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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台湾民主政治大智慧——“一制”对“两制”是一步高棋

    此据台湾《联合晚报》报道,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张俊宏于2007年6月11日,以“一国一制、大破大立,中道百合、觉醒台湾”为题,在媒体刊登广告,倡议台湾应该以“一国一制”的构想,来回应中共“一国两制”的统战政策,可谓台湾民主政治的新思维、新视野、大智慧。
    张俊宏先生在广告中指出,两岸的僵局在于“认同”问题,解开国家认同须大破大立。他说,面对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国”政策,不论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马英九的“一中各表”,或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谢长廷的“一中宪法”,都是消极、逃避的对策,无法摆脱“一国两制”的紧箍咒。张俊宏主张台湾应该大胆地回应,提出“一国一制”,以回应中国的“一国两制”。他说,既然是中共用来挑战台湾的“二国论”,台湾为何不能用“一制”来挑战中共的“两制”?只要中共愿意推行“一制”即民主制度,台湾接受“一国”不仅放心,也属公平。显然,张俊宏较之台湾其他政要更具战略眼光与应变智慧,更善于掌握战略对局的主导权,以完成从恐惧大陆红色政权的消极防御到积极应对的战略转变。张俊宏先生这一“一制”对“两制”的新思维、新视野、大智慧选择,来自于他对对两岸政治的深刻理解与分治现实的清醒判断。因为他最清楚,眼下中共是绝不可能让台湾式的民主统一中国的。用“一国一制”将中共“一国两制”实属一步高棋。因“一国一制”(和谐民主)比对“一国两制”(自相矛盾)更具道德合法性,更有良性影响力与凝聚力。用张俊宏先生的话说,“道”是民主,“德”乃法治,民主法治即为“中道之治”,中国既称“中道之国”,当然不可无“道”。正可谓有“道”对无“道”。如果中共因不愿统一于民主制度下而攻打台湾,那就是无道伐有道,必将遭到天下公论所谴。因此,中共对这步高棋是既不能否,也无法接招,注定是要陷于两难境地。现在的问题在于,张俊宏先生的这步高棋,能否取得台湾朝野共识,转化为政府的对策资源。
    陈水扁早在其就职演讲中曾大谈特谈台湾的现代民主价值观,就是要在政治上向世界宣告,中国大陆可以借助引进外资来创造经济业绩,但却至今都不能象台湾这样,通过自我变革来创造政治奇迹。所谓“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根本无法与李登辉比肩。为此陈水扁也不能不为曾把一个“一党专制”的台湾,推向了现代化民主道路的李登辉大书一笔。李登辉是中华现代民主政治的拓荒者,不仅当之无愧地是台湾人民的“民主先生”,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民主先生”。他因推动了台湾专制制度的结束和开辟了新民主中国的未来而辞职,尤如戈尔巴乔夫因推动了苏联及东欧共产势力跨台和促进了全球冷战结束而光荣下野一样,成为中共保守派内心最恐惧、最忌恨的人。然而他们的历史功绩将如日月同辉。
    但近几年来,台湾当局采取了消极对抗的“去中国化” 两岸对策,却未能给台湾人民希望和平与安全提供一张“光明的保票”,去年绿营在“三合一”选举中提出“保台抗中”的竞选口号,似乎并未整合出多少选民的意志。我相信多数台湾人并不希望尽快统一,“维持现状”才是他们的诉求。台湾当局为什么不能以自由与民主的道德制高点,在与大陆政权展开积极交涉与沟通中争取自己的权力空间与安全前景呢?为什么不能在积极影响大陆政治、参与大陆民主化进程中实现夙愿呢?西方政府积极推进自由价值观,是全球“新安全观”的真知;台湾政府积极向大陆推进民主政治,才是海峡两岸“新和平观”的卓见。在这一点上,马英九的“6.4”不平反,统一不能谈,也是一步好棋。我早在2000年点评陈水扁就职演说一文中曾寄予如下期许:“积极寻求与大陆对话,弘扬人权价值理念,明确提出民主要求,推动大陆政改进程,应当是陈水扁新政府的最积极、最明智的两岸政策选择。
    如今,不少人认为,“一国两制”是中共领导人的英明创举和伟大的业绩。国际舆论多侧重于对其给予积极的评价,而忽视了潜藏于这一“创举”深层上的悲哀、无奈和危机。

    一个半世纪以前,旨在统一世界的那个欧洲的“幽灵”,从诞生起就立命于暴力革命,消灭资产阶级,埋葬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全部资本主义制度。不久,这一幽灵真得变为现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物质力量,展开了一场与工业革命所推动的资本主义世界扩张长达40多年的冷战。最终,由柏林墙倒塌的史实做出了裁决:以反资本自然扩张、反人性自由向望的社会主义政治僵化制度,不仅不能统一世界,甚至连“共产主义”内部阵营的统一都维护不了,竟然未经资本主义世界一枪一弹,就在市场经济的全球化面前分崩离析了。当今尚有所谓人类最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仅占世界国家总数的不到5%,已经成为极少数的“另类”。它再也没有那种“输出革命”的气力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的热情了。
    当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时,又隐含了多少辛酸、多少悲凉和迫不得已。因为面对世界性的共产主义惨败,他深深地懂得,用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统一中国的,无论在香港、在澳门、在台湾,那里同样是中华血统、中华文化和中华大地,仅仅由于实行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便创造了令大陆望尘莫及的经济成就和政治民主。也许他们中的许多数人并不希望中国分裂,但无可置疑,他们是决不能容忍统一于“四个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这就是邓小平的无奈、中国共产党的无奈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奈。我曾在1998年发表于《民主论坛》的《“一国两制”的悲哀》一文中谈到:“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两种制度?为什么不能哪种制度好就统一于哪种制度下?两种制度又算什么统一?‘一国两制’这种画饼充饥性的‘统一’,难道不是国家的悲哀、民族的悲哀和全体中国人的悲哀吗?”
    从理论上分析,国家与国家间可以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且可以在共认的国际规则下主权独享,和平共处。而统一的国家只能有一个主权的代表者行使外交权,国家内部实行相互对立的两种制度,那么他在对外行使主权的活动中,是代表社会主义制度的利益与发展方向,还是代表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与发展方向?这就如同把食肉的狼和食草的羊关在一个笼子里,要么狼饿死,要么狼吃羊。这是千古不颠的真理。因而除非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发生质的演变,否则这种“狼与羊”的危机迟早是会到来的。如果有一天香港自由选出了一个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港府,大陆又该怎么办呢?
    一个不民主的中国大陆,不仅始终对台湾民主构成威胁,也是对全球民主化进程的威胁。新的全球安全观,不应再建立在“国防备战”基础之上,而应积极推进全球民主化进程和人权价值观的普及。只有民主和人权才是战争的真正克星,也只有一个尊重人权的民主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解除台海危机。
    只有当中华人民都能自主、自由地选择民主政府、更换政治精英时,海峡两岸归于统一的历史契机才能成熟。而一个统一的中国,首先应当是一个民主的中国。正是基于这一分析,所以我认为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张俊宏先生的“一制”对“两制”高棋,最能体现台湾民主政治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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