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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谚:“诗性正治”论

中国低诗歌系列文论之——“诗性正治”论
   /张嘉谚
   

   
    本文提出“诗性正治”这一个命题,意在探讨中国先锋诗歌总会触及到的敏感问题——诗与政治的关系。
    打从心底说,本人对所谓“政治”是相当讨厌的,更不感兴趣。但几十年下来,深感政治这玩艺儿不是你想避开就避得了的。涉网以来,发现许多诗人在普遍回避政治的时候,对“政治”又未必了然,相当多的人甚至对政治缺乏起码的常识。本文不打算对这些朋友作什么政治启蒙,只想从诗性角度探讨一下“诗正治”(注意:不是“政治诗”)的问题,意在为中国诗歌当前的先锋写作清除一种心理障碍。
    回避政治的耻辱
   
    政治是诗歌绕不开的东西,却被当今中国诗人普遍回避。为什么?个中原因不外是:长期的专制高压造成了诗人普遍的政治畏惧与心理阳萎,这一点,谁也不愿承认然而又都心知肚明。或许,也有因对政治“反感”而疏远政治的吧。总之,中国诗人因回避政治之“险”与“烦”而想出了“种种奇妙的逃路”(鲁迅语),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什么第三代写作、纯诗写作、零度写作,私人写作、身体写作、口语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橡皮写作、中间代写作、70后写作、第三路写作、下半身写作,垃圾派写作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写作主张,无不煞有介事,既躲开了可怕的政治阴影,又名正言顺,还能坦然显示一份清高甚至正当地博取“先锋探索”的名声。但是,审理中国诗坛这20多年的历史,后人只看到诗人们回避极权政治的耻辱,举阳不起的懦弱以及不乏卑劣的自以为是。
    作为诗人,作为文艺家,你真的回避得了“政治”么?如果把政治看作历史文化与社会文化的集中表现,民众生存其中的现实环境。我们就处处都在与政治打交道,政治也就时时刻刻将我们包围。谁也别想“此地无银三百两”,试图加以逃避。在我们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可以说“到处都是政治”。那些口口声声不谈政治的诗人或总是小心翼翼回避政治的文人,岂非像驼鸟一样把脑袋钻进沙堆自欺欺人?身处极权专制语境之中,中国诗歌要么“政治化”,即为极权政治所“消化”;要么“化政治”,以清明的诗性“教化”政治或“化解”政治,即本文倡导的“诗性正治”。舍此而行当然也可以选择“第三种诗写道路”, 但若干年后回头一望,只怕大多诗写流派的身上抹不去那一块“奴化”的印记,就像诗人凡斯一首诗所描述的:醒来发现我在猪车上,变成了一只大白猪!
   
    何谓“诗性正治”
    当今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介入已经表明:研究者通常是把文学作品看成政治性文本的,放开广阔的视角看,“政治性”即各种微观的权力机制,可说随时随地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当代西马学者弗•杰姆逊干脆这要样认为:“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弗·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由于政治权力在现实生活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中国诗歌要获得健全的发展,在随时随地都难免触动或涉及到政治的情形下,强调诗性精神之形而上与世俗政治之形而下的区别是完全必要的。 弗兰西斯•庞哲谈到“诗的功能是滋养人类精神,使之从宇宙中汲取乳汁”时说:“当人类不仅仅为其特有的思想感情而骄傲,也为其能够自化并与自然融合而骄傲时,就有望获救了。”他把“希望寄托在诗歌身上”,希望借助诗歌,让“世界占领人类精神,致使其失语之后重新发明一套语言。”(《物之声》)先哲们仿佛都在异口同声地说:诗人可以发扬诗性之美与善的精神教化功能对世俗政治加以审视——这种审视,是以神圣性对治世俗性,以精神化对治物欲化。诗歌的这种审视功能,便是本文倡导的“诗性正治”。
    为什么用“正治”而不用“政治”?
   
    这是因为:“正”字,在中国古语中同“政”。“政,正也。”(《说文》)可见,“正治” 并未脱离“政治”。由于“政治”一词在现代社会具有特指性,我们采用“正治”一词强调其本义与原义就极有必要了。“正”,顾名思义,除有正当、正常等涵义外,还意味着公正。所谓公正,应以三个向度作为衡量标准:一合天道,一合人心,一合地德。天道与人心不难理解,而所谓“地德”,指的是历史文化积淀而成的普世价值。这即是说,诗性正治是以“道心”为根本,以“德化”为准则的。
    诗性正治可以用一句简明的话来解释,即:以诗性精神感化心灵,以诗性智慧教化世人。
   
    因此,“正治”一语比起“政治”来,有更高更深的含义。竖向地看,“政治”强调功利性,多指向社会层面的权力性操作。“正治”则偏重诗性而进入精神性层面。如此,“正治”便因其精神内涵的丰沛性涵盖了“政治”,同时又越过现实层面,成为超越世俗政治的诗性表述。横向性地看,“正治”也在党派政治性之外包容了更多更广的文化对治意义。
   
    “正治”一词,是“正”与“治”组合,怎样准确地理解它们呢?
    “正”,在“诗性正治”这个词组里主要指“正当”与“正常”之义。“正”之本义为“匡正”。谈“正治”即有针对社会生活中一切权力关系权力机制与权力话语现象的偏差施行匡正之意。这种匡正,履行的是诗人天赋的话语职责与话语权力,针对的是人类历史发展至今的愚蠢与恶行,抨击的是人性深处的劣根与恶业!
    “治”在这里主要取其“对治”或“矫治”之义,所谓“对治”与“矫治”,有发现、审视、揭露、批判、审理、清除等“针对性”含义。“正”与“治”结合为“正治”。便意味着“正常的对治”与“正当的矫治”。它未必是“正确的对治与矫治”,或者说,它不以对治或矫治的“正确”自许。对于诗性精神,正确与否不是它着意的(因为“正确”的衡量准则很难依谁认定),诗性精神关心的与其说是“问题的解决”,无宁说是“问题的提醒”。诗是性情的表现,它的作用只不过是“感化”而已,诗在精神之域,它的基本功能是“教化”而非“驯化”。
   
    诗性正治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心态。它是激情的大悲悯与大爱心的流露与勃发,这也就意味着“责任”,诗人的责任与诗歌的责任。诗性正治的责任通过爱怒悲憎表现为许多层面,从对治自我开始逐级扩展到亲友同胞与社会,再扩大到民族、国家、人类,广阔可对应宇宙万物,收拢回来便针对自身。所谓“正治”,不光要对外部世界的不义与不公作外向性话语批判,同时还意味着针对内心污秽作内向性的清除,“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以健全和完善自我人格。比如这样的诗句——
   张志新,我后悔没有把我的处男身献给你
   
   如果我真的把我纯洁的一塌糊涂的处男身
   颤颤惊惊地呈现在你丰韵犹存的裸体前
   我想象不出你这个革命者会怎样引领我
   进入你神秘的阴道我会怎样的颤抖激动
   在一阵伟大的冷颤后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在一个伟大的女人的阴道里我炼就了一身正气
   张志新,我后悔没有把我的处男身献给你
   当我颤抖着写下这行字的时候
   我的生殖器已长满了冠状的尖锐湿疣
   但仍然挡不住我到处嫖到处乱搞的习惯
   我却不敢再有一丝丝和你性接触的念头
   那怕就是握手我也不敢
   我的生殖器已是一根带毒的骨头
   支撑着我丑陋的灵魂
    ——典裘沽酒:《张志新,我后悔没有把我的处男身献给你》
    诗人杨春光评点时指出,这里不仅有对“强权政治罪恶的批判”,同时也深刻触及了“现时人们心灵中需要深刻反省自己的政治懦弱与无耻道德交织在一起的综合阳痿症”。这种写法非常真实地“把真挚的美好心灵和龌龊的下意识都和盘托出,既赤裸裸地给人看,又恶狠狠地让人批判和审丑,以其自身的灵与肉的忏悔,来形象而生动地完成了对一个愚昧甚至可以说是卑鄙的无原则、无理智、无道德、无清醒、无悲鸣、无怜悯、无良知和无羞耻的民族的集体犯罪的大控诉!”
    典裘沽酒此诗出自“性情”即诗性精神的真实表达,他那外向性的愤怒揭批与内向性的自我忏悔,均以诗性话语出之,使这首诗的象态话语诗性饱满且大义凛然,充满了“诗性正治”对“世俗政治”的鲜明对治性与强烈的冲击力。
    由此可见,本文探讨的“诗性正治”,也可以叫“诗人正治”、“诗歌正治”、“诗化正治”、“诗学正治”、“性情正治”、“道义正治”、“精神正治”、“文化正治”等等,本文以“诗性正治”概而言之。
    从更深层的意义看,诗性正治中的“诗性”,指的是“诗意化的精神性”。“诗性正治”这个概念的有机性在于:如果说,“诗性”偏重于诗人精神人格的内在修养,“正治”则偏向外向性的世俗指涉;于是,诗性正治便将“崇高”与“崇低”,“内圣”与“外王”统一于一体。一方面,“正治”是以“天道”、“人心”、“地德”为准,强调干预人类社会活动一切领域的现世关怀,另一方面,“诗性”则是以“天道”、“人心”、“地德”为本,标示其对人类精神提升活动的拥抱与理想观照。在诗性正治中,诗性为本体性建设,是为“体”;正治为实际操作,是为“用”。因此,诗性正治在实际上有很多层面。从更高的层次看,对于诗人,诗性正治是最完美的人格体现——如但丁歌德,屈原杜甫等大诗人集内圣外王于一身;对于诗歌,诗性正治也体现出最完美的品格——我们不难在历代以来的巨构杰作中找到例证。
    “诗性正治”来源既久,亦将长远绵延。即使民主社会真正确立,诗性正治仍会继续更宽泛,更细化地展开对社会文化负面因素的揭露、警醒、批判与提升。
   
    “诗性正治”与“世俗政治”
    提出“正治”这一概念,可以很方便地将“诗性正治”与“世俗政治”加以区别,避免别有用心的人将诗人的“正治”与政客的“政治”混为一谈。为了真正明白什么是“诗性正治”,有必要将其与“世俗政治”(社会政治、党派政治等)作一番比较。
    真正的诗人涉及政治,如屈原但丁、歌德海涅、陶潜曹植、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多半是“以性情为本”,所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此即性情正治的表现,而世俗政治家通常是“以功利为本”的;诗人多为“性情中人”,他们对政治的态度与涉入,多情之所至,“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性之所为,禁不住为公众代言,即是诗人的正治表现。而追逐权势的政治家从事政治活动,通常是考虑各种事功与利害关系,取舍标准则维护党派利益,为此甚至不择手段不惜牺牲一切,这是世俗化的党派政治必然的游戏规则。不妨说,“诗性正治”是以或爱或憎之“性情”而生发的“正治”,“世俗政治”是为“功利”或“权力”而争夺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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