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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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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谚:悲烈星云 长夜波涛——略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下)

张嘉谚:悲烈星云 长夜波涛——略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下)【会议文件】
   (首发稿)
   文章摘要: 中国独立边缘各各分散的自由写作,因了袁红冰等自由作家倡导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而有了巨大的向心力,同时又无可遏止地向着更为宽阔的文学/文化创造空间幅射。在本文看来,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应以三项根本任务形成三大基本目标:一、重造现代士人;二、辩识精神资源;三、着重人格构建。有“人”才会有其他,有一切!重造中国现代士人,应成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最核心的追求!这也应当是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不断展开的总主题。

   作者 : 张嘉谚,
   發表時間:11/21/2006
   三大基本目标
   中国独立边缘各各分散的自由写作,因了袁红冰等自由作家倡导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而有了巨大的向心力,同时又无可遏止地向着更为宽阔的文学/文化创造空间幅射。在本文看来,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应以三项根本任务形成三大基本目标:一、重造现代士人;二、辩识精神资源;三、着重人格构建。有“人”才会有其他,有一切!重造中国现代士人,应成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最核心的追求!这也应当是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不断展开的总主题。笔者欣喜地感到,这个问题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中,虽然提法不一,却正在成为诸同仁的共识。
   重造现代士人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经过一番又一番挖根移植,传统文化千年以降的优性特质已荡然无存!——由此须对上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重加审理;特别是极权系统对中国知识界推行的一波又一波“洗脑运动”与无孔不入的“灌肠教育”, 使今日中国“文盲”无多“心盲”特盛;不作公民甘为顺民,不是工具,就是祭品!岂有“君子不器”之品格!躲避崇高,趋奉流俗,良知遮蔽、操守缺失,贪金拜物,为所欲为,竟成文化人的时髦——整个华夏中国知识界已在事实上整体崩溃。
   
   “中国现代士人”是笔者在写作本文时,有意从含混不清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剥离出来的一类人。这是一些具有新型民主自由与人权意识的知识者,本文一律将其称之为“中国现代士人”,以取代“中国知识分子”这样一个令人羞于提起的称谓。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写作,自由的表达是他们的根本标识。这样的人是自由思想之士,自由写作之士,自由表达之士——决非虽有某些知识却只会协从专制依附极权的奴才顺民!同时,中国现代士人又始终以真理追求区别于传统士人的尊皇忠君,构成现代士人的基本要素有四:独立品格—人权尊严—公义责任—自由精神。
   
   独立品格:在此,不妨援引笔者论述中国“个体先锋”时提到的“五独立”:
   
   个体先锋的独立,表现在五个方面的特立独行:
   一、向官方的权势话语、主流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不胁从于极权政治;
   二、向社会的商品话语、市场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对钱币腐蚀的警惕;
   三、向民间的盲从话语、庸众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对民粹主义的舍弃;
   四、向媒体的媚俗话语、炒作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对流俗导向的审视;
   五、向文人的自恋话语、苟且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对良知道义的担当。
   个体先锋的独立,便是在这五个方面的抗争、审察与批判。
   
   有别于独断主义,独立品格同时也指向相互竟争多元共生的平等。[①]在自由文化运动中,领军人物与跟进群体中的各个体在人格上完全平等,不存在人格上的等级性。“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谁也无须对谁顶礼膜拜!谁也无须面对手持权杖的主宰者的骄横,而是面对经由自己选出的公仆伟大的谦恭!”[②]
   
   人权尊严:这里的人权,更多地指每个人的天赋权利;这里的尊严,是意识到作为人的尊贵价值。因此,人权尊严是人能自重同时尊重他人的权利,是意识到捍卫自身价值的严肃意义而能将这种严肃意义推及他人,从而将自利与利他融为一体。
   
   公义责任:是意识到自身与社会大众的血肉关联。现代士人在复活传统优性价值重新确认中国传统优性文化人格之时,胸中会响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音之声。
   
   自由精神:自由精神轻视将自由狭隘化的私我意气或任性胡为,使自由成为自私自利自得其乐的玩品;自由精神推崇既能内守诗性生命的不受约束,又外求与天地人之气息全幅相通的精神旨趣。显然,盲从外在的非理与不义,内心的自由就随之减损;若甘心被时尚物欲污染,自由之心镜就蒙受污垢。这种自由既是自我的,又是非私我的;它是对私欲的超越而趋向“无我”状态的澄明。
   
   独立品格如同骨架,人权尊严如同血液神经,公义责任有如皮肉,而自由精神,则是现代士人活泼泼的精气与灵魂。这四者相互交织,互相渗透为骨肉调匀,气血饱满的生命体。我们设想,独立品格—自由精神—人权尊严—公义责任这四大要素的具备,会造就未来中国现代士人生龙活虎的文化人格,这也应当是未来中国公民形象与国人整体形象的重新书写。
   
   中国“知道分子”整体堕落,已不能指望集群式的崛起[③]——中国知识人只能一个一个的清醒,一个一个的觉悟,一个一个的站立起来,一个一个地成为中国现代士人!
   辩识精神资源
   笔者认同的“精神资源”,是既能“修身”也能“应世”, 既能“自救”亦能“救人”,既“利已”也“利他”——能真实的给社会带来远离苦难,趋赴安乐的方向和道路——精神资源就是通往真理的道路;精神资源就是真理!如果要说得更简明,一言以蔽之,精神资源就是“道”!
   
   今人要么不知“道”,要么知“道”亦未必深究。古之圣贤对“道”的看重,从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一语,即可见“道”的重要!意味着“君子”(今为现代士人)在“辩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道”以后,即可随时准备为之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可见其将宝贵人生对真理的寻求放在了何等的位置。古今中外,像裴多菲似的“为了爱情可以牺牲生命,为了自由又将爱情牺牲”的例子,不胜枚举。
   
   对“道”加以清明的比较辩识,是现代士人抉择未来的起码原则。本文之所以提出“辩识”精神资源的问题,是基于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不断重蹈覆辙的惨痛!例如,中外共产党人也曾以“解放全人类同时也解放自己”的马教毛想作为真理,为此“道”而舍生忘死,前仆后继,“殉之”者何止千万!可如此惨重的“殉道”,即便白骨如山又如何?!
   
   那么,对于人类迄今为止所寻求所确认的种种“真理”,首先以清明的理性加以辩识,而决不盲信盲从,绝非多此一举。如果我们今天的努力不过是对前人“误道”的“复制”,造成又一轮恶性循环!我们不如干脆不作为,“坐等戈多”的好!比如,不断增长的现代经济剌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是否为人类走向自由的“正道”? 又如,当今士人都十分热衷于“民主化”的救国之“道”,但丘吉尔“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却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制度”这一名言,却大可咀嚼[④]。对于各种人文精神与宗教精神表现的文化资源,真正的现代士子都不妨投以“辩识”的眼光去质疑、在了解的基础上作出取舍。比如法轮功提倡的真、善、忍,一般来说是能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本可成为社会和谐的稳定元素,却被专制者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所弹压,那是病急自作孽了!
   
   古之圣贤为人类创造的精神资源,是否为现代人真正领会,正确实施与践行,其实是很大的疑问!比如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对仇恨的化解;儒家“君子忧道不忧贫”地积极入世,以修、齐、治、平一整套文化方略“构建和谐社会”;道家追求的遗世独立,“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自由极境;至于佛教那一种追求澄明无我的终究大觉悟:在人生观上既能积极入世地践行完全利他式的大乘事业——“我不入地狱(受难),谁入地狱!”——以“善巧方便”的万千“法门”忘我地救度众生(即所有的生命形态,包括怨恨敌仇在内)——“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苦难)不空,誓不成佛”;又能以“自证”与“自悟”,努力让自身超然于“世间八法”之外[⑤],通达时时无碍,处处无碍的事事无碍,最后以“明心见性”证悟生命本来面目,抵达最终的成佛(“佛”即终极大觉悟、终极大自由)境界。更值得现代士人以清明的理性辩识,重新去深入这一精神资源!
   
   “文化复兴不可能从零开始……无论是中国的传统资源还是西方的传统资源,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而不是盲目排斥。”笔者完全认同白光先生这一看法:“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还是中国的儒、释、道,经过了两千多年的考验,广为普通民众接受,说明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真正解决各种人生问题。”的确,“古代的物质文明远远比不上现代,但并不能说明古人的智慧不如今人。”[⑥]真能辩识传统文化优性精神的现代士人,比如余樟法(东海一枭),因其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把握。其人格与诗文自能积极应世,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中冲浪自如,成为引人激赏的特出人物。又如当代大儒蒋庆先生对孔子《春秋》所蕴含的“公羊学”阐释,笔者读罢,方知儒家在“心性儒学“之外,还有一整套“政治儒学”,其应世、救国、改制、立法的理念体现的文化方略,亦并不逊于民主宪政思想!对于未来人类社会的理想构建,儒学之公羊思想不无可操作性,甚至更富启示性![⑦]
   重在人格构建
   对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无论是其中的特出者、领军人还是现代士人,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人格构建的难题。
   
   之所以说难题,既有近百年的历史教训,也有对当今自由民主阵线不断出现纷争的担忧。从人格构建上说,中国现代士人的“自省”、“自察”、“自剖”与“自审”,更应甚于外揭、外斗、外批与外责。
   
   自私、自恋;懦弱、苟且;短视、小气;冷漠、颓懈;霸道、蛮横;骄矜、傲慢;偏狭、极端;仇恨、猜忌;嗜权、贪婪;放任、自执;固执已见、刚愎自用;以及犬儒主义,独断主义等等,这20多种负面人格因子或恶劣人性质素,都是中国现代士人所应警惕,所应自省自审的。
   
   比如对“独立”的理解,若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就不会仅仅是一种不为物役,不为形役、不为事役等外在力量所役的外向姿态,同时更意味着内在的操守。即不为贪役、不为名役、不为誉役、不为利役、不为仇役、不为嫉役、不为傲役……等等,一名话,不为心役!这种种内在的守志性独立,比外在的抗争式独立,当然更加艰难,层次也更高!所谓“千千为敌,一人胜之;未若自胜,为战中上。”(《法句经/述千品》)
   
   人格建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资源丰富,现代士人的人格构建应该是传统文化人格的优性承传,儒家善于融通不同文化的宽容襟抱,其所信守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信念;佛家的“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等等品格操守,亦激励着世世代代的中国士子!多少中国志士仁人,几多中华巾帼斗士的成长与彰显,正是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优性品格元素所滋养与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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