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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青岛“六四”记忆

   
    在中国大陆,官方一再向人民灌输、强调的是共产革命的“红色记忆”,而在这“红色记忆”中,最血腥、但却为官方最忌讳的就是“六四记忆”。 青岛的“六四”记忆,年年都会伴着大海的波涛呐喊!我曾为不能忘怀的“六四记忆”作诗一首:
   
    枫叶
   

    什么时候
    心灵创出了伤口
    一个季节绽裂了
    鲜血的光芒
    刺伤了夜的眼睛
   
    什么时候
    记忆沉重成了梦
    长安街上
    背不走的思绪
    跌成了一丘坟茔
   
    风霜染着的枫叶
    是血的舞蹈
   
   
    而今“六四”第18个纪念日又到来了。每年的这个时候,我总被记忆裹挟着,想写点什么。我想追寻,追寻那些零散的思绪,扑捉那些凝血的足迹。我知道多少年轻生命的波纹,早已被坦克的履带碾断了。而今,我只能用手中的笔,追寻那段沉重的历史,那些飘起的丝带,以及那些血浆溅成的惊叹号;我只能用记忆的丝线,串起那些发生在青岛的“六四”片断,把那些零散的往事,悬挂在只属于心灵的墙壁。
    1989年春夏之交,由北京大学生悼念胡耀邦诱发的天安门广场绝食活动,席卷全国,发展成全民要求反对官倒,惩治腐败,实现民主的“天安门事件”。这是中国当代史上一次波澜壮阔、史有前例的,不仅得到了在京数百万人参与,而且得到了全中国亿万人民广泛声援的民众爱国运动。
    当时的青岛,“六四记忆”首先是在天主教堂三角地冒出了火化——那里最早发现了北京学生运动的动态与消息,以及声援性的大字报。当时青岛民运圈内朋友庄彦先生(青岛29中学英语教师,六四后流亡美国),始终都与那些传递消息的人保持联系,并在第一时间里与我沟通。随后不久,北京学运便在全国蔓延,以青岛海洋大学为主力的青岛各高校也都纷纷打起标语,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声援北京,集会于市政府门前。由此也卷起了青岛市民的广泛参与。甚至青岛文联都到广场发表支持学生宣言。
    但当时我在青岛是公安重点监控对象。为了摆脱他们的监控,亲身投入和见证这场全世界为之震惊的全民爱国运动,妻子竟不顾个人安危,常常抱着孩子,以去医院或散步的假象,躲过警方视线,掩护着我,像做“地工”似的半道改路,转向市政府广场,参加集会。但后来的史料证明,青岛公安当局还是把镜头对准了我。“六四事件”被镇压后,青岛电视台新闻播放的集会现场实况,有许多镜头是针对着我摄的。甚至连我与非圈内朋友高某与其妹妹偶然相逢握手的过程,都被偷录下去,其中还有我在市府门前与“六四”后遭迫害的孙维帮交谈的特大镜头,这为他们后来设计构陷“六四”镇压埋下了伏笔,以至于一些朋友看了新闻后,担心我又会出事,跑到寒舍探望我。记得当时庄彦先生的一位朋友也是个老师,家就住在市府广场旁的一个小楼上。“六四”期间,庄彦常常带我到小楼上休息、交谈,透过窗户观看会场全貌。特别是关注那些散布在会场各个角落做小动作的特工人员。每晚,我又会与庄彦、孝柏等“不结社”朋友聚在青岛市松山路5号五楼老王那里看电视、听外电,分析时局。老王这里也是我们平时常常聚会的地方,大家都各自备些酒菜小吃,沙龙式地讨论争执各种社会问题,且常常彻夜不倦。为此老王的松山路住处,也一直为警方监控,特别是在“六四”期间,这里受到更加严密的监控。我们时不时地发现对面楼上的监控人员。
    北京“六四”开枪后,激起了全国更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在省城济南,以山东大学为主的几千名的大学生抬着花圈上街游行,带动了各大学纷纷上街,抗议北京发生的“六四血案”,呼喊着“反对镇压”、“反对暴力”、“李鹏放下屠刀”、“血债要用血来还”、“还我同胞”等口号,在市区的一些公共汽车、电车车厢上,都被写上了此类大字标语。在青岛几千名举着“海洋大学”旗号的学生和打着“市民声援团”的民众上街游行,他们打着无数临时赶写的标语牌、横幅,上面写着“李鹏下台”、“还我战友”、“以血还血”“声讨刽子手”等口号,队伍越聚越大,穿越中山路,途经市委、市政府门口,已达几万人。我的作家朋友——青岛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学江,在衣服上书写谴责屠杀口号,骑单车转遍青岛大街小巷,并与激愤的青岛市民,围堵冲击关押示威者的青岛市台东交警大队。文联作家、《海鸥》编辑部小说组编辑李建国则公开贴出退党宣言,在社会引起震动,后来得到青岛文联主席尤风伟先生保护,才度过镇压难关。
    青岛学生领袖陈兰涛,与妻子一同,站在青岛“六四”爱国运动的最前沿,天天奔波在演讲场和游行队伍之中,后被判刑18年。张杰、陈延忠、张晓宵、史晓东等与“市民声援团”联手组织“三罢”,并到青岛最大的企业四方机车车辆厂,对工人进行宣讲,试图组织青岛工人大罢工,直到先后被捕。燕鹏当时身为青岛印染厂共青团支部书记,竟背着领导,擅自做主,率领青年工人用车间原布在工厂所在的交通要道上拉起横幅,声援学生。当时若不是单位保他,恐也在劫难逃。民主墙时期“民主志友学社”最年轻有为的成员张宵旭,不顾个人危险,挺身而出,在政府大楼门前的集会上,振臂高呼,慷慨激昂地发表谴责政府向学生开枪的演讲。我发现后,当即将他约出会场,表明不希望他冒头,因为当局当时正在寻找抹黑学生运动的打击借口,说运动背后有民主墙时期“非法组织”的黑手。但时至已晚,张宵旭后被重判15年。令人义愤的是,当时孙维帮并未实质参于运动,但也被荒唐地抓捕判刑12年。可见当局是刻意要把当年已遭镇压的民主墙运动与“六四事件”搞到一起。为此,当时的青岛市委机关报《青岛日报》专题报道,无中生有的说,当年非法组织“民主志友学社”与《海浪花》在广场相互串联,秘密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孙维帮被抓捕不久的一天傍晚,孙维帮的妹夫、上海民主墙时期老战士秦林山(当时正在青岛经营酒店)突然找我,将我约到一个小巷说,继孙维帮后,姜福祯刚刚也被抓了,且在他那里搜出了你的文章。林山说,这是冲着我来得。他焦急地掏出一叠钱来对我说,“这是路费,快去南方找我的一个朋友”。林山当时的那种急切与真情,至今深深记忆在我的脑海里,那不仅是一种朋友之谊,更体现了一种同道之义。当时,姜福祯的被捕也令我不解。他也是青岛民主墙时期的《海浪花》成员,记得此前不几天,我还在市府门前的示威活动中与他交谈过,但他并未提及直接参与活动,所以我当时对他的出事也摸不清原因(后来才得知,他是因“六四”到海洋大学里张贴小报被查出来而身陷牢狱的)。尽管我当时也认为自己凶多吉少,但朋友们蒙难,要我选择避难,并非我的性格。因此我只好婉言谢绝林山,坚持坦然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后果。为了那永远无法忘怀的“六四”记忆,纪念那些死去的英魂,我当时写下散文诗:
   
    你是一片灿烂的枫叶
   
    你倒下了——合上了一部沉重的书,许久、许久……。
    每当夜晚来临,风雨便打开你的心灵。送你一程,我不该离去,从眸子中盈溢的符号,在凝血的扉页上,刻不完的逗点一行、一行;方格纸上的镜头,记录着一个历史的真实。
    从这里呼啸而去的思绪,又从心藏走向了感觉,走进了古城楼上不灭的灯。
    一座、一座展开来去的山梁上,有无数不倒的松柏在沉默。
    你的具体,我们记下了。因为,当金风再次吹来的时候,你不是野草,你是我们继续编辑着的书页里一片灿烂的枫叶。
   
    果然,我谢绝林山先生避难建议不久,3个头顶大盖帽的人,手持当地派出所的便条“光临”寒舍,当着我的家属要调查我与孙维帮、姜福祯、张宵旭都在市府门前有哪些活动。我直言不讳地对他们说:少再搞“阶级斗争”那一套,老百姓已经厌恶极了。而那位李文才处长却说:“现在我们就要重提阶级斗争,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提”,并气势汹汹地威胁我,“随时都可以法办你”。据悉,当时我已经上了他们的抓捕名单,但他们却没有搜集到任何有关我直接插手“六四”的证据。后来也许他们认为手上已经有了当年《海浪花》与“民主志友学社”的人,完全可以做成“非法组织‘民主志友学社’与《海浪花》在广场相互密谋串联”的文章,抓不抓我都一样了。但他们岂不知,“民主志友学社”张宵旭当时根本就不认识孙维帮、姜福祯,“相互密谋串联”实属无稽之谈。由此可见,“六四”后中国政府抓所谓学生运动幕后“黑手”,纯系陷害、栽赃,其目的就是要歪曲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国民众爱国运动的性质。而青岛官方在“六四”镇压过程中,设计构陷的操作内幕,就是最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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