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代詩人的對白
   
   田珊
   
   與貝嶺、沛兒二人首次相見是在2006年11月下旬墨爾本舉行的自由文化運動首屆年會上。同是詩人、同蓄長髮、同樣流亡、同為自由身，前者曾是1978-1980年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最年輕的親歷者，後者親歷六四屠城後的海外民主運動。

   
   兩位神交已久的詩人一見如故。《新天地》在貝嶺飛離墨爾本前幾個小時促成並記錄了他們的徹夜暢談，以便與讀者分享他們的膽識，同時獲知曆練他們的那個嚴酷年代。
   
   
   貝嶺，流亡詩人，出版有漢英對照版《貝嶺詩選——舊日子》等，傾向出版社的創辦人、獨立中文筆會的創會人。十多年來，他旅居巴黎、柏林、布拉格、臺北、香港。1990年代末，他在北京定居，因出版《傾向》雜誌第13期入獄，並被『遣送出境』，現半定居美國波士頓。（以下簡稱貝）
   
   沛兒（大名徐沛），德國文學博士。六四後開始發表德文作品，已出版五本德文詩集及詩評。定居德國科隆。（以下簡稱沛）
   
   長髮
   
   貝：“政治叛逆轉型為文化、生活叛逆的一種象徵”
   沛：西歐社會中“物以稀為貴”的產物
   
   記者 頗具俠客風範的貝嶺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辨別出來——他身著『道袍』似的布扣長衫、蓄著長髮。早在1976年『四五運動』時就以中學生身份來到天安門廣場，1978年還在讀大一時，就參加了西單民主墻運動，並因此結識了當時的地下詩人和牆上的文學刊物，然而，政治的殘酷使他認定『自己不是個勇敢、能把牢底坐穿的人』。在中國，他深度介入1980年代的地下文學活動。他曾油印地下詩選，參與創辦傾向詩刊，年輕時，他也以形像——諸如留長髮、穿喇叭褲這在當時是一種外在的叛逆（如同聲稱“六四不平反，長髮不能剪”的香港立法會委員梁囯雄一樣）。他從大學時代慢慢蓄起的長髮，似乎印証著他爲中國地下文學和地下詩人爭取出版自由和寫作自由所做的不懈努力。
   
   貝：2000年，我已在北京定居，8月13日下午，我正在北京和平里我住的住家大樓一樓的門衛室看《北京晚報》，突然，一下子，我就被尋我多日的便衣公安抓走。當時我一身短褲背心，警方連讓我回家穿衣服都不准。被投入大獄之後，獄警對犯人老大說：“上面關照過，這人先別打，頭髮也先別動。”是的，長髮是留下了，但洗髮精、護發素由劣質肥皂所取代。長髮像茅草一樣糾結，還不如剃光！
   
   沛：在大陸生活的22年裏，我多是齊耳短髮，最長也不過肩頭，出國後，因省錢才留起了長髮，後來剪過各種髮型後發現披肩長髮最適合我，一是又直又亮的黑髮在西歐不多見，物以稀爲貴，友人都覺得美觀；二是護理方便，只需半年左右去理髮店修剪一次即可、既省時又省錢。就是說，我在大陸時還沒有感受到中共專制下的不自由，不必像貝嶺們一樣用留長髮來表達自己的叛逆。在西歐你想留什麽髮型都行，不過有一次我在威尼斯度暑假時，嫌下海游泳長髮礙事，一時興起，想剪個光頭，可沒找到理髮師，最後只好剪了個寸頭。
   
   婚姻
   
   貝：要『浪跡天涯』就不要『成家立業』
   沛：樂於揮別單身生涯
   
   貝：許多男人缺乏獨立生活的能力，要依賴另一半才會『柴米油鹽』、衣食住行，才感到安全，於是他們走進了婚姻。
   但糟糕的是，大部分男人既要婚姻帶來的好處，又渴望單身所有的自由。我這一代的大部份男人，結婚多年後，就開始犯『錯誤』，但表面上又都非常在意『傳宗接代』和『家庭』。他們為了在『犯錯』的前提下保持“家庭的舒適和穩定”而身心疲憊。
   
   沛：婚姻在我看來是緣分，過去我只有桃花運，還沒有姻緣，但法輪功改變了我的性情，也使我對婚姻有了信心。這次我來墨爾本參加袁紅冰發起的自由文化運動的首屆年會也是爲了相親。我樂於與一個志趣相投的同道攜手共進。婚姻是一種責任，需要雙方全心全意地互相承擔。
   
   自由
   
   貝：要叛逆，就意味著不自由
   沛：我珍惜享有的自由，也願意付出代價。
   
   貝：我曾和臺灣記者談及：『大陸自在，但不自由；美國自由，但不自在。台灣可能是自由又自在。』是的，作為一個中國『逆子』，一個從內在和外在都『叛逆』的傢夥。我在中國能夠『倖存』的背後，積壓著難以計量的不幸和苦難，排列著長長而不斷的、幾乎是自生自滅的文學作品和一個個名字。我願為這部份人的歷史寫字。
   這也是我當初和孟浪等地下文人創辦《傾向》雜誌的初衷——讓自由的表達、讓那一文明傳統得以呈現，讓地下文學的精神與地下文化得以延續下去。
   
   沛：與四十年代出生的黃翔和五十年代末出生的貝嶺相比，六十年代出生的我則幸運一些，因爲前輩們的抗爭給我這一代贏得了空間。在我出國前未曾感到不自由，我做了我想做的，不過我的思想未曾觸及中共專制，這和我是幹部子女不無關係。當六四屠殺讓我認識到中共的邪惡本質時，我已是留學生，可以到波恩大使館前高喊“打倒共產黨！”而不被中共投入監獄。
   
   成就
   
   貝：不會用一生來追求
   沛：成就天定
   
   記者：除了寫詩和文論，貝嶺還是2001年成立的獨立中文筆會的主要創始人及流亡中的傾向出版社的創辦者。獨立筆會成員由中共體制外的大陸知識份子和主動或被動流亡海外各國的華人知識份子組成。
   貝嶺曾擔任過紐約公共圖書館駐館作家（2002-2003年），這是美國文化界極有聲譽的獎項之一。而在流亡中得以跟西方傑出的知識分子、作家們對談，跟最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溝通，給了他巨大的快樂。
   
   貝：不敢也不行。我的一切都平平，我不是個刻苦努力的人。何況，我讀到過許多偉大的書，也見過不少有傑出人格的人。我知道自已的斤兩。這年頭，這一被布羅茨基稱之為『時間已使邪惡增殖』的年代，我認識或景仰的那些人已經逝去，『惡』已更肆無忌憚。歷史，過個三、五年就有人敢改寫。
   所以，我十分讚賞高智晟，以他為代表的中國維權運動，是新世紀中國的良知、勇氣和力量的象徵，也是最具獻身精神的公民抵抗暴政運動，它已超越傳統形式的政治異議抗爭，我是以高度的欽佩和愧疚注視著它的發展和可能遭致的鎮壓的。
   另外，若不認同、觀點不同，仍可以用不同的刊物來表達，不用嘴或惡罵進行，用美學上的、思想文化的、用文論或文本進行，而不是靠人或組織間的惡鬥。這就是文明
   應在人身上的演進。也是我們創辦《傾向》雜誌的另一緣由。
   
   沛：我嫌獨立中文筆會的党文化色彩太濃，拒絕加入其中，但我讚賞貝嶺們的努力，因而支援袁紅冰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
    我相信人命天定。我不曾夢想當詩人，但我卻在27歲時在德國北威州文化部的贊
   助下發表了由德國名畫家插圖的個人詩集。我出版的四本德文詩集都有名家專門插圖，貝嶺見過。我很高興他雖不懂德文，但卻懂得欣賞沛兒詩集體現的品味。既然我成了詩人，那我就要履行詩人的天職：謳歌天理、弘揚正義、呵護善良、抨擊邪惡，具體的說就是反對六四屠殺，反對中共鎮壓法輪功等等惡行。
   
   人性
   
   貝：世風已然日下。旣使是一個天性良善之人，只要沒被文明滲透，都有那怕一瞬間的『邪惡』，或有限時間內的『壞』。只要他不一貫下去，隨後能反省就好。如果他反省了，他人要學會原諒，也可以原諒。無人可安享道德上的優越感。
   
   可我一生中曾遇到過一種人，那種從來不認錯、也不認為自已有錯的人，這種人有極強的心理抗壓能力，真不認為自已有錯，都是他人的錯、世人的錯。這種人厲害，抵抗力超強，自信又自負，他有著無與倫比的自信。可以用他『成就』的一切去抵擋他人對他的一丁點指責，哪怕大半個世界都認為他錯了——他仍當沒錯——他是不可能錯的。他不是帶著花崗岩般堅定的腦袋去見上帝，他是永生的，是帶著花崗岩般堅定的自信去見世人。而我，我是不自信的。我的罪過可不只一樁。
   
   沛：貝嶺的“溫情主義”，在我看來就像東郭先生。有的人比如史達林、希特勒、毛澤東和江澤民，他們就是人類的公敵，是不能也不該原諒的！
   
   詩人之間
   
   貝：徐沛讓我真正欽佩，作為一個20多歲才來德國的中國文化女性，她孤身一人，深入德語世界。數年後，她用世上最複雜的語言——德語寫詩，而且出版了四本，這絕非易事，我捧過那幾夲詩集，質感極佳，我用目視就感受到了，她是我的同類，那種註定要『漂泊』的人。
   
   沛：我真高興能與貝嶺相會，真可謂相見恨晚！他太能引起我的共鳴了。我和他的最大不同恐怕是他過於陰柔，我過於陽剛！他的背影看起來象個美女，而我的文章很多讀者以爲出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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