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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把反对派变成自己的工具

徐水良

2007-10-5

   好多年前,当我发现中共派到民运中的地下势力规模如此庞大,几倍于真民运人士的人数,我不由大吃一惊。一开始我颇不理解,因为这远远超过了他们破坏和预防民运的需要。及到中共利用他们,以政治反对派和自由主义的面目,充当中共官僚太子党大抢劫大掠夺吹鼓手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共是要把反对派完全变成他们自己的力量,变成他们实现自己特殊目的的得心应手的有力工具和手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在反对派中的地下势力,人数比例当然是越多越好。

   中共把反对派改造成自己的工具,这个工作,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八九民运前几年,抛出伪造历史、丑化、否定和攻击革命的理论,到后来发展为系统的"告别革命"理论,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杰作。到《河殇》,把中共罪行,推到中国传统文化头上,这个错误,当然主要是有关知识分子既想改革旧制度,又害怕中共,不敢说明真相,不敢说明中共罪责的结果,因此,他们延续中共否定和毁灭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一套习惯性套路,把中共罪责推给传统文化,捏造出黄色文明,蓝色文明的无稽之谈。但是,在这中间,尤其是在它被中共官方的大力强制推广,以及用黄色文明蓝色文明的无稽之谈掩盖和混淆真相时,不能说与中共的隐蔽目的,包括误导民众,误导历史方向,以及推卸罪责这类目的无关。

   "告别革命"伪改良主义,目的是误导老百姓,让老百姓误以为自己有改良的权利,要他们放弃自己革命的权利,去拥护中共改良的权利,幻想等待中共的改良。其实,从上而下的改良,是统治者的权利。你主张改良,那么,你应该向中共去宣传和提这个要求。你向老百姓说明的,仅仅是必须变革的道理,至于如何变,通过革命还是改良,你必须向老百姓说明的仅仅是:改良,是统治者的权利,应该由统治者进行;革命,是老百姓的权利,老百姓应该保持革命压力,迫使统治者改良。

   近三十年来,有人不断欺骗老百姓,不断向老百姓宣传和提出改良要求,要老百姓放弃自己的权利,去支持中共的权利,要老百姓幻想和等待中共改良。

   这些人,不向中共去宣传和要求改良,却向无权搞改良的反对派和老百姓宣传和要求改良,他们完全是是别有用心。信奉伪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和伪自由主义的人,大多数,当然是上当受骗,但那些始作俑者,以及在这些东西被戳穿以后,以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那种劲头,不断重复伪改良主义和伪自由主义谎言的,不管他们是以"自由主义"面目出现,还是以老"民运人士"、“政治反对派“的面目出现,基本上是中共安插的地下势力。

   至于中共大抢劫大掠夺,从改革开放一开始,我就估计到这种可能性。从1984年开始,我就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批评。(我批评"让包字进城""一包就灵",认为这非常幼稚,包字不可能解决城市经济问题和全国其他问题。)

   以后,笔者一直批判和揭露官僚们的掠夺企图。到中共大抢劫大掠夺高潮以前的1996年,笔者加强了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和警告。一再强调,由于中国政经一体的一党专制体制,中国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公有经济及社会化经济的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的问题。除了农村急救性的联产承包,以及那些不涉及国家政权问题的部分改革以外,中国的改革,必须以政治改革为先导,必须先搞政治改革,带动其他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或者先搞经济改革,再搞政治改革,就是舍本逐末,或者颠倒了中国改革应有的程序。

   1997年中共15大召开前后,中共及其御用学者,以及反对派,“民运人士”中的许多人,还有许多海外学者,掀起鼓吹私有化、股份化,鼓吹"一股就灵"的盲目狂潮。当时甚至连美国之音也罕见地发社论表示支持。当时,我还在国内,我特别坚决地批判这种狂热,并再次强调我过去的观点。我那时在国内着重批判的,一是“告别革命”伪改良主义,再一个就是这种盲目的狂热。

   顺便说说,美国之音的水平之低,美国之音常常表现出来的错误倾向和立场,让人震惊。难怪朱学渊先生要痛斥“美国之音”的“夜壶言论”。近来刘自立先生批评的、低水的美国平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荒谬言论,也是美国之音播出。中共的渗透和欺骗,实在是太厉害了,不仅国民党无法抵敌,使国统区媒体为共产党地下势力控制,使国统区舆论成为共产党地下势力的天下;而且质朴幼稚西方人和西方民主社会也无法抵敌,使海外中文媒体几乎全线沦陷,使大多颇为幼稚的西方中国研究,不断上当受骗。

   针对海内外这种盲目私有化、股份化的狂热,我在当时海外《北京之春》等杂志,以及美国之音等电台发表文章《中国改革简纲》及《就建立独立工会的问题的意见》等文章。我表示(摘录):

   我国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国营企业的问题,是一党专制加特权官僚专制体制及其运转机制造成的。……单纯依靠股份制改革,不可能解决问题。深入看一下我国目前的国营企业及大量股份制企业,包括股份制企业的样板――上市公司,甚至包括某些"优绩公司",靠的是发行股票或扩股,靠的是十分之八亏损股民的钱包支撑着。因此,我们应该要求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解决经济问题。

   在现行官僚专制体制下,任何经济改革都会严重变形,不以改变官僚专制体制为先导去搞经济改革,而是先搞甚至单纯地搞国营经济的体制改革,其结果:

   1、必然变成特权官僚化公为私侵吞公产的又一合法途径;

   2、必然损害工人利益(尤其在没有独立工会的条件下),例如,以股份制为名从工人口袋中捞钱去填企业亏损的无底洞,更加为所欲为地任意欺压、任意断绝工人的生路,等等,

   3、最后,必然遭到工人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导致这种"改革"的失败。因此,十五大以后,对官方决定并大张旗鼓宣传的这种"改革"(它甚至得到美国之音的社论支持),工人们表现了普遍的冷淡和反感,这是毫不奇怪的,完全正常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工人必须保护自己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相反,企图使工人"理解"相信这种政策的"合理性",容忍腐败、非法行为及对自己的非法侵害,却是完全错误的。

   ――以上摘自《就建立独立工会的问题的意见》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开始国营经济及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包括金融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两种改革必须互相配套,互相同步,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过分滞后,也不能使之超前。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实行混合经济为适宜,决不要搞一刀切,不搞国营、集体经济一刀切,也不搞股份经济或股份合作制经济一刀切,也不搞私营经济或个体经济一刀切。绝大部分国营经济应该民营化,但也不要过早把全部国营经济统统私营化。而且,民营化也决不仅仅是股份合作和私营,还应该有其它许多形式。总之,不要搞一刀切,而应该实行混合经济,让各种经济成分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这样比较稳妥,也更合理。一切要依客观实际情况为转移,要尽可能符合职工、社会、政府各方面的意愿。

   在政治改革的第一步,至少在头几年时间内,不宜匆忙展开全面经济改革。为解决目前国营企业亏损等紧迫问题,可以采取一种临时性应急措施,如在严格的财务监督及合同制约下,把工厂、企业以临时委托方式,以国营资产抵作贷款方式,以租赁方式或其它合适方式,交给全体职工民主经营管理,共担风险。或采用其它种种合适方法,但不要一刀切,进行经营,待条件具备,再开始全面改革。如果职工共同民主经营管理的方式合宜,也可以长期保存。至少,它们比我国目前的大多数所谓股份制"改革"更先进、更合理,而且可进可退,机动灵活。而目前的股份制改革,一旦失败,并无退路,会陷入进退两难、高度危险的高风险状态。并且毫无办法。并可能引发某些大小风潮。

   但社会保险体制的建立及其它一些改革措施,却是刻不容缓的事,应尽快地,但又要稳妥地进行。

   金融体制的改革,也以稳妥为宜,既要按经济规模逐步放开,按金融经济规律运行,又要使之处於受控状态,要尽可能避免失控风险。

   教育、文化体制的改革,应由专门机构及广大人民进行专门研究。一定要纠正以经济为中心,一切向钱看的错误,而应该以百年树人,提高全民族素质,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优先发展教育、文化、科技。

   ——以上摘自《中国改革简纲》

   当时,我没有料到的是,中共后来主要采用"反对派"和“自由主义”,作他们的吹鼓手,制造舆论,来推行他们的大抢劫、大掠夺策略。

   中共的这个策略,非常有效,使中共的大抢劫大掠夺非常顺利。以致长时间内,反对派的绝大部分,以及一部分老百姓,纷纷受骗。从民主角度,批判自由主义、伪自由主义,反对中共邪路改革,常常剩下笔者一个人,孤军奋战。

   中共的邪路改革,其结果,人为制造一个非常保守的、反民主的、腐败的、专制的官僚太子党抢劫集团,给中国走向民主的政治改革,人为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阻力集团。这种阻力和阻力集团,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没有的。中国的这种邪路改革,不是越改,离民主越近,对民主阻力越小,而是相反,越改,专制阻力越大,离民主越远。至少,共产党和官方民主改革的力度,比1979年要小得多,比1989年也要小许多。其阻力和专制力度,则相反,远远强得多。

   这与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经济决定论毒藤上结出的双胞胎毒瓜预言的完全相反,而与笔者预言的完全一致。

   中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民运”等反对派改造成自己控制、瓦解、和利用反对派,欺骗人民、欺骗国际舆论,鼓吹自由主义和伪改良主义吹鼓手等工具。真反对派必须认清这种事实,对这个工具和民运沦陷区,加以必要的防范。这一点,非常重要。

   附:

就建立独立工会问题的意见和呼吁

(并澄清某些错误观念)

南京 徐水良

   一、随着中共政府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随着改革中工人权益受到不应有的侵犯,中国工人组织独立工会,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作为民运人士和先前的工厂工人,我坚决支持建立独立工会的呼吁。

   二、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罢工、迁徙自由等等权利,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其中包括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的自由。我们反对任何人剥夺或限制这些合法权利。目前工人罢工、游行,往往是工人在极其可怜的情况下万不得已的做法,我们对此寄以深切的同情。无视工人的痛苦,要他们停止这些万不得已的做法,这样的要求是完全错误的、过分的、无理的。在中国工人权利已少得可怜的情况下,不限制当局,却限制或阻挠工人的合法权利。这种做法令人恶心。但我们希望工人在行使这些权利时,能防止和克服自己的非理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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