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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京中央政府时期中华民国文教事业
SINCE 2004
……我們現在所要反對的,就是要反對共產黨。共產是否適合我們的國情,還在其次;現在的共產黨,並非共產黨,我們可以直接稱他「俄黨」。他們不過借着「共產主義」的名目,做他們活動之旗幟,什麼「共產」、「不共產」,那簡直是笑話。現在廣東的黨政府——什麼「黨」、「不黨」,簡直是笑話,直是俄屬政府——借着俄人的勢力,壓迫我們中華民族,這是一件很可恥辱的事。我們應當反對借俄人勢力壓迫中華民族的共產黨。最後,凡是借外人勢力壓迫中華民族的,我們應當反對他,這便是我們最後的責任。
章太炎: 我們最後的責任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在上海國民大學演講)
……燕京神學院中國教員中,更有幾位熱心的基督教領袖認爲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在理想上不無共通之點。這兩項世界潮流,既然不能彼此永久廻避,只有謀求共存之道。基督教在歐美已受資本主義毒紊浸染甚深,在中國則無此先入爲主之弊病。所以中國正是試驗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共存構想的適當所在。可惜這些位抱著滿腔熱心,想與共產黨作合作試驗的基督徒領袖,不久便認識了共產極權的眞面目。人人自保,宗教信仰,全成問題,還說什麼合作不合作哩?總之,共產主義在書本上看來,不無道理,偶有引人人勝之處。而共黨一旦奪得政權,實施主張,無論俄共、中共,只見一副猙獰面目,一套高壓手段。所可惜者,人類天性傾向於憧憬美夢,避對現實。不知還要遭受多少苦難折磨,才能把全人類由這共產夢中喚醒耳。
……脫離燕京、北平,亦不簡單。當時戰局瞬息有變,交通紊亂已極……時局愈益緊張,哈佛燕京學社辦事處決定由燕京遷往嶺南大學。學社幹事海女士(Hilda Hague)特來通知。並說已包妥金牛號,剋日飛往廣州……中外友好聞訊,前來送别幫忙。好幾家中國同仁羨慕我們的決心與機遇。但是見諸行動,談何容易?第一要放棄家業,另作别圖。第二得略有積蓄,拿得出這一筆離平旅費。而且學校竭力挽留,惟恐散夥。左派們,師生都有,竭力監視,全有報告。設若立意出走而走不成,其結局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個人行動自由」這句話只能認爲是一句官話。對此有關個人禍福的抉擇,竟不能公開商量討論。只有見了密友,才敢私相耳語。一個大學校園,已然罩了一層濃霧,人人自保,人人緘默,人人不說實話,悲夫!到後來還有國際觀察家數人頭說,你看,脫離共區的佔少數,留住共區的佔大多數,可見人心向共。說這樣話的人,不是共產收買的說客,便是智商只有十二歲的人!
——原燕京大學代校長梅貽寶
◆◆◆ 兩京中府時期中華民國高等教育 ◆◆◆
◆◆ 私立大學 ◆◆
◆ 燕京大學 ◆
·梅貽寶: 我與燕京大學
·陳熙橡: 憶燕園諸老
徐兆鏞: 燕大的軼聞趣事
http://peacehall.com/forum/201001/zwkl/613.shtml
陳禮頌: 燕京萝痕憶錄
http://peacehall.com/forum/201001/zwkl/612.shtml
◆ 金陵大學 ◆
◆ 協和醫學院 ◆
·楊文達: 教會學校與我——考進協和醫學院前後往事雜憶
……遠在日軍發動侵略中國戰事的十餘年前,張氏即洞燭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我深切記得張校長旅行東北歸來,在週會上對學生講話,分析日人在東北的情形後,他說:「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險。」十餘年後,吳鐵城先生赴東北斡旋易幟南返,亦說過同樣的話,當時成爲名言。在七七事變十餘年前,張氏即有如此透澈之看法,可謂先知先覺。
丁履進:「南開先生」張伯苓
◆◆ 國立大學 ◆◆
◆ 南開大學 ◆
甯恩承: 中國現代偉大的教育家張伯苓先生(外一種)
http://peacehall.com/forum/201001/zwkl/616.shtml
劉 珍: 忘不了校長
http://peacehall.com/forum/201001/zwkl/614.shtml
丁履進: 「南開先生」張伯苓
http://peacehall.com/forum/201001/zwkl/6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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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五先生: 厚黑教主李宗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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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樂成: 悼念殷海光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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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界聞人 ◆◆
◆ 張季鸞 ◆
·王軍余: 追念同學張季鸞君
·朱民威: 張季鸞先生與先總統蔣公的關係
·程滄波: 我所認識的張季鸞先生
·成舍我: 我所接触的季鸞先生
·曾虛白: 很少得我欽佩者中的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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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紀瀅: 記王芸生
·李秋生: 我所知道的王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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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威: 張季鸞先生與先總統蔣公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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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往可以考來·顧後亦能瞻前 ◆

   

   

   

   

   

張季鸞先生與先總統蔣公的關係

   

朱民威

   

   

   

    張季鸞先生是大公報三位負責人之一,他是日本留學生。辛亥革命時,他從日本返國,就孫中山先生的秘書職務,參加南京臨時大總統府的工作。民國十五年後,他與胡政之、吳鼎昌三人改組天津大公報,以親南方的國民革命思想爲傾向,卻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爲主張。民二十六年八月抗日戰爭發生後,天津大公報南遷,張季鸞率天津館員工前往漢口,建立大公報漢口版,於民二十六年冬發行。民二十六年十二月七日,先總統蔣公由首都南京移節駐武昌曇華林行營,武昌、漢口頓成爲全國抗戰重心。由南京撤退赴四川的,由平津南下的,由香港、廣州北上的、由四川出發赴前方的,來的去的,有幾百萬人聚集到武漢地區,致使剛剛發行不久的漢口大公報,成爲關心局勢的軍民,人人欲看愛讀的一份報紙。張季鸞先生和他的員工,就在漢口市區,一幢二層樓市街房屋內,自中午十二點起,即工作到夜晚一、二點鐘止。他老人家此時身體,雖已瘦弱,但精神還旺盛。雖然平津、淞滬、南京失守,但全國人心仍然有樂觀的態度,堅持長期抗戰。在民國二十七年夏,筆者因報導空軍出擊長江日艦及武漢空戰等戰績,經常爲大公報寫專欄報導文章,自從一篇「梅元白炸日艦跳傘記」在七月某日大公報頭版頭條作新聞刊布,蒙大軍事學家蔣百里先生對張季鸞先生連說,此文寫得好,已使文學進入航空領域,文學不再是亭子間內文人筆下的產品,已昇華到報導中國當前生死存亡,對日大決戰的天空戰鬥中去,成爲一項感人的武器。季鸞先生因此在我每次到報館送稿時,必予延見,談談他心中對後輩的一些想說的話。我們有兩次談到他與先總統的關係。一次,張先生說到他們報紙的國內外要聞的來源,老人家說:

   

   「我們和蔣先生有直接的接觸。前些時,陶德曼(德駐華大使)的調停,蔣先生就直接和我談及細情以及不會有結果,所以我們就不會爲謠言所動,也沒有弄錯一點外交新聞的報導。

   

   「蔣先生關於軍事上的重要佈置,如在津浦鐵路沿線側面臺兒莊對日軍的大決戰之前,蔣先生就指出那一地區將有大戰。所以我們報館趕緊把幾位已在徐州的戰地記者,指派去隨戰地的司令官行動,才有後來好多篇臺兒莊大捷的詳細報導。

   

   「我們因爲有英、美、法等國通信社的電報新聞,以及駐歐洲的專人,所以國際上的大事、或將發生的大事,每次我和蔣先生見面時,也是談及的題材。蔣先生每次在談到這些歐洲德意與英法之間的大事時,必問及我對歐局及世界趨勢的看法與判斷。」

   

    民國二十七年八、九月,武漢已逐漸因日軍從長江南北兩岸,齊頭並進,日艦突破馬當封鎖線,迫抵湖北田家鎮砲臺陣地,保衛大武漢之戰將在武漢開始了,市區人民及政府等單位,均作向長沙及宜昌以及四川、重慶撤退之行動,大公報已在重慶派去了員工,並已出報。我在九月,仍時時因爲報導空軍專欄赴報館看季鸞先生,天氣已轉秋涼,張先生一襲灰布長袍,瘦弱的身體,依然寧靜而飄逸的和我這年輕一代的人談談說說。我說:「報館有這麼多人在這裏辦報,也該有點撤退的安排吧!先生本人身體又弱,如坐船到重慶耗時太久,體力可能不支。不知先生可願由我報告航委會錢主任(大鈞)安排先生等幾位重要的人,搭乘空軍的飛機去重慶如何?」

   

    季鸞先生聽了,頗有好感,他說:「你的關心,足見你頗知他人安危,很爲謝謝!我們因爲此身和報紙都在戰事中心,不能輕言移動;而況統帥蔣先生也還在此指揮,必須配合蔣先生才行。不過,你可以放心,蔣先生已直接爲我們報館留在這裏出報到最後一天的同事,安排飛機座位,讓他們日後可安全撤退。我自己雖也要延遲到出報的最後一日才走,但蔣先生有他的主張,他要我早幾天到重慶寫社論,安撫四川等省大後方人心,恐怕我要稍爲早幾天就飛重慶了。」

   

    聽了季鸞先生這一段談話,就更證實先總統對張季鸞先生的直接接觸,那真是世界各大國元首和新聞界重要人物直接關係絕無僅有的一例。羅斯福不曾如此,邱吉爾也未有這一位新聞界好友可和他在重要關頭,談談心中話。先總統一生,許多對外關係,有他獨特的卓越作法。大公報三友,只有季鸞先生是老革命黨人,爲國父的同盟會會員,也在民國剛建的南京臨時大總統府任過秘書。就是這位一襲長衫的社論聖手,在民二十五年十二月西安事變時,寫的幾篇社論直斥張學良應早日悔過,送千年難逢的國家元首還京,以結束所謂「兵諫」。刊載季鸞先生那幾天社論的大公報,是由南京派飛機空投到西安,對西安事變之化乖戾爲祥和,是一因素。蔣先生當然會細讀這幾篇季鸞先生手筆的社論,而銘心感讚:北方竟有這樣勇智的國士。武漢戰地一年的重聚,蔣先生更需要聽聽季鸞先生對國事的見解,兩老就隨時在武昌先總統行邸會見。而季鸞先生在武漢保衛戰中,配合先總統的戰地指揮,堅持到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中旬,距武漢於十月二十六日陷落,已不到兩週了。先總統特別爲季鸞先生迅速而安全的撤退到重慶作空運安排,那也是兩位老人家友誼上的一段佳話。

   

    這些事到今天,已四十八年了,我還記得季鸞先生在這年十月初,接見我於漢口大公報二樓時的印象,我把戰火更爲逼近情形告訴他,機場已在舖埋地雷了,我自己也排在空軍水運撤退到湖南隊列中。我下一個工作基地,將在湖南芷江。季鸞先生也說出他的行期,有點非常無可奈何。他說:「就是這幾天了,蔣先生要我帶幾個人先走,到重慶。這裏我只留王芸生等幾位,撐到最後。芸生一、二人,是有飛機位子走,但報館其他支持到最後的員工,只好乘汽車撤退了。」

   

    後來,大公報張季鸞先生以及重要的編採人員,安全的由先總統爲之安排空運,退到重慶。先總統在百忙中,還照顧季鸞先生的戰時交通,可見其爲人的風義。批評先總統的人,曾說,老人家只有部屬,沒有朋友。看看先總統在抗日戰爭中,對待張季鸞先生以及大公報重要人士,相友相敬的情形,就可知先總統待友之道了。

   

   

   

   

◆ ◆ ◆ 全文完 ◆ ◆ ◆

   

    以上《張季鸞先生與先總統蔣公的關係》,是以光碟版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傳記文學》雜誌總第299號中同名內容全文爲發佈底本,另行訂正了光碟版文本中若干訛誤,網際網路首發◆析世鑒◆: http://boxun.com/hero/xsj.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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