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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红冰的色彩


   二零零四年,我获知袁红冰为了发表在流放地贵州秘密创作的四部作品,借出访澳洲之机而申请政治庇护的事迹后,我就断定他是不可多得的中华好男儿。我曾向两个汉学家推荐过他的作品,只因为我赞赏下列自白:“我的著作是墓志铭,那些在暴政下死去的美丽高贵的生命,他们是雕刻在墓志铭上永不凋残的花朵;我的著作就是安魂曲,那些死于暴政的无数冤魂能够在浩荡的安魂曲中得到永久的宁静;我的著作就是判决书,它是对那些反人类罪行的最终的道德宣判;我的著作是初生的朝阳,它象征著中华文化复兴的起点,它象征著中华精神复兴的起点。用我们全部的生命铸造一个新的中国人格,铸造一个美丽、高贵的中国灵魂,这是我愿意承担的生命责任,并且我愿意为此竭尽我的所能。”
   这四部作品中的《自由在落日中》、《金色的圣山》和《回归荒凉》分别以小说的形式揭露了中共对蒙古人民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中共对藏族文化的破坏和在中共统治下人性普遍堕落的悲剧。《文殇》则是作者的自传,是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忍辱负重再次完成被他视为“高于他生命的圣火”的《自由在落日中》后的反省。这部作品最令我感兴趣,因为我想进一步了解袁红冰,确认我对他的直觉无误,他发起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值得我支持,毕竟袁红冰倍受争议。

   我虽有心阅读《文殇》,可惜身在德国,应接不暇,一直等到在人生地不熟的加拿大,我才有空把《文殇》这样的长篇著述从头读到尾。
   我乐于拔笔相助,乐于向人推荐袁红冰的作品,但评论袁红冰对我来说困难不少,首先面对的是《文殇》卷首语中所言“任何人或神都没有资格评论我,只有太阳才能对我作出评价。”
   可惜有资格评论他的太阳不能开口说话,而我是一个信神的人,走在神路上,即使在过去的冬季,蜗居在暗无天日的加拿大,心中也不乏阳光,更何况,我以为袁红冰之“人或神”指代的应该分别是“伪类”和假神如毛泽东之流。
   所以,我勇于克服困难,加以评论。
   我评价一部中文作品的标准是看其是否符合“真善美”,看其作者对中华文化、尤其是仁义道德的认同程度。因此鲁迅、胡适等名流在我眼里属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堪称“伪类”之首!因为他们都污蔑中华文化,其作品和人品都违背“仁义礼智信”,鲁迅散播“仇恨”、胡适散播“怀疑”,一个直接推崇共产邪恶主义,另一个则间接助长共产邪恶主义入侵神州大地。
   下面我就用上述标准来衡量《文殇》及其作者。
   卍 袁红冰思想
   《文殇》被称为自传体小说,但我看后觉得它应该象张戎的《鸿》和曾铮的《静水流深》一样是自传,是纪实文学,而不是小说,因为小说的特点之一是虚构。(我的德文长篇《丝龙》就算自传体小说,因为它带自传性,但人物和场景多为虚构。)
   袁红冰作品一大特点是语言华丽,他的主观愿望是试图运用区别于红色文人那种单调、枯燥文风的语言形式,传达属于自由的情调。
   可惜当今社会,少有喜闻乐见华丽篇章的读者。一般读者只是想快速地获取实用的信息,所以他们会难以读完袁红冰的雄文和长篇,因为华丽的文字所含的信息量和字数比实在不大。
   我的中文功底不深,个人追求简朴的文风,难以评价袁红冰的语言风格,对遍布《文殇》的华丽语句和段落我要么击节称快,要么不以为然,就是说我看重的不是文字,而是思想,更何况精辟思想与华丽文字可以相得益彰。
   简言之,《文殇》的价值在我看来主要是其自成一家的思想,我评论《文殇》,则主要在意它与党文化以及中华文化的关系,毕竟袁红冰在创作《文殇》时还未跨出红色中国。
   下面我就依次列举袁红冰思想中的火花,同时简述袁红冰与毛泽东的巨大区别,因为一再有人指责袁红冰象毛泽东:
   卍 袁红冰从少年起就与中共背道而驰
   五十年代初生长在呼和浩特的袁红冰虽然从小就被迫接受中共的愚民教育,但他在课外热衷于阅读中西方名著,这促使他的心智比同龄人发育得好,从而拥有超常的识别能力。
   袁红冰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难能可贵,不过他不知道马克思的人格低下,没有任何高贵性可言,而高尔基是苏共的笔杆子,其三部曲《童年》、《我的大学》和《在人间》是典型的红色文艺。袁红冰似乎也接受了中共教材的红色历史观,认为中世纪“野蛮而黑暗”。与此同时,《文殇》中不乏“封建大家族”、“剥夺封建地主的土地”之类的红色术语。
   共产党虽然一直在破坏中华正统文化的传承,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神奇玄妙就在于她仍然能无声无息地在红色中国抗衡中共,赢得以袁红冰为代表的中华儿女心,帮助他们辨别真假、看穿中共。
   《水浒》、《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等中国的古典小说里的扶危济困的侠义精神、舍身取义的高贵情操、不惜一死以反抗官权的英雄气概等深深地影响了还是小学生的袁红冰。同情心让他能够从无数乞丐的苦难中识破中共的电台和教科书上的谎言,并从此产生对红色谎言的厌恶和愤怒。
   一九六三年袁红冰进入中学后又在语文老师的影响下爱上了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这就是袁红冰从在中学的第一篇作文起就展现出的华美文风的源头!
   值得一提的是袁红冰初二时便以此文风写下“讨白光亚檄文”,王勃《腾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在他笔下变成了“卑鄙与无耻齐飞,阴云共暗夜一色”。
   少年袁红冰以“海燕”为笔名。《海燕》是高尔基的一篇散文,被中共选入中学课本,少年袁红冰为其表现出的充满诗意的英雄气质深深地感动过。就是说高尔基这个假英雄用“假大空”迷惑过袁红冰,但这不影响袁红冰真诚地追求诗意和英雄气质,并因此被高尔基的徒弟们污蔑为“黑乌鸦”。
   与我相比,袁红冰无疑是个天才,因为无论是文风,还是思想,他都是少年时就已确定,而我晚他至少十年。我少年时只是本能地反感鲁迅,而袁红冰少年时就决定,“如果将来从事文学创作的话,决不象巴尔扎克一样以庸人的命运和灵魂作为主题。因为,现实中的庸俗已经太多了;因为,只有美丽、高贵、自由的命运,才配被刻在历史的天幕上,才配成为献给人类文明的花环。”
   卍 袁红冰非毛泽东
   旅英作家张戎研究了毛泽东十二年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毛泽东在道德上是一无可取的。”
   《文殇》表明,袁红冰确实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雄心,但他没有象毛泽东一样低估唐宗宋祖的霸气,有的只是挑战马列子孙的豪气。
   袁红冰热恋蒙古英雄史诗,但不象毛泽东一样崇尚暴力,而是崇尚侠义精神、奔放激情和高傲的意志。遗憾的是这种高傲让他敢于“挑衅地凝视着佛像”,以为:“人类的宗教感情乃是产生于对死亡和生命虚无的不可理解的恐惧—不可被理解者,是恐惧的最终根源。”就是说,他认同中共的无神论,而党文化的根基就是无神论,或曰唯物主义,不过,袁红冰不象毛泽东一样亵渎宗教情感,污辱他人的信仰,否则,我也不会支持他,因为我年纪越大、见识越广,就越信神,并以为“铸造生命之魂的”不是袁红冰想当的“铁匠”,而是他不信、也看不见的神。
   袁红冰虽然号称无神论者,认为“人类就是自己命运的独一无二的立法者”,但与马列子孙不同的是他推崇“生命美”、“善意”和“高贵的人格”,他相信“绝对精神价值乃是生命美化、高贵化的前提,而无论那种精神价值是宗教情感,还是以审美激情为王者的哲学,因为,生命的本体在于精神,而生命的意义也只能在精神的意境中实现。”这是他“渴望通过诗篇和文学获得不朽的生命形式,获得与金色的日球同生共死的魅力”的原因。
   袁红冰在十八岁时就发誓“绝不同野草一起无声地消失在荒原上——我要用狂风的笔触,蘸着殷红的兽血,写出在伪善的暴政下凋残的生命,写出被冷酷的政治权力摧残的人性;我要让中国人血腥的悲愁中盛开出永不枯萎的诗意之花——我要让我的心生活在真实的情感中!”
   而毛泽东却在相同的年龄表示“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就是说袁红冰关注的是社会,同情的是弱者,追求的是诗意;而毛泽东追求的是个人的名利,透露的是独裁的本性。
   袁红冰不满足于纸上谈兵,他作为知青流浪几年后表示“我要重返人间——用英雄人格创造属于审美激情的历史;用落日殷红的血浇灌人性枯萎的现实的荒漠;用堂堂男儿的宽阔的双肩承担起尘世的苦难,承担起美化生命的天职,承担起反抗暴政的责任!”
   简言之,袁红冰言行一致,象他所喜爱的能在岩缝间盛开的山丹花一样,虽然也红的耀眼,但与中共的血红有本质的区别。
   正因为如此,袁红冰以炽烈的激情为火,以中国人的苦难为铁砧铸造的思想之剑从出鞘以来深为中共及其党文化的受害者所嫉恨。
   确实,袁红冰象他的批评者所言“自恋”,这或许是党文化在袁红冰身上的烙印,是“伟光正”的一个变样,因为中华文化人没有谁象他这么自吹自擂。但他的批评者忽视了袁红冰更“爱人”。用袁红冰自己的话说就是:
   “每个具体的人都是一种情感的存在,都是一个宇宙;每个具体的人的苦难都是人类情感的悲哀,都是宇宙的痛苦。任何人都无权以毁灭别人的生命来换取所谓社会进步。而蔑视具体人的社会,乃是最冷酷的社会;把人当作物来衡量的政治,乃是最具兽性的政治。那无数死于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那数千万死于饥饿的农民,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片连死也抹不去的猩红的伤痕——刻在中国历史上的伤痕。有什么社会成就值得付出如此惨痛的民族代价和人性的代价!噢,即便毛泽东在那累累白骨上建筑起的是人间天堂,也只有天良丧尽的人形禽兽,才会以天堂的名义否定白骨的抗议。”
   而毛泽东则草菅人命,坑害了至少七千万条生命!
   
   卍 超越北大、民主墙和六四
   袁红冰七九年考入北大,他“进入北京大学后的最初感受是,北京大学的人文精神已经不再盛开于生命的活体中,而只残存在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内,残存在一些知名学者和重新回到讲台上的‘右派’知识分子的躯体中——这些知名学者和五七年曾被定罪为‘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讲已经不能算是‘生命的活体’,因为,长期受到政治迫害产生的恐惧感,使他们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真实的灵魂半径,限制在狭小的书斋之内。 苦闷常常把袁红冰引导到未名湖边,而重铸北京大学学术自由的灵魂的责任感,开始在他孤独漫步的凝重足音中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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