种下了大得不能再大的梦想。在那一片片青山绿水之中,我比同龄人多了一份持重,总是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口袋,想到节约、节约、再节约。后来,同龄的许多孩子都已外出打工,我却成为重点高中的一流学子。那时,我对生存的理解极其简单,没有谁能够替代我当时的想法:宁愿自己饿死,也要在临死前让别人吃得起饭。

   我不是袁隆平,不具备他那种越发“超级”的技术。后来我知道,中国根本不存在粮食问题,这个事情已经被茅于轼先生解释得很清楚。中国人缺的是人民币,是可以自由公平交易的市场。经济学还涉及到了道德前景,我办图书馆的时候,茅于轼先生寄来了几本书,其中一本就是他自己最重要的专着——《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涉及到“特别是要注入我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产生的商品经济所需要的全新的道德要素”,明白了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是道德、法律和利益。说真的,我这么年轻的一个人,居然要在1929年出生的茅于轼身上搞明白这些道理,实在很愚钝,有点迟了。

   我回首我的基础或曰资源,除了大量的字里行间与同道智慧,更多的是各种案例的锻炼。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与此同时,这个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能自由的,自由到了无限;不能自由的,犹如铁牢暗室。有时是漫天的歌舞升平,有时是恐怖的草木皆兵。我所得到的锻炼,就是立于这样一个时代,从来没有过的疯狂爆发的时代,去极力从善。这个时代很怪,人想多快乐就可以多快乐,想多痛苦就可以多痛苦,全是极端。人真正平心静气地思索的时间和空间,已经被时代碾得粉碎,这就是我们这类人的尴尬。

   前些年,我承认我是有些恐惧,属于那种“只要舍得一身寡,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类型,但内心深处仍然有着莫名其妙的恐慌。后来我理解了,这是“本领恐慌”,就象储存的粮食一样,不够用,只有非常着急地寻找粮食,结果有多少用多少,不大一会儿功夫,就用得差不多了。我让自己专注地沉静过,有过两次“不表世事”的隐士生活。但后来我发现,这样做是不对的,我没有理由逃避,没有理由在今天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甘当沙漠里的骆驼。这种认识也来得有点晚,准确地说,这是个耻辱。

   有一位丹麦记者最近打来电话,有些老生常谈。诸如“最近有人来骚扰你吗?”我能怎么说?“除了我自己,谁也骚扰不了我。我自己就经常骚扰我自己,总感到力不从心,势单力薄,痛苦非常。”有一位忘年交早就预料到此,曾经留下四个字给我:“享受孤独。”确实,我也经常跟自己讲,点燃自己心中的这盏灯,光明磊落,正气浩然,那么任凭世事如何黑云压阵,也并不妨碍内心的光芒与锐利,这就是面对黑暗世事的应有态度。

   这段时间,依然忙碌——似乎一年365天没有一天不去焦虑诸多事情——,为本地基层政权的班子着急,寄希望于抓稳机会,搞出一番前程来。这个前程不属于我自己,我是“谋士”,不是权力欲患者,是为民众深虑,该出手时就出手。我们是这个时代的什么人?就是这种人。权力,非我所欲也;金钱,亦非我所欲也。唯有思想与精神,支撑了我们的生命,一种非世俗眼界所能形容的生命。当键盘已被敲破十余个,当手指已经严重变形,当眼睛已经越来越近视,当无数在明在暗的风险总在那里晃动,我再也不想褪去属于我的使命、属于我的色彩。这是我的梦,这是我们的梦,一个真实的梦。就象汪峰唱的那样:“在布满力量的大地,向着风狂奔去,怀着一颗永不哭泣勇敢的心!”

   那些朋友,有的走得太远,在另一个世界观望;有的还在牢中,为在外面的人暗暗助威。我总告诉我:“你还年轻,你还有梦,你还有他们。”是的,我所幸在我人生最宝贵的时刻,有了这些非一般友情所能形容的同道之情,很难用三言两语来讲述这当中的动人事迹。我希望人们永远都能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历史的前沿、全民的将来,持以最真诚的善良坚定地生活在中国的大地上。我这一双手,尤其是右手中指,只要每一天都能依附于身体,那么每一天就会留下我的声音,留下我对这个世界、这个国家坚持不断的呐喊。

   我体会过悲哀的生存,体会过残忍的荒谬,体会过全身起着鸡皮疙瘩的太多局面,我已知道这个世界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太多,所以我需要我自己,太需要我自己能够一直支撑住总是面临着崩溃的自己。我相信,很多磨难似乎都是有意的或巧合的安排,就在这些安排里,我不应逃避于历史的主流、思想的精神。于是,我告诉自己,告诉人们:“你们要相信,你们要相信——希望!”当一切质疑、批判和抗议都被淹没的时候,我仍要质疑、批判、抗议,并且我必须付诸于实际的行动,来改善一切。是的,这就是我,一个需要让太多人重新认识的我。

   正要结束本文时,又翻起茅于轼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请看第114页:“天才人物出现的机遇是非常稀少的,他们往往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有超脱于当时世俗观点的洞察力,因而很容易成为歧视政策集中攻击的目标。他们不但受到统治者的摧残,而且也往往得不到群众的理解。一旦群众被‘发动’起来,首先被群众出卖的就是这些实际上代表群众利益的出头橼子。越稀有的天才越易受到打击,这实在是人类历史的不幸。”很巧,我所接触到的不唯独是普通人,恰恰就有那么一批人便是遭受挤压的“天才人物”。很多离奇的论述和行动,实则超乎一般人的理解,说到底却又是那么简单的道理。

   我自己不辱没自己,自认恰恰就接近于这“天才人物”的处境。这些道理我懂,其实我们往往就栽在世间最为可贵的信念与道义上,以不可挽回的性命或自由,延续了“还有中国人没有倒下去”的希望。无论是读历史,看今朝,太多相似的同类项一一摆在面前,不用太多思考就能勾画出我们的状况。末了,突然想起我们笔会曾有一本书,是会友李建强写的,叫《维权律师:一个危险的职业》,其中有一篇《白发母亲的心愿》,“这一次,母亲愁白了头,她第一次对爷爷的临终嘱托产生了怀疑,她流着泪说:‘当初真不该听你爷爷的话,要是不供你读书识字,象你哥哥姐姐一样,哪里用得着这样提心吊胆?种地常常在,读书惹祸多啊。”独立的灵魂,亦唯有违背担惊受怕的心灵了,李建强是这种人,我亦是这种人:哀不知何处来,口中无语,心中大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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