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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谚:悲烈星云 长夜波涛——略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上)

张嘉谚:悲烈星云 长夜波涛——略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上)【会议文件】
   (《自由圣火》首发稿)
   文章摘要: 由于极权机制的严密,专制迫压的严厉,中国自由文学至今生长扭曲,发育不全,造成其发展屡屡受阻的未完成性。然而,文学精神对自由不可遏止的渴望,自由理想对于思想探索的强烈吸引,必定要在逼仄空间寻求枝叶舒展,并由文学向其他文化领域渗透扩展。这样的中国自由文学自由文化,产生于严密的极权裂缝,时时遭受严厉的专制迫压,只能曲曲折折地艰难发展。
   作者 : 张嘉谚,
   發表時間:11/21/2006
   说明:本文几经修改定下这么个题目,自我感觉是有些儿“托大”了;好在冠于其首的“略论”,稍可安慰忐忑惶恐之心。其实,此文只不过是从文学的角度探测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而已。其内在理路,又仅是以人物为标识,不重叙事的周详与宏阔。以此掩盖笔者把握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包含多方领域多种学科与多层内涵多边外延的无能为力,如是而已。
   
   
   悲烈星云 长夜波涛
   ——略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张嘉谚
   
   引言
   当今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所包含的众多学科与学术领域,都可以认为是自由文学所催发。[1]因此,本文主要以文学人物为标识评述的中国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以文学带动和涉及的文化运动形态。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起与伏,显与隐,其一路行程,始终与中国自由文学紧密相连。这就是本文着重从自由文学角度,考察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状态的原故。
   
   这无疑是一种为官方权力结构与霸权话语所敌视,拒斥、追查、摧残的文学/文化现象。其“运动”,不过是其特定状态的呈现;而“自由”,才是“中国自由文学/文化”的关键与核心。众所周知,对于言论自由的仇视、打压与封杀,在极权主义专制系统的社会体制中最为严酷。“中国自由文学”与“中国自由文化”被所谓主流话语、时潮话语、精英话语、大众话语所排斥、掩盖、遮蔽、抹煞!其根本原因,是极权体制以威压、洗脑、灌肠等方式,迫使知识精英就范与畸变、愚弄大众随其独断意志附合喧哗所致。那么,“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萌发的艰难,生长的曲折,遭受的苦难,结果的珍贵,也就可想而知!
   
   什么是“中国自由文学”?笔者曾论述过“独立边缘的自由文学”:地下文学、抽屉文学、潜流文学、抗争文学、非体制文学等等,都可以“自由文学”统一概括。而当代中国大陆的隐态写作、潜在写作、在野写作、密室写作、反叛写作、体制外写作等各种自由思想的成果,本文则以“中国自由文化”这一个概念集中称谓。
   
   无论对于“中国自由文学”还是“中国自由文化”, 无一不拒绝专制意识的洗脑与灌肠,其独立姿态绝不就范于独裁意识,其精神品格绝然与盲从依附威权誓不两立,直至对极权体制威压的抗争!其内在血色气息,无一不以“自由”为特征;而外在表现,又无不因“自由”而叛离极权主义,与独裁体制相对立。考察中国自由文学文化现象表现的“自由”,我们会发现其既有无庸置疑的针对性又内含多层次的意指性,正如诗人黄翔所说——
   
   是针对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而言。因为从事这种地下状态的秘密写作者,表达的不仅是个人的文字意趣,而是对“写作的自由”的追求,为此,他必须承受风险和可能的致命打击,个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同时,这种“自由”是指精神创造的自由,它必须具有超越意识,其创作成果与同时代的一般水平,不是处于同一层次上,而具有超前的精神价值。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无可回避地必然承担起对人权的关注和维护,并且注定对极权社会体制构成挑战![2]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将中国的“自由文学”与“自由文化”理解为不受专制意识控驭的现象,“自由”是其本质定性!以“自由”为核心价值发动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袁红冰先生界定其内含为“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写作,自由的表达”,笔者深表认同。本文的论述,也将以此展开。
   
   由于极权机制的严密,专制迫压的严厉,中国自由文学至今生长扭曲,发育不全,造成其发展屡屡受阻的未完成性。然而,文学精神对自由不可遏止的渴望,自由理想对于思想探索的强烈吸引,必定要在逼仄空间寻求枝叶舒展,并由文学向其他文化领域渗透扩展。这样的中国自由文学自由文化,产生于严密的极权裂缝,时时遭受严厉的专制迫压,只能曲曲折折地艰难发展。直到近年海外以《自由圣火》为阵地明确倡导“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并着力推行,摆脱了专制极权的直接威胁,中国自由文学与自由文化才出现明显的转机与生机。
   
   当今华夏大地这样一种自由文学/文化现象,与20世纪俄罗斯地下自由文学/文化现象异曲同调,实属人类精神发展到现时代迸出的亮丽火花,它们都是追求人类普适价值的体现!本文只是择要而论笔者的所闻所见所感所思,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人士对中国自由文学/文化运动投以关注和思考。
   起源与潜流
   如何看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起源”,袁红冰先生认为——
   
    当代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是广泛的,要说发源的话,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发源于中国人对自由的追求。自中共建政开始,中国追求自由文化和自由写作的活动就从未停止过。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有太多的人为自由思想、自由写作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是一段极其悲壮的历史,发掘这段历史正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历史使命之一。而且,这个工作已经开始了。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属于所有追求自由思想的中国人。[3]
   
   此说勾勒了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深远辽阔的网系式源泉。沿着这广阔的视野深入搜寻,我们发现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最根本的起源,并不在人们的眼界之外,它其实就隐藏在每一个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投入者与潜在的参与者心中!如果我们承认对自由的渴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宿命的话。正如袁红冰先生所言——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发源于中国人对自由的追求。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属于所有追求自由思想的中国人。
   
   这就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无比深邃的源泉,无限广袤的背景。
   
   从“运动形态”的角度,有必要为当代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起源确定明显的标记。本文不妨认为,形成当今众士齐攘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有三个历史源头:若追溯到古代,应当是先秦时代的诸子争鸣;现代起源没有争议,应为陈独秀在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4];而当代起源,本文指认为1978年10月11日,由黄翔创办的中国第一份自由民刊《启蒙》在北京王府井街头的散发,及以大字报诗歌《火神交响诗》于同一地点的张贴与吼诵所引发的民主墙运动,所催发的自由文学与思想文化解放大潮,这也是当代中国自由文学第一次公开出台亮相。应当说,这是中国自由的“文学”与“文化”在当代成为“运动形态”有明确时空点的一个标记。
   
   标记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不同起点,是让有识之士看到它虽然萌发久远但实效甚微的艰难。比如,若无晚清社会的大转型与大变革,决不会产生以陈独秀、胡适等领军的“新文化运动”,亦称“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文称其为“前新文化运动”)。然而,虽然辛亥革命承接了晚清社会变革的一系列成果(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组党自由,以及民间社会形成的多种权力实体均衡制约力量,包括初步的宪法等等),却因“中国民主革命之父”孙文蔑视法理,迷信武力而毁于一旦!对前新文化运动之多方目标特别是自由、人权诉求的隔膜与不解,更使孙文擅自取消个人自由强制纳入党团纪律,直接影响以后红白两党继续扼制个人权利个人自由进行暴力相争!中国人本来近在咫尺的前景——在充分言论自由基础上创建真正的民主宪政共和政体,就这样因军阀争战特别是国共两党的暴力角逐而断送![5]前新文化运动尚未充分展开即告夭折直至百年之久!后人虽然远没有前人的社会条件,仍不得不重新开始!!—— 七十年代末出现的“启蒙”民主墙文化复兴运动,瞬息之间即遭极权毒手扼杀!又过了20多年,哪怕已进入互联网时代,而今仍只能在海外网络上重新发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难免隔靴搔痒地做起。这是何其惨痛的历史事实!!!
   
   前新文化运动的内在精神当然不会泯灭,它的尚未充分展开性,它所发育的未完成性,在新的历史条件因缘聚合后,必将不顾一切阻挠与挫折而重新开始并屡扑屡起,直到这块古老文化已延续千年的华夏之邦,重建新的民主共和乐土。这是中国西西弗斯的宿命——中华民族巨人安泰在一次次被沉重击倒之后,仍将又一次一次地以新的力量和姿态跃起,顽强不屈地走上摆脱东方专制极权的自由民主进程。
   
   我们考察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历史流迹的眼光,不得不落在当代中国这块苦难大陆上。
   
   极权红色皇朝建国伊始,中国的自由写作随即转入地下状态。此时的自由文化果实,个人著述极少;现有据可查的,似乎仅见无名式的《无名书》与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6],其他多是私人书信、笔记、读书札记,日记式的随感等。其中为崩溃的旧文化与旧王朝殉葬的感伤体诗歌最是引人注目:今天,陈寅恪的这类旧体诗作人们已广泛知晓;而新体诗自由写作最早的似乎是伍汶宪,这位身处贵州地域的没落贵族子弟,是一个至今依稀可辩的悲剧性存在。在专政暴力的咄咄威逼之下,他只能以极隐密的日记方式记录心灵的忧伤和压抑——
   
   亲爱的老祖国、妈妈:/让我们去吧!/让我们度过那红波怒涛的海洋,/妈妈,让我们去吧!/让我们流浪到自由的他乡……
   我的后代/将会建立起我的青铜塑像,/我将高高地挺着胸脯,/站立在我苦难重重的老祖国的土地上。/用他坚强的意志,不屈的精神/散布着自由和人权的神圣思想。
    只让酷爱自由的人们/向我们走来,/共同走往人类千年来/向往的地方。[7]
   可见,自由精神一开始就植入了中国独立写作。特别是陈寅恪先生坚持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精神信条在九十年代被掘发出来,对于中国现代士人的崛起,是十分深刻而广泛的冲击与影响。
   
   随着红党政治运动不断升级与专制效能逐步强化,直到爆发文革的十七年中,中国人的自由思想几近窒息,自由写作更举步维艰,自由表达的作品更谈不上有发表的可能。然而地层之下,自由火星依然闪烁不熄!那些被流放、监禁、劳改、劳教、监控、管制的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只专不红分子等等,创造了这一时段中国自由思想最为沉痛的记忆文本![8]其中最令人悲痛的,是处于生命绝境中自由思想者苦难的惨烈!——“恶不能辍,愤不忍说;节不允改,志不可夺!书愤沥血,明志绝粒;此身似絮,此心似铁!自由无价,年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林昭:《自诔》)更令人吃惊的,是这种从惨烈苦难中发出的自由歌声!在红朝五、六十年代,林昭和黄翔的“思”与“诗”堪为男女绝唱,最为透明地穿透红朝社会的反人性本质!他们倔强与丰沛的自由写作,是“那个时代寻找人的尊严的最响亮的声音”[9],在自由思想的刻度上,在自由精神的高度与包容度上,成为中国自由文化最早呈现的双璧,遥遥领先地超越了那个罪恶累累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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