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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胡锦涛突围毛、邓路线——中共三种“社会公正”观的冲突


    我曾在《中共四代政治哲学比较》一文中,从中共执政出发点上,分别总结分析了毛时代的“争公平”、邓时代的“求效率”、江时代的“保稳定”和胡温时代的“谋和谐”各自所追求的不同价值标识。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目标,据说具有战略“破题”意义。《光明日报》为此发表长篇文章透露,中共高层经过两年缜密研究的决策过程,纠正20年来只重经济发展,片面追求GDP,无视社会公正的政策取向。这是在为中共新一代决策层告别单纯的GDP主义,也就是告别邓小平时代以牺牲社会公平的“求效率”与江泽民时代忽视社会正义的“保稳定”,而开始了以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为核心的“和谐社会”建设阶段作政策解读。由此以来,胡锦涛的执政价值观似乎在向毛时代的“争公正”立场回归。
    仅从形式上看,毛与胡是中共两个时代的两代领袖,同样打出了追求社会“公正”的政治旗帜,但一个坚持“对抗哲学”;一个崇尚“和谐理论”,其精神资源如此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毛泽东一生受中国农民起义思想影响,追求“社会公正”,崇尚“阶级斗争”。其实毛的“公正观”更多地体现着农民领袖“杀富济贫”意义上的“平均主义”。这种斗争结果,不仅与社会公正的目标越来越远,反而导致社会自我分裂、两败均伤、激烈对抗的结局。毛泽东在“十年文革”中所酿成的历史性悲剧正是如此。费正清在其《对华回忆录》一文中这样写到:“文革中这类暴行的广泛而详尽的记录,把我们带到了难以理解的地狱边缘……在一个以讲究自尊和崇尚教育而著名的国家里,当平均主义者妄图泄愤于知识分子时,儒家学说的影响又何在呢?”
   
    毛毕生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强调矛盾的普遍性与对抗性,将社会的一切事物都分为对立的两极,将公民划分为红黑两类,即把“人民”与“敌人”作为政治制度的基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强调“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坚持“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国民党人邓宝珊曾说过,“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毛泽东便在党的“七大”会议上说:“有人说我们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他们说对了。我说他们也是斗争哲学,无产阶级的斗争哲学还在他们的后面。”

    斗争哲学的核心价值在于:基于寻求“社会公正”的基本理念,认为社会是斗争的存在,人们的利益之间是一种互为对抗的矛盾关系,而且矛盾总是在不断的自我扩大过程中,矛盾激化是它的必然结果。因此社会矛盾只有在有人承担“斗争成本”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使之化解,才能实现“社会公正”。有产者在人均资源不足的阶级社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总是倾向于把掌握在手里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作斗争性运用;权力对无产者而言,总是呈现一种排斥性和被压迫性。因而阶级斗争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出路。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阶级矛盾是无法自动缓和的,有产者的力量壮大,意味着排斥无产者总势力的壮大,社会矛盾的发展趋势只能是“一分为二”,而不可能是“合二为一”。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矛盾的性质是相互否定,而斗争手段是你死我活的,所以其斗争的结局必然是“一胜一败”的。
    毛的斗争哲学不承认社会有一种可以调节矛盾的机制能够自动运行,而是认为必须要采取对抗的方式,要有人为争取利益而承担适当的斗争成本和风险。斗争哲学有两个核心内涵:一是社会处于阶级对立状态;二是不认为矛盾可以通过调和方法,节约成本地得到解决。这两者合起来的隐含判断就是:社会矛盾性质总是处于“零和状态”,要解决社会矛盾,斗争就不能放弃;也必须有人为解决矛盾而承担成本和风险。因此,为了取得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斗争成果,就必须在力量和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由“先锋党”那样的组织和领导核心来领导革命,把无产者的意志和力量凝聚为同一战线,以期在力量对比上平衡有产者所固有的优势地位。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总是掌握在有产者那里,为了实现“社会公正”,达成对有产者的力量相对平衡,就越需要对无产者进行“斗争”动员和组织。毛在其取得政权之后,仍然要“继续革命”,强调“不斗则退”,“不斗则修”,通过“斗”来推动社会进步,争取社会公正。不断用“一分为二”的划分法,成批成批地“加工”着自己的对立面——“敌人”,直至国家走向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是毛泽东路线的第一个修正者。他静悄悄地把“阶级斗争理论”偷换成牺牲“社会公正”的“社会竞争效率论”。该理论的“公正观”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社会处在非对抗性的竞争过程中,自然会出现少数人聚敛过多财富,产生贫富差别,但却是历史不可逾越的阶段。这是客观规律,不能回避,也没有另外的路径可选择。只有鼓励竞争,社会才能发展,才有效率。社会发展有了效率,才能谈公平。因而社会进步只能由少数人来推动,因此把财富聚敛到少数人手里是必要的,多数人的命运只能等到少数人把历史推进到新的阶段之后才能解决。于是各种由此价值观而派生的主张应运而生,例如把国企搞垮后瓜分的“吐痰论”,改革需要牺牲工人、农民利益的“代价论”,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致富论”等等。这些理论的起点和归宿是:少数人最大限度地聚敛社会财富和权力是正当的,因为历史进步的关键因素在精英阶层手里,竞争理论肯定精英阶层垄断财富和权力是符合历史合理性的。为了说服多数人接受这一价值判断,这种理论便在观念上宣传少数人会提高推动历史进步的效率,好处是最终要还社会以公平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实用主义的态度,一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民主模式加以拒绝;一方面又对他们的经济发展模式采取“拿来主义”,这就是“邓小平理论”。
    江泽民执政以来,毫无建树,反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出发点,忽视“社会正义”,全面继承、看守了邓路线。江时代是继华国锋对毛的“凡是”时代的第二个对邓的“凡是”时代。因此邓小平的“公正观”及其路线,经历了邓、江两代中共改良派的强势推行,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发展严重不平公,官民对抗,贫富悬殊,腐败丛生、民怨载道,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社会治安等问题越陷越深,积重难返。
    胡锦涛面对江泽民传承下来的是一个社会日益腐败,贫富两极分化,官民矛盾尖锐的现实,已逐步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是在有效的民主制度保障下,且处于世界经济全球化金字塔的上层,可以通过价格贸易大量获得外部资源,使得国内可供分配的财富急剧增加,从而缓和了国内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他们看到当今欧美日的精英阶层不必剥夺平民阶层的生存利益,也能实现经济利益,富裕发达;在运用权力时对多数人也并非完全的“排斥性”。在这样分配相对均衡的现实中间,出现了教育和社会福利方面相对公平的进步,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由于制度制约与经济资源分配相对均衡,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也就相对均衡。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更多地呈现“非对抗性”和“力量对比相对均衡”。当今的中共决策层的智囊们已经开始呼吁,中国需要的不仅是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更需要西方政治制度的监督与协调机制,以实现社会和谐与平衡发展。但前提是只要不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面具。
    此据央视官方网站报道,中共高层已为此进行了9次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是世界上9个主要国家自15世纪以来的发展兴衰史。此后,关于这段历史的学习在其他各级党政部门多次进行。2006年11月13日至24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隆重推出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推崇西方式的发展经验,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依据中共上述一系列政治新动向分析不难发现,所谓“胡温新政”,不仅是要从邓小平牺牲“社会公正”的路线上突围,更要从毛的“斗争哲学”“争公正”路线上突围。这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建设“和谐社会”执政理念中已初露端倪。该文件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使他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四位合和一体,并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构建“和谐社会”。至此,初步形成了胡温新政的“合”中求“和”执政思路。
   
    胡温时代的所谓的“和谐社会”概念,是用28个字来概括其内涵的,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前20个字阐述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后8个字表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可视为內在意义上的;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可视为外延意义上的。正可谓内“合”外“和”,互相益补,使之自圆其说了。胡锦涛曾这样总结了他们的执政理念:加快经济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坚持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规律,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主线,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涵。由此推断“胡温新政”从毛、邓路线中突围的内容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政治“立足点”,就是“以人为本”,这是对毛的“阶级性”和“斗争性”的突围;第二是发展社会所采用的合和性方式、手段和途径,即“科学发展观”,这是对邓牺牲社会公平的单一“经济发展论”的摒弃;第三是实现社会综合发展的目的:即以公正为基础的“社会和谐”又可视为对江忽视社会正义的消极“保稳定”的突围。总之“建构和谐社会”理论提出了完全不同于毛、邓、江的胡氏“公正观”。胡温的这一执政理念,已经游离了原旨马克思主义基于阶级性出发,用斗争的手段,来赢得“全人类解放”的立场。
    我们在探索胡温执政以来一系列理论表述与执政新思路发现,伴随着2004年修宪的完成,“胡温新政”正在以貌似模糊的面目,静悄悄地完成了以下三大战略性的转移:即从意识形态上,开始了从崇尚“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人为本”的转变,即采取“亲民路线的”;在经济领域,开始了从“消灭私有制”,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转变;在政治领域,开始了“无产阶级专政”,向“保障人权”上的转变(尽管还是停留在表面文章上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至“6、4”后的中国,“以人为本”、“私有财产”和“保障人权”,都被视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内容加以批判。胡温时代能在指导思想上鲜明地接受“以人为本”,就是要从“党性论”和“阶级论”向“人性论”复归。而随着“人权保障”与“私产保护”两款的入宪,更意味着表征资本主义本质的政治原则和经济原则,将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大雅之堂,而最近不顾党内新左势力的反对,推动保护私有财产权的《物权法》在人大再审议可谓一个新的佐证。尽管胡温的本意更多的还是形式上的,但其潜在的意义将是他们始料不及的。“私产保护”这一经济原则的确立,将从根本上否定暴力革命剥夺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因此中共夺取政权的历史合法性也就动摇了;“人权保障”这一原则的确立,将彻底否定了阶级专权的合理性,由此中共取得政权后进行的历次“阶级斗争”,更是失之大谬了。因为公民的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等各项人权得不到保护,社会就不可能有公正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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