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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聆听公民社会到来的脚步——中国“民间组织”在生长

   
    “民间组织”这个概念,是与公民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公民社会”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学概念,是指国家、政府与市场、企业领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排除了一切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俞可平教授认为:“公民社会就是一个与政治社会(国家)和经济社会(企业)相对应的概念,其主体是各种各样的。在中国学术界,公民社会常常又被称为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它们是同一个英文术语civil society的三个不同中文译名。”公民社会的组成要素便是各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公民组织,包括公民的维权组织、各种行业协会、民间的公益组织、民间社区组织、各种利益团体、同人团体、互助组织、兴趣组织和公民的某种自发组合等等。从学理上讲,由于它既不属于政府部门(第一部门),又不属于市场系统(第二部门),所以理论界把它们称之为是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公民社会这一概念,本来自于西方启蒙时代价值观的个人主义。它致力于拓展一个能独立于公权领域的个人行动的自治空间,包括非政府形式的政治参与及经济和文化活动形成的私域。因而个人主义便成为公民社会的核心理念。它强调公民的公共参与和公民对国家权力的民间制约。
    当今时代,贯彻人权普世价值观国家的最主要标志,就是建立起法制条件下,由公民自愿组成与公权领域相对应的自治组织,来构成“公民社会”,又可称之为“社会人”。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公共权力的管理职能,就是在制度的框架内充分保障公民自由结社的权利。在这样的社会,介乎于政府与公民间的纽带,就是民间组织,即国际社会统称的“NGO” ,由民间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NGO, 称之为“民间NGO”。当然这样的民间组织,并不是指那些具有明确从政目的的政党、社团类的政治组织。
   
    民间NGO多由公民自下而上地自愿结构,直接从事群体维权、公益服务或者组织社区行动。这些草根性的NGO组织,相对松散,人员经常流动,但是却能互动自治,参与者都有较强的志愿精神。因为它们或者是自己管理自己的组织,或者是志愿者服务机构,前提在于依赖于志愿者的广泛参与。志愿精神的价值崇尚,成为民间组织的根本动力。但这类草根志愿组织的出现,在中国前些年受到政府逻辑的很大限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虽然开始更多地接纳了一些非政府的或非营利的民间团体。但这些团体主要从事着慈善、环保、教育、妇女、儿童等多方面的社会福利或者社会公共发展事业。同时也有一些跨国公司,而且还有许多国际的NGO 也开始进入中国,开展相关的扶贫、环保、社会福利等事业。但公民社会的本质在于民间维权,而恰恰当今中国最需要的那些反腐维权方面的民间组织,却仍被政府严加拒绝。在民主法制条件下的社会,政府本应是民间组织的保护伞,但中国政府却成为了遏制和打压公民社会成长的衙门。

    这些年来,民间组织的自发产生一直引起广泛的争论。民间组织构成的公民社会被自由主义者们看作是推动中国民主建设的重要动力,民间组织的缺乏,则被看作是中国不能完成社会变革的主要原因。因此,政府如何对待民间组织的态度,就成为了一种解读中国政治改革状态的模式。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市民是独立的和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做任何事,没有人能要求他的伙伴帮助他们。因此,如果他们不学会志愿性的相互帮助,他们将没有力量。”当今中国广大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一再被欺压,而毫无回应能力与自保手段,恰恰印证了这一观点。然而,在中国政府的潜意识里,一向视公民社会为西方的“舶来品”,把反腐维权类民间组织看成是抵制或对抗政府的异己力量,甚至是敌对组织。官方看到民间组织在苏东剧变和东欧“颜色革命”中所扮演的反政府脚色而杯弓蛇影,认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势必会削弱党对社会的一元化控制权。故此政府过于敏感,常常采取打压态势,因而阻隔了中华民族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从民间组织到公民社会发展的道路。
    尽管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困难,但民间组织仍然可以在模糊地带或基层区域采取由点到面策略,逐步形成自保力量,在基层中国持续和独立地推动培育公民意识,发展公民社会的道德自觉,历练公民公共参与的志愿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民间组织发展空间越大,人民就越自由,公民权利的保障就越充分。据悉,美国的儿童从小就引导他们参加各类NGO组织,进行义务活动,以培养其参与“社会人”活动的意识。而在中国,也有一部载有保护人权的国家宪法,但却难以贯彻实施。这虽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最关键的一点,正是由于国家限制,甚至打压民间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此据兰州“促进民间组织发展”的研讨会专家调查得出结论:中国90%以上的民间NGO未获得国家现行法律的认可,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21世纪的中国,在国家权力体系相对松弛的控制下,中国民间组织有所增长,一些异议人士和民间自愿活动日益活跃,如类似法律救助、艾滋病调查、“绿色江河”、“地球村”等维权组织和环保组织,还有各种业主委员会、俱乐部等等都有了一定的空间,开始推动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形成。目前中国究竟有多少个民间组织,必无定论。据民政部的统计,到2005年3月,全国正式登记在册的各类民间组织约28万,但实际存在的数量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一些学者估计至少在200万个以上,有的估计甚至高达800万。当然其中不少是半官方的和冒牌的,而真正来自民间的反腐维权组织,则依然被排除在合法大门之外,但却在顽强地、变相地生存着。公民社会的主体是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也就是公民的“结社”。结社自由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政治权利。公民之所以自愿结社有许多原因,不一定都具有政治性,公共参与与自我维权,应当是其主要部分,当然还有建立在共同兴趣之上的民间社团,也是相当有意义的。随着公民利益需要的增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公民的结社活动必然日趋活跃。公民社会的脚步正在百折不挠地向我们走近,对社会政治生活发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公民利益需求的增多,意味着公民结社内在动力的增强;公民自由意识的进步,又本能地要求自主活动空间的增大;而现代化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为公民结社提供了先进的手段与条件。一些网络联盟的组成,如“反流氓原件联盟”的出现,便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
    当然,从总体、规模与质量上说,公民社会作为一个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独立的领域,还没有在中国成熟起来,民间组织的成长还相对脆弱和不稳定,在政策环境、资源筹集以及独立谈判的资格与能力问题上,常常导致民间组织操作的搁浅与触礁。为此有人把目前中国非政府的民间社会初期阶段,称之为“前公民社会状态”。然而谁也无法否认,在这一状态下,由于民间组织在顽强的斗争中成长,我们已经能够聆听到公民社会独立行动的脚步。而且公民社会的理念,正日益深入到国家政策体系,例如2001年,NGO 首次被写入政府的扶贫白皮书,近来地方政府也开始研究放宽限制。同时公民社会建设也已取得了国际机构的支持。我曾非常关注中国大陆体制内的有关专家与学者,静悄悄地聚会于不为人们注目的边远城市──兰州,举行旨在“促进民间组织发展”的研讨会。有关专家呼吁:“法律政策环境是中国民间组织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会议认为,这种不能由“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的现实,正是当今社会矛盾凸显难以排解的重要原因。在当今时代,社会信息的传播与群体力量的整合,更需要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政府不可能事事包揽无余。而恰恰正是民间组织能在维护自身权益,协调社会关系,缓和群体冲突,甚至解决对抗性矛盾,发挥巨大的机制上的作用。 当前,中国之所以矛盾尖锐,难以排解,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现行国家结构中,只有政府与公民两端,而没有“民间组织”的生存空间。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政府与公民的直接矛盾与冲突,而没有缓冲领域。因而,执政者果真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实质性的制度创新,就只有从全面开放民间组织入手,废除对NGO准入制,转而实行登记制。
    中国要迎接公民社会的到来,民间组织的成长是其关键。但公民社会的成熟,必然要伴随着整个国家的立宪进程与制度变革,并通过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实现。当下争取公民结社的自主权与参与权,应该是最重要的民间维权。民间组织的顽强生存与发展,会大大推动这一过程的完成。其实公民社会的前景,就在于能够形成公民的自主意识和参与意识,并演化成新的社会民间力量阵营,以推动整个国家民主化的过程中。在此过程中,公民通过结社的形式,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并影响社会规则的改革与公共资源的再分配,以形成足以抵制政府权力侵扰的公民社会发展,是实现社会民主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而民间组织采取“遍地开花,由点连面”,稳健、策略的推进,有助于当代中国全社会理性的整体成熟;有助于社会管理结构由“支配——服从型”向“协商——合作型”渐进式地转变。民间组织在一个一个的个案经验积蓄中,由观念历练到操作规则的反思性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不断实现与更高层面与系统的纵横联结机制,最终为公民社会的全面成熟,奠定基础,从而降低中国实现社会变革的成本。
    在此,我借新一年到来的东风,呼唤公民社会到来的脚步,激奋起中华民族的每一根神经!
   
    (转之《人与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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