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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泪的洗礼——中国底层调查》
○我强睁疲惫的双眼,看着这滴血流泪的中国
《家破人亡两不知,血泪抗争到何时?——暴力强拆导致马玲丽户十五年蒙冤受害的调查报告》(诗行合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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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玲丽十五年蒙冤受害的照片资料(之一)
·马玲丽十五年蒙冤受害的照片资料(之二)
·马玲丽十五年蒙冤受害的照片资料(之三)
·马玲丽十五年蒙冤受害的照片资料(之四)
蒙冤受害在继续(诗行合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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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人紧缺的政治关怀在哪

中国诗人紧缺的政治关怀在哪--读《徐晓的逻辑不能成立》一文随感
   
    一个多月前,蔡楚先生通过电子邮箱,转来了刘自立先生的文章《徐晓的逻辑不能成立》,由于我回乡下农村,直到前不久才得以在网吧上网通过邮箱细读此文。我虽不曾读过徐晓的那篇文章,却也感受得到刘先生文章里包涵的忧患与雄辩的力量。文章引述了俄罗斯伟大诗人的生存经历。我一直对旧俄的知识分子怀着也将永远怀着崇高的敬意:是他们,在奥斯维辛的黑色阴影下,在红/色/极/权的沉重压制下,在个人生存万端残酷的险境中,仍然把自己的笔尖当成自己的墓碑直戳向大地绞痛的子宫,他们的眼睛也试图穿过尸骨横行的迷雾,扛着人类巨大苦难的同时,去寻找擦拭这黑幕的火光。自始至终,他们在官方冠名自己为“叛徒”的时候,浑身流动着民族血液的诗人作家们,他们向世界证明了他们的抗争与对自由,美好生活的爱,信仰,俄罗斯人民的民族精神。我愿意再次列出这些诞生在俄罗斯的名字: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列夫托尔斯泰、莱蒙托夫、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聂克拉索夫式、阿赫玛托娃、曼杰利士塔姆、别林斯基、赫尔岑、古米廖夫等等大批高贵的心灵,这样伟大的名字相信上帝是不会对着它们苦笑的。鲁迅也把自己的笔当作矛投向了自己所站立的荒芜之地,他也在祈祷,阿Q祥林嫂华老栓孔已己们能在铁屋呐喊之后的晦涩空气中,嘴唇上能滴有清晨的甘露,野草能新鲜春天。
    中国一些向往自由精神的学者、知识分子们,面对中国的社会改革爱拿俄罗斯来对比,总爱提到以上的名字,为何?是隔壁邻舍的简单原因吗?显而易见,是因为两国都经历过相同的政/治怪圈,而两国的知识分子的表现与成就,又大相径庭。在红色/暴/政的淫威与恐惧之中,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选择的不是逃避,而选择了思想上的“流亡”,精神上的坚守。即便麻木的狱警时常把监/狱的门为他们打开,但不无苦楚的一句话“感谢监/狱,是它造就了我”却如钢铁大山一般显示出那一股“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博大情怀。这些知识分子以良知的笔墨,“俯首甘为孺子牛”,反思与警惕法/西/斯的幽灵不断摄取人们原本就很干渴的魂魄。在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古拉格大海中,毛的革/命观不知革了多少条人命,能摆脱他的这种革/命理想话语环境却能拥有革/命这种荒诞革/命的勇气与思想的知识分子,又有多少呢?在这里,我们无意强求生存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们非要那自己的人头,去比枪子棒子的硬度,这本身就是毛式语言的翻版,一种换脸的权/力压制。但出现的”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合唱,知识分子的嗓音不也很高吗?我们有理由至今还一直回避这样的人类的苦难与悲剧?我们始终不能迈出俄罗斯人民那重大的一步,这就足以使中国被俄罗斯在政/治文明的高度下甩在屁股后面,让汉语言边缘于世界现代文明的偏僻角落。至少,中国的诗人们,应有对现实介入的勇气,最基本的政治关怀,如刘文中陈述:“中国的倾向自由主义的追求之知识分子中,人们对待革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革命从精神层面上讲,还没有死,还活在人们的心里。因为,广义而言的革命,不尽是一种暴力抗挣,还是思维上的辨正和启蒙。反映在诗歌文本中,应该是宗教,社会,政治和文化上民族风格和独立人格的再现。这些政治关怀,成为诗歌文化或者说准诗歌文化的一个前提--至少在今天的中国,犹该如此。”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没获奖,连瑞典的老人们都认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遗憾)的俄国女诗人,“悲泣的缪斯”阿赫玛托娃,一名女诗人,“在世界诗歌史上,第一次由一位女诗人自愿地把爱情诗让位给悼亡诗。死亡持续的、真实的死亡成了她诗作的最后依据。”她以在痛苦中追逐缪斯为生存方式,以自己同胞的痛苦为诗歌背景,表达出了一颗美丽的心灵那凝重的苦难之声。我不禁想起借助《祖国,我亲爱的祖国》、《致橡树》诗歌作品而成名被中国官方认可为“著名”的朦胧女诗人舒婷,现在她已安然自得地如大多数七八十年代走红的诗人沦落为官方的宠儿,就是曾经这样的抒情诗歌,也还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单一的话语体系,大而空泛的历史情结。以及随后出现的大批仿效“朦胧”的女诗人,以及被官方刊物炒得热火的翟永明,王小妮,尹丽川等等“优秀女诗人”,相对比阿赫玛托娃,我们都应感到无地自容。什么样的文化环境结出什么样的果,对于“诗歌”这种承载一个民族精神的最高级的语言形式,我们的诗人们选择的是自得其乐自收利益的狭隘态度,诗人们可有万千种理由,回避历史与政治的重大问题。我越来越感受到中国诗人的“混世哲学”以及游玩于“出”与“入”的两元价值观了。入则得仕求名,出则消遣自慰。刘文也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诗歌文化史上的“酱缸思维”与“酱缸现实”:“不要说那个靠着朦胧诗吃饭的谢*等人,在九十年代编辑的诗歌文本集卷里,背叛了他们八十年代的选择,一股脑把那些‘新中国’ 诗歌和当时的反叛诗歌一股脑重新塞进了一个酱缸式箩筐之内的做法,是一个可鄙的回潮。”这可是拥有改编“诗歌史”大权的教授,然而“酱缸式箩筐”的做法却让尾随其后的刊物编辑效法得天一无缝。

    革/命何谓?刘文一一列之:
    “不是用伪革命如文革语汇可以代替的。我们这茬人多少是在那个毛式语言里成长的,但是,我们反思毛,并非可以完全无视那个语言和那个环境。就是说,革/命不是,也不会是毛式语言。”
    “就是要直面中国的现实--和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朦胧诗一度直面那样;应该坚持的,是在今后几乎永远的年代里,直面中国的现实,就像索尔什尼琴直面古拉格群岛。”
    “就是要研究告别革/命的种种条件,而非一厢情愿地说出一些另类乌托邦语言--如威权主义的合法性和可塑性等等。”
    “也不是甚至一屁股滚到官方的舆论阵地中去,做现在是盛唐再现的呓语--比如徐先生关注的由李/昌/平/撰写的农民问题报告,可以说是今天派人物,延续其社会关注和社会批评精神的一个典范--我们还可以考证与此相关和具有同等主题的诗歌创作。”
    “就是反对犬儒主义的革/命回避观,而要站在老百姓的忧患意识中,创作那些类似莱蒙托夫,聂克拉索夫式的农民之歌--可惜,中国诗人几乎没有人具备上上个世纪俄罗斯诗人的平民性和先锋性;他们的“先锋性”几乎成为商品专/制/社会的无聊和无耻的性/文化遮羞布。”
    这种对“革命”的深刻理解是值得更多的知识分子警醒的。这也可以成为想拥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中国诗人们的一剂补钙的良药。我们本土现今缺乏“惊天地,泣鬼神”的篇章,这跟中国文学自文革之后,中国诗人们都有意逃避现实政/治,这也可以从侧面了解到中国的民/主状况,人民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中国人对于“权利意识”的忽视与单薄,这跟我们的政治权力中心,长期对人们实行政/治打压有直接关系。拥有天然话语权力的知识分子,在六/四的“教训”下,也变得那么温顺,对主人报有太多的期望。
    诗人对周围的现实应是很敏感的,为何都选择“隐居”了呢?豪不疑问,从中国遗留下的屈原之“上下而求索”,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杜甫的“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伟大的品质与悲悯众生的情怀已在现今商品市场的泥沙大潮中消逝干净,惟有功利与犬儒化。与其说他们庸俗地滥用了陶渊明的“田园精神”,还不如说他们开门见山的表达了自己内心的虚弱,责任感的缺失,正义感的堕落。更为可悲的是,中国诗人的“流派”与“圈子”观念浓重。难得恰逢网络自由交流的平台,可以与官方保持一定的距离与束缚,这也是中国文学要得以兴盛的契机。然而我们的诗人们,还没能从权威主流话语语系里走出来,试图以“民间”的角度写诗却又充当了新的权威。在流派的圈子里称王,摆“大师”嘴脸,依然企图依附网络,走向官方的许可。为此,他们不惜以牺牲自己仅有的尊严,做着主流话语的传声筒。只要一提到“政/治”,并找“我是诗人,我不谈政/治”来敷衍,试问:诗人连最起码的政治觉悟都没有,谈何“知识分子中的精英”?诗人诗人,连做人的尊严与权利都被别人剥夺,非人一般的活着,又谈何诗人?要么天真地跟着说:我们的生活很美好了。殊不知,这只是坐井观天的个人被洗脑之后的感受,如何能代表“我们”,如何承当起诗歌文化产品应有的社会承当?可笑之极的是,自己的诗性修养本就薄弱,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借“诗人”的帽子说一些自己都不知道说什么的关于“星星、月亮、阳光、虫子”之类的梦话,还以为我们的生活到处都是鲜花,那么自得其乐?我深深为这样的诗人感到可悲,也从内心轻视此类在中国目前单一语境里苟且偷生的诗人。特别在我们如此苦难的环境中,我要说谁忽视我们生存的困境,现实社会的矛盾冲突,谁就不配做一名诗人。大部分所谓诗人终其一生的辛劳,虽可优秀,但觉不会伟大。犬儒们若放弃“诗人”的这顶大帽子,把它脱下来自己恐怕比蛆虫的嘴脸还丑陋!
    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说那些固守传统价值观的诗人毫无休止的抒情诗歌,就说被很多人认为有先锋姿态的诗人,比如无药可救的陷入浓重“圈子观念”的垃圾派女“诗人”小月亮,其思想幼稚单一,还自以为是到顶的模样让人恶心(她不是装的,而是整个人的血肉就是被一元价值观制造出来的,她是一个活生的当代红卫兵)——如果这样的排弄文字者能配称诗人的话,那简直是中国诗歌的一大耻辱或说劫难。曾经披着有“反抗精神的民间诗人”伊沙,现在也是虚妄之极的“独裁分子”,在“诗江湖”封贴限制别人自由言论的权利,在各个论坛谩骂与自己观点不香符者,早已失去了原有的诗人操守与民间意识,走了向权威与主流话语低头的妥协路。这样的诗人现状在中国应不算是什么“例子”与“典型”了。因为到处都是“例子”与“典型”,它便成了一种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
    中国诗人紧缺的政/治关怀在哪儿,这样的问题或许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答案或许也是无助的。我的发问也让我感到个体力量的微小,但我坚持认为:独立与自由,主动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力,反抗独/裁/者的中心/权/力话语,关注时代的危机与民族的兴衰,这应是当今中国诗人最为高贵的品德,一种博大的宗教。我个人当以此自勉,从自己做起应是让我对于自己的提问不觉心虚的支撑。鲁迅的立人思想里有这样的话:“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我们虽不拥有民/主的环境,我们虽不具备“公民”的资格,但我们可以利用世界的自由精神资源,民主的文化精神产品来改变我们自己,不论是本民族的,还是其他民族的。以一名中国公民,一名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要求我们自己,同样,这也是通往中国民/主/社会的首要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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