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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农村底层的声音

   春天农民最惬意的事
   就是爬在麦地里
   
   对天骂娘
   然后一个人偷偷地喊痛并放声大哭

   
    ——管上诗歌《农民爬在春天的麦地里喊痛》摘录
   
   中国目前的人口总数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这五分之一的人口中,又有九亿多的人口是农民。 农民们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如报纸和新闻上所说的都在奔小康或说已经奔上小康生活了?活生生的生存现实就摆在我们面前,这当然不是外交场合上的应付与自负之词,不是城里人饭后随口谈论的夸饰之词,更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掩盖的问题。在读完陈桂棣、春桃的报告文学新作《中国农民调查》后,我真切地感受到书的开头所说的:“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我想,这些话是肺腑之言,但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一切都那么正常,一切都只能痛楚忍受。然而,正是贫穷、罪恶、苦难、无奈、抗争等血淋淋的农民生存困境问题却被主流话语一直排斥,我们的文学作品也极少有感动、悲壮的情怀与力量,这么多的中国农民虽数量众多却也只能持续“边缘”,在少数富裕的人口、不计其数的报纸之外,如管上的诗歌见证:“就是爬在麦地里/对天骂娘/然后一个人偷偷地喊痛/并放声大哭”——这是发生在人人都梦想着的“春天的故事”,且是农民“最惬意的事”。
   
   在诗歌话语领域,管上的《民间说唱》与《裸体民间》可以说弥补着中国当代诗歌严重偏离社会现实与底层生活的空洞。这位老哥,在中国诗人们大多选择放弃最起码的社会良知与责任承担,被功利之心层层包裹的状况下,自始至终站在苦难的黄土大地上,以平民的眼光打量世界,坚持实话实话,实景实记,表达出了农村凝重的悲剧之声。我曾经在反复阅读《民间说唱》之后,对其进行过这样的评述:“诗人管上,一直守着民间的一花一草,一寸一土,一人一物,一话一事,在冷抒情夹杂的叙事中,对当代社会的农村,进行了细微的刻画与记录,展开一幅幅民间生存图景。我们看到了底层民众的善良、挣扎、困苦、愚昧、自足……各种怪异、荒诞,有血有肉的农民形象充斥于他的首首‘民间说唱’。其诗集《民间说唱》我认为是中国诗坛不可或缺的一部优秀诗集。”从管上后来的诗集《裸体民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农民大哥的坚持与努力,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怪现象,一些诗人的诗歌越写越是趋向于“私人话语”,越来越一味地闲适,大抵是商品经济的流毒侵蚀了诗人们的弱力人格,或者是他们在竭力消耗诗歌所带来的名声。再回顾我上面对管上诗歌所做出的评述,我仍不觉得过分,也不认为有故意夸赞的成分。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处于弱势的群体在各种社会变迁下所遭受的磨难往往是他人的数倍。在我们的极权环境中,由于自己的话语权微弱,农民的惨境与表现让人叹为观止。农民们要想为自身多争取一点利益和基本权利,那真比“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有诗《半夏村》为证:“每次矿难/半夏村都有人上死亡名单/贾瞎子说/半夏村阴气太重/得杀一百公鸡/去毛/深埋”。句句陈述事实,句句又不仅陈述事实,读者在客观冷静的笔调中读诗,却在脑海里呈现出组组画面,诗句之外的愤慨与控诉已漾于纸表。而灾难之后农民的表现如何:请瞎子算命——以此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人身权利”问题,或者说人们根本就没有权利意识,只恨“阴气太重”。那么造成矿难的肇事者呢,依然逍遥法外,拿着私人签定的和约证证有词。受害者呢,死亡不算,还得让亲人用本就难以喂养的鸡来送葬,而且是一百只!可想而知,这样的悲剧还要不断重演,农民的无助导致的依然是丧命与杀鸡。管上这样的诗歌语言可用“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来形容。半夏村类似的悲剧仍在进行:“11月28日铜川/陈家山煤矿瓦斯爆炸/半夏村又死了七个/贾瞎子说/杀一百只公鸡/已经不能除去阴气了/得杀一千只”,诗人的忧患与悲哀随之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怜半夏村/三十九个寡妇/一时半会/到哪儿去弄/一千只打鸣叫床的鸡公/贾瞎子说/半夏村阴气重/还要死人/还要死轻壮年男人”。
   
   管上突出的诗艺特征是反讽,反讽即体现出艺术的批判精神。管上的反讽大都通过审丑的途径来完成,所揭示的荒诞社会现象与人性的杂乱繁复是惊心动魄的。在《水草坪》一诗中,诗人低性的描述:“58年洪水瀑天/水草坪颗粒未见/张阳刚一家五口面黄肌瘦/眼看三个孩子就要饿死/张阳刚把刀砍向了妻子/他支解了尸体/煮了一大锅/余下的放入地窖/准备过年”。1958年是社会主义大跃进的发动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水草坪却“颗粒未见”,我们不由得反思这段荒诞的历史。鲁迅看到满纸写着“吃人”,而吃人的现象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农村中见怪不怪,且是孩子在吃,且是吃自己母亲的。父亲慈爱地为了孩子却残暴地将孩子的母亲杀死,这不知是善还是恶,但却是真实的,怪异的,有一种无法言愈的巨大的危机感与毁灭感,总之激起了读者不平静的内心,在极端对立的心理冲突中感受政治游戏对人性的恶劣摧残与逼迫。诗歌的张力已经膨胀起一个吃人事件所带来的骷髅境地,一把尖锐锋利的批判之刀已经遁入体制与制度的内核,疱丁解牛般把所有的假大空与恶丑臭解构一空,赤裸裸出一个时代的真实面貌,矛头直指当时所有的颂歌文学,高声口号:
   
   有野狗叼走了孩子们啃过的骨头/有人确认不是动物的/工作队进驻水草坪/张阳刚投案自首/可怜刚刚上任/腰间挎着驳壳枪二十七岁的魏县长/面对一堆鲜嫩的人肉和惊动中央大案/魏县长举起了枪//如今的水草坪/地肥人美/张阳刚的石板房早已倒塌/魏县长的墓碑/四个大字/人民罪人/字迹清晰
   
   管上力在争取自己的平民话语权,也在为农民争取话语表达的权力,并从中唤醒诗人们关注现实生存与底层农民苦难的良心,这样的诗人无疑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也是值得有同情心正义感且为社会的正义而努力呼唤并践行的人们学习的。
   
   管上的声音是一种来自中国农村底层的声音,这种声音交织着农民的辛酸血泪,哭笑呆傻,折射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深沉悲剧,同时也反映出觉醒的知识分子独立自由的追求以及善良的力量。 这样一个活着的灵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获得了真切的自救。
   
   2005年4月9日星期六凌晨5时32分
   

此文于2010年01月10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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