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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忘不了去山顶挂经幡的小路上/黄颜色的小花星星点点
·与师兄们一起/挂完经幡/我抬头一望/多么美的天空
·它的眼神告诉我,这天已等很久
·太阳,化为一条/金色的河流/在尘世宁静流淌/我那颗渴望自由的心灵/沐浴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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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嘉谚的一次特别访谈》

◎ 《对张嘉谚的一次特别访谈》
   访谈时间:2006年3月29日--4月5日
   访谈地点:水诗
   访谈对象:老象(张嘉谚)
   灌水大师:蓝蝴蝶紫丁香
   第一问:老象兄,你好!在网上,总能看到你的身影,不知道你每天在线大概有多长时间?你玩过网络游戏没有?你是如何看待网络游戏的?【蓝蝴蝶紫丁香】
   第一答:你好,蓝蝴蝶!很高兴与你对话。说到上网的时间,那不一定。04年我刚学会上网发帖时,每天只要有空都在线上。而最近几个月来,因为身体不佳又忙其他事,我上网的时间顿时少了下来。但平均地说,每天仍有一两个小时吧。
     网络游戏嘛,那真是很抓人的呵。我玩过几次,虽是极简单的,但也情不自禁陷身其中。过后我意识到,我很难征服它,而它却可以轻易征服我。你看,我其实也是“任欲”贪玩的,如果不加管束,势将一无所成!你看,我又是一个愿意受管束的人——我其实需要被征服。但征服我要有一个前提:必须是使我深心信解的“心服”!而网络游戏式的征服,只会让自己的思维与头脑屈从于“玩物丧志”,这无益于开启我们自身真正的智慧。特别是网络游戏使大量时间耗散在非创造性的欲情放纵上,那是多么富于诱惑的得不偿失!对一个真想做点实事的人,恐怕谁也陪不起。【老象】
   第二问:作为诗歌界的前辈,你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过去的创作经历?现在,又是什么支撑着你活跃在网络这个诗歌的第一现场?【蓝蝴蝶紫丁香】
   第二答:我在网络诗歌社区的活动,远远谈不上“活跃”吧?但确是情之所至,兴之所至、思之所至就是了。这种“情”、“兴”与“思”,未必是一种“支撑”。应该说其中有寄托“兴趣”的成份。
     我写东西离真正的“创”字尚远,那就简单谈谈我的写作经历吧。50年代读小学,作文好,名列前茅;后考上离家一百多里的县城读中学,人小,要走三天才到;初二时开始学诗,但无人指点,也无好诗可读。除了唐诗宋词,国外的普希金裴多菲等,见不到其他经典作品。一直到下乡当知青,虽写了很多,但可想而知。回城后当了七年烤酒工人,这期间交了一些文学朋友,参加了以钱理群先生为中心的十多个上进青年的文学沙龙活动(这个沙龙后来出了好几个尖子人才),开始读到外国的不少好小说,那已是七十年代文革时期了;我还有有机会在县委宣传部借到一些内部读物,刚出的苏联小说如《多雪的冬天》、《叶尔绍夫兄弟》;有时也有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小说和剧本,使我最早知道了外界的新奇。文革中我办过红卫兵报,写过几篇文笔不错的文章和调查报告。新诗也写了不少。78年我考进贵州大学中文系时虽有三十岁了,也仍无知得很。和一些同学组织了学校第一个文学社团《春泥》社,任主编。还参与了14所全国高校联合创办的《这一代》文学杂志活动。也还在写诗。《这一代》刚出首期即被扼杀,《春泥》亦散。这时,我收到钱理群从北大寄给我的蓝封面的《今天》,我当时为学习委员,便发动本班写诗爱好者一齐来写朦胧诗,并在室外走廊墙上办了一大版全是朦胧诗的七九年元旦专刊!呵呵,整整一周,全校每天来看朦胧诗墙报的同学络绎不绝,很开心。后来,同学吴秋林又找我一起办了一份诗刊《破土》。这时,我认识了贵阳的自由诗人黄翔与哑默。记得我第一次单独在黄翔家中,听他就刚编的个人诗集《骚乱——野兽的沉思》读了几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绝对是读北岛们的朦胧诗所没有的。那时,新诗史上的第一个“崛起”,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已在《光明日报》发表。我们就在黄翔家中商量办一份诗刊,黄翔提议:就叫《崛起的一代》!哑默建议:搞成八开的横开本。好!由我与吴秋林主编,80年10月创刊号一出,不仅本校老师看了激动,寄往全国也激起极大反响。例如徐敬亚就立即回信叫好,并将他的学年论文标题改为《崛起的一代》!(此文在《当代文艺思潮》公开发表改为《崛起的诗群》,标题更为准确,成为“第三个崛起”,那是1983年的事了。)《崛起的一代》第二期寄出,反响更为猛烈,是因为其中推出一个专栏“无名诗人谈艾青”,直接向诗坛偶像挑战。据当时读川大哲学系七九级的唐亚平来信,那里有同学读后激动得把脸盆乱敲,并抛向空中;向艾青挑战“触怒了诗坛圣灵”(顾城来信语),曾被打成右派平反后复出的诗人周良沛在《文艺报》发表文章指控“崛起的一代”是“骂街”,因中央文件明令大学生不得办刊,被迫停办了“崛起”的我们忍无可忍,立即决定冒险再出早已编好的第三期,由我向黄翔约一篇文章反击周文的诬蔑。黄翔当即写了《致中国当代诗坛的公开信》一文,刻印后夹在第三期《崛起的一代》中寄往全国各高校。这引起了更强烈的反响,惊动了校方,惩罚自然落到我的头上。
      与黄翔等人搞“崛起”影响了我这一生。读到黄翔的诗歌并与这位诗人密切交往,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才是真诗人,从此专心致力于诗歌研究了。1986-1987年我在北大进修,因随黄翔率领的贵州“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在北京几所高校举行“诗歌大爆炸”(即搞诗歌朗诵和文学演讲),被追查,进看守所接受“礼遇”,多年的研究资料全被抄走。随即家庭破裂,妻离子散。我对中国隐态写作(主要是贵州诗人的)研究和思考受到最严酷的一击!1996—1997年再去北大作访问学者时,个人生命已黯淡到了极点。
     1998年,我写出了第一篇真正体现独立、自由的代表性文学评论:《中国摩罗诗人——黄翔》。
     2004年1月,我学会上网发帖跟贴,开始了直接面对全国网络诗场的,坚持独立、自由而又对自己言说负责的“性情式”写作。【老象】
   第三问:在中国,地域性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贵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我最早熟知的是它的围棋。云南人把他们的棋子叫云子,你们贵州人则喜欢把棋子叫贵子。我经常收看贵州卫视的围棋节目,觉得是一个难得的节目。棋如此,想必贵州的诗歌也是很有特色吧,你能不能举个例子谈谈?【蓝蝴蝶紫丁香】
   第三答:诗与地域,这是一个有待掘发和展开的论题,我的朋友,地处四川大凉山的诗人发星一直在持之以恒地坚持地域诗歌的彰显、组织、评介与推动,且成绩斐然!而贵州这一块,也是他极看重的。我觉得这片独特地域产生的诗歌的独特,主要在我称之为“隐态写作”的表现上,我一直关注并力所能及地加以评论,同时也尽力向外界介绍。比如我发表在中日双语文学杂志上的《中国当代隐态写作》一文,就主要谈的是贵州隐态诗歌的独特:野性、粗犷、充满阳刚之气,以强烈透骨的独立意识、自由意识和反叛意识作突围式呈现,是贵州隐态诗人的主导倾向。高原隐态诗粗野、横蛮、原始、雄强等特征所显示的自然生命的饱满,在中国诗坛是罕见的。我对出自贵州的中国摩罗诗人(意为“恶魔诗人”)黄翔和至今不为外界知晓的贵州隐态诗人吴若海的天才的推重,已经获得不少人的认同。
   贵州地域诗歌的“全相”至今仍被遮蔽着。作为了解真相的学人,我对文化边缘的处境深有感触,因而赞同老黄翔的一句话:站在天安门广场,撒泡尿就是大瀑布,放个屁就是惊雷;但站在天安门广场看贵州的黄果树大瀑布,却细如一线尿。【老象】
   第四问:你除了在乐趣园几个诗歌论坛跑以外,还在其他相关或无关的网站论坛逛吗?你觉得网络是个非常自由的地方吗?【蓝蝴蝶紫丁香】
   第四答:网络是个非常自由的地方吗?要是那样,我就不会提出“诗性正治”写作主张,倡导“个体先锋”诗人去突破话语禁区,争取诗人应有的话语权力了。而因为身体不佳,我发帖时又总想讲出点儿与众不同的东西,难免耗时,便只能有选择地在有限的几个诗歌论坛活动。其他诗歌网站论坛也会偶尔逛逛,相关的思想文化性论坛网站也去。与此无关的,就不去光顾了。即便如此,也常感时间不够。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多的“自由”,未必是好事。这便是中国当下的网络:一面是泛滥过度的,将人引入迷途的自由,一面是严加管制的,不容许思想窥测自由进入的话语禁区!【老象】
   第五问:我以为诗歌最重要的是游戏精神和自由精神,你又是如何看待诗歌的游戏精神和自由精神的?【蓝蝴蝶紫丁香】
   第五答:诗歌的自由精神已包含了游戏精神,而游戏精神能充分体现自由精神么?作为的一个要素,游戏性给自由精神加进了温暖的色彩、欢乐的音响和芬芳,无论对个体生命还是群体生命,开心和喜悦都是需要的。但只有自由精神才能将人类提升到真正超越人的境界!以游戏精神进入和带动诗人的写作当然很好;而自由精神应当被诗人视为生命!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人类诗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不是觉知得更清晰一点呢? 【老象】
   第六问:看了你的很多诗歌评论文字,知道你对“诗性正治”颇有研究。不过,我总觉得“诗歌是无用的”,也正因为它是无用的非功利性的,诗歌才具备了它审美或者审丑的可能。这是不是和你的“诗性正治”会发生冲突?【蓝蝴蝶紫丁香】
   第六答:我也注意到,你对我将你和别的某些诗作从“诗性正治”角度进行解读不以为然。这岂不说明,“诗性正治”具有很大的弹力与包容性,而已经具有诗性正治色彩的诗人却对它避而远之!事实上,你找我访谈,我评你的诗,这里的人和诗及诗歌评论,不也是“诗性正治”在起作用么?我们不仅没有冲突,反而在“互证互释”么?即便从更宽广的诗学现象去看,提倡“诗性正治”的目的,恰恰在于“对治”紧张,“化解”冲突。这是因为对“诗性正治”来说,“诗性”比“正治”更为根本,更为重要,更是本体!它是以诗性的“正当、正常、正气、正思”等姿态去“应治、治理”时代与社会生活和内心的阴影,其中的“治”,既包含了世俗层面的“政治”,更包涵了诗性精神难以容忍的一切!“正治”在语义上看,是两个含义丰富的词,是动宾结构;而“政治”虽有平民政治,官僚政治等多层内涵,但只是一个名词。也就是说,“政治”在“诗性正治”中,只是放在世俗性的形而下层面。以诗的精神性“消化”政治的功利性,在任何时候对人类都是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垃圾诗文本很少能达到诗性正治的艺术(即诗性)要求的缘故。
   你觉得“诗歌是无用的”。这从你的诗歌写作主要倾向“好玩”即“游戏性”也可看出来。其实,说诗歌“有用”或“无用”,都有他的理由。那要看你以什么作诗的参照物或参照系。比如,对于物质性事物的改变,诗显然无能为力,自然也“无用”。恰如鲁迅所言:“一首诗吓不倒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跑了。”而对于灵魂与精神(具体显示即为话语),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一个民族,诗难道真的无用么?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历史上提倡“诗界革命”的黄遵宪与后来倡导白话诗运动的胡适之,都是傻瓜了?而英国女皇竟然说“宁可失去印度,也决不丢莎士比亚!”岂非更是“傻逼”!这些人,难道不比我辈聪明么?【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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