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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在日軍發動侵略中國戰事的十餘年前,張氏即洞燭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我深切記得張校長旅行東北歸來,在週會上對學生講話,分析日人在東北的情形後,他說:「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險。」十餘年後,吳鐵城先生赴東北斡旋易幟南返,亦說過同樣的話,當時成爲名言。在七七事變十餘年前,張氏即有如此透澈之看法,可謂先知先覺。
丁履進:「南開先生」張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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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履進: 「南開先生」張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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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滄波: 我所認識的張季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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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識的張季鸞先生

程滄波

大公報的孤臣孽子

    張季鸞先生歿於民國三十年九月六日,享年五十六歲。距今已有三十六年。如果他今天還活著,已是九十二歲的高齡。今天傳記文學社舉行座談會,主題爲張季鸞先生,劉社長紹唐先生推我爲主講人,固辭不獲。本人於季鸞先生,在公私雙方,都有特殊的關係與友誼,今天離他逝世之年,雖已三十六年,但提到這位中國新聞界的偉傑,聯帶使人想起過去五十年的世事與人事。悲感嗟歎,真不知從何說起!今天參加座談會的人,都是幾十年老友,尤其是陳紀瀅先生,他曾在「大公報」工作多年,對季鸞先生的著作與行誼,曾下過功夫,搜集與考訂。可說今天談「大公報」與大公報人物的權威。他對故交惓惓不忘,真是十分敬佩。二十年前讀他「弔大公報」文,尤爲感慨。「大公報」當年在中國論壇橫行一世,今天全部淪爲紅朝的臣妾。獨留陳紀瀅先生,在自由中國,爲其招魂,此誠「大公報」之孤臣孽子,在中國新聞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

   

對日關係的一段因緣

    凡與季鸞先生接觸過的人,都感到他性格的爽朗,與感情的真摯。我與他開始來往,係在「九一八」事變後,初接辦「中央日報」之時,我初接「中央日報」,特別修書寄天津有所請益,他回信說:「辦報還是新聞第一,報紙版面應多登載新聞。」他的墨蹟與布雷先生同爲蠅頭小楷,季鸞先生是早年的留日學生,數十年中日本的朋友甚多,「九一八」以後,常爲中日關係而向他請教。後來「大公報」在上海遷館出版。往來的機會更多,「七七事變」前一年所謂「成都北海事件」,都與日本在華的新聞機構有關,當時全國記者工會曾有宣言,告日本新聞界,此宣言由我執筆。最後由季鸞先生定稿。南京的新聞界公舉代表,到上海與日本新聞界聯歡,曾在虹口與日本新聞界代表痛飲,記得大公報張、胡兩先生均在坐,而政之先生那天豪飲大醉。事後引起痔疾及胃疾復發,進入醫院躺了兩月方出院。翌年中日關係更形緊張,春夏之間,日本外務省與陸軍省發起聯合邀請中國新聞界去日本訪問聯歡,交換意見。當時組織訪問團煞費苦心,團長一席,當時大家心目中一致推舉季鸞先生,但是季鸞先生堅辭不就,他的理由說:中日關係,日本受著軍人的控制,已到無可挽回的地步,他在日本方面朝野朋友太多,一切都無從說起,他力推我擔任團長,他對布雷先生說:「由程某擔任團長對日本人講講英文,是目前最好的應付方法,請轉呈委座。」此事經由這個曲折而決定。當時我邀請龔德柏、劉百閔先生等參加,團員徧及全國,此時已不易全般記憶詳細名單。外交部分發治裝費,每人似乎領兩千元,大家治裝,預備全套禮物,原來決定廬山談話會畢,即行啟程,後因「七七事變」而作罷。這也是當年與他一段因緣。

   

季鸞先生的真與純

    陳紀瀅先生所編「報人張季鸞」一書中,關於張先生人緣之好,涉及的地方甚多。我們應注意的,張先生決不是一個爛好人,或一個不辨是非的好好先生。因爲他有真性情、真性格。他心胸中充滿了善意與是非觀念。他對人的言動,人家立刻感受到他的真誠。他的「歸鄉記」,登載於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國聞周報」。當年我讀了這篇文章,爲之流淚,同時也爲之興躍。他的「報恩」觀念,真是溶化理智與感情而發出的呼聲。「歸鄉記」在文字上一點沒有修飾。如果讓我寫此類文章,似乎對文字方面還須多加潤飾。然而張文的特色,就在全不修飾。全文都是一片至情。文章之美,文章之引人,就在於此。他的先公翹軒先生的「墓誌銘」,是章太炎先生所撰,于右任先生所寫,承他兩次贈我這塊墓銘的拓片,直到此次大陸淪陷而散失。我對「大公報」上上下下的人熟識的可說佔了半數,高層三位-張、胡、吳先生,我就只有與張先生交誼最深來往最多,因爲我喜歡他的真,喜歡他的純。二十年前我爲文壽成舍我先生,論現代中國記者,說:「陳景韓(冷血)先生是黃老太深,季鸞先生縱橫家的氣味偏重,陳布雷先生是百分之百的儒家。他儘管『縱橫』,他的『縱橫』使人察覺出來,而不討厭。」

   

陜西三傑

    季鸞先生是陜西榆林人,他的尊人是「老進士」,在山東省做州縣地方官,他十三歲喪父,隨著喪母,所以他自稱「老孤兒」。抗戰前陜西人稱陜省有三傑,其一爲于右任先生,其二爲李儀祉先生,其三爲張季鸞先生。並且同時流傳說,陜西的秀氣獨鍾於三人,三人把陜西的秀氣拔盡了。季鸞先生對于先生在師友之間,平素執禮甚恭。他的事功與于先生的淵源甚深,他的記者生活,也在清末「民立報」開始。據他的自述(國聞週報十週紀念感言):「民國元年,余與胡政之兄,同服務於上海民立圖書公司。二年,余由北京出獄歸上海,落拓無聊。政之時主大共和日報,余遂亦任譯員。復同於中國公學授課。民五以後,又同在華北報界。八年,余再居上海,主中華新報。政之亦自歐洲歸來。創設國聞通信社,迨十三年,余失業北來,而政之先亦移居北京,仍朝夕過從,十五年秋更同辦大公報。」

   

不黨、不賣、不私、不盲

    季鸞先生一生的重點,當然在「大公報」的接辦。民國十五年他接辦「大公報」的時候,他已是四十一歲。從民國初元到民國十五年,國內政治混亂,而他個人亦潦倒轉徙。「大公報」接辦時,吳、胡、張三位先生都是飽經世變,各求歸束。看「大公報」續辦時向外公開的誓約,不是飽經世變的人不能出此,根據民國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大公報」發行一萬號,他所撰紀念詞,對接辦時所宣佈的誓約,所謂「四不」─「不黨」「不賣」「不私」及「不盲」,曾有扼要的解釋:「(一)不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爲利於國者,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二)不賣:『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爲金錢所左右。』(三)不私:『本社同人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他圖。易言之,對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爲公眾喉舌。』(四)不盲:『夫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所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敏,而不願陷於盲。』以上四端,爲在當時環境下所能表現之最大限,亦同人自守自勵之最小限,今者檢查過去,幸未背創辦人之精神,得勉盡同人公開之誓約。……」

   

季鸞先生與于先生

    誓約不難,實踐誓約爲難。「大公報」從民國十五年續刊,中經南北大戰以至「九一八」迄於抗戰,「大公報」的成功在於恪守當初的誓約,報紙雖以評論當時的人視爲職志,但是報紙本身的行爲言論,亦甚逃過清議輿論之透視督責,上面所引幾段文字,把季鸞先生從民國初年至十五年的生活綱領,刻劃呈現,十五年中,他做記者,坐牢,再做記者,政海中客串,做什麼鐵路會辦。中間于先生經蒙古去蘇俄,他想同去而未成。當時他在政治上的關係,是國民一二軍,其根源還是由于先生。北伐進行中,國民政府在南京定都,民國十七年繼續北伐,馮玉祥與總統蔣公,在鄭州會面。隨著馮玉祥去鄭州的是張季鸞,而隨著蔣公的是陳布雷。這是布雷先生那年從鄭州回到上海,親口告我,當時雙方行轅,認爲南北兩大記者,隨著兩位統帥見面,一時傳爲美談。這一件當時盛傳的事,後來季鸞先生的傳記文字中,絕未道及,不知是何道理?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獎頒給的慶祝會於民國三十年五月十五日在重慶上清寺中央黨部禮堂舉行。本人親自參加此一盛會。季鸞先生在會中致辭,望著站在旁側的于先生向大眾講:「我的新聞學,都是從于先生學的,今天大家若認爲我有絲毫成就,應該先對于先生致謝。」這幾句話,引得全場如雷的掌聲。正是應著他的報恩觀念。他平生所受的恩,都想報答,這個慶祝在民國三十年五月舉行,是年夏秋間重慶日夜轟炸,季鸞先生就在那年九月長逝。他自稱是老孤兒,娶妻多年不育。抗戰前不久方納妾某氏,隨生一男,自稱「有子萬事足」。每年于先生生辰,他必帶著稚子去賀壽吃麵。季鸞先生死後的哀榮我沒有看到,當年我去香港爲「星島日報」整理,記得那年九月某日,正值許靜老(世英)七十壽辰,中午許宅壽筵席上,有人趨前低聲告我:「今晨得渝電,季鸞先生病逝了!」當天下午我去「星島日報」寫一悼文,翌日登載在星系報紙,我始終覺得季鸞先生是文人中幸運的人,如果他在民國十五年以前死去,那來後來一番風光!一個人的生死與命運,常有極大關係。有人恨不早死,有人恨不遲死。記得在重慶時某日侍坐于先生,忽有人傳觀徐血兒所著「宋教仁」一書。大概是民初「民立報」所出版,于先生見書太息說:「你們不知道?如果于右任在民國初年死了,他的風光,豈在宋鈍初之下。」言罷唏噓!

   

抗戰期間報人的艱苦

    講風光是俗人說的俗話。原來辦報是人世間的俗人俗事。在抗戰結束後,我由重慶回到上海,有機會接觸到地方下層,尤其文化教育及社會傳播事業方面。在此我發現當年冒險犯難,爲著國族正義而奮鬪犧牲的人與事,正是指不勝屈。譬如我們江蘇省「新江蘇報」的包明叔先生,他在抗戰時期,背著「新江蘇報」的牌子,在江南及淮揚一帶,率領少數員工,輾轉遷徙,再接再厲,今天除了江蘇少數人士以外,誰還知道他那樣的奮鬪犧牲!中國全國之大,像「新江蘇報」,又如包明叔先生其人,當然不止一人一事,如果密蘇里大學要頒新聞獎,這許多人與報館,正是受之而無愧!民國三十七年春間,我去日內瓦出席聯合國新聞自由會議,會畢經美國歸國,在紐約遇見了「大公報」特派員朱啟平,此人在重慶,我因與他父親朱宗良爲老友而看他長大。我在紐約幾天,承他不棄,天天來看我,也天天與我開座談會。他把我當行政院院長那樣質詢。那種氣勢,差點是要對我清算。最後我老實不客氣對他說:「老姪!你從那兒學到這種新聞學,還是你們大公報所獨具的雄風。……」那時距季鸞先生的去世,已有六、七年。君子之澤,斬絕如此其深且速,也可大大歎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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