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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年年杏花又杏花——写在清明的“四•五记忆”

    杏花开来又开去,年年清明今又清明。这是个春的季节,又是个怀古的季节。每年的这一天,我都被历历在目的往事,裹挟在历史的伤口中阵痛。我们不会忘记 那个中华民族的多事春秋,随着“革命领袖”周恩来、毛泽东的相继死亡和“四人帮”的覆灭,中共党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中南海权力高端层陷于一时混乱的重新洗牌过程,这给民间社会的思想解放与民运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这才有了从“四•五天安门事件”到“西单民主墙运动”的历史画卷。1979年由全国13所高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主办的文学刊物《这一代》发刊词曾这样说过:“真的,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四五’这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谈起这一代,将会说:‘他们交了白卷!’一张只代表耻辱的白卷,遮掩了这一代人坚毅的面容……”正是当时从这“四•五记忆”波及而来的西单民主墙及全国民刊运动,与我骨子里故有的自由天性合流了,聚然便激发出我生命内存里蓄积已久的潜能,并驱策着我毅然告别了自幼崇尚的文学创作道路,全身心地投入了争民主、要人权的民刊运动激流中。从此一条由“四•五记忆”召唤而来的充满荆棘的自由之路,便在我脚下开始了……
   
    记得1978年8月,文革后复刊的首期《中国青年》杂志由于刊登“四•五运动”参与者的文章被禁。在胡耀邦的默许下,《中国青年》编辑部将该期杂志贴在北京西单的一面墙上以示抗议。自此,此面墙壁便演化成为人民发泄不满,张贴大字报的汇集之地。这面平凡而又伟大的墙,史称为“民主墙”。 随后,高干子弟吕朴先生在这面墙上张贴了《致宗福先的公开信》大字报,曾被誉为“民主墙上点火炬的人”。 1978年12月5日,一张 以“金生”署名的题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的大字报问世,又将民主墙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该文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中国必须实现民主现代化。这篇大字报的作者魏京生,也因此进入了世界舆论关注的视野。此后,这面民主墙便成为中国民间民主思想解放的策源地。人民以大字报的形式,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严肃问题,并由此吹响了向封建社会主义进击的号角。当时不少大字报直接点名批判毛泽东思想,要求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对共产党执政30年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以及要求言论、结社自由,维护人权,反对专制。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民间表达的大字报形式,开始升华为民间刊物形式和以刊物为中心的民间组织。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仅北京就有50余种非官方刊物出版,全国有100多种民间刊物分布在各大、中城市,而在青岛则有《海浪花》《理论旗》《民主志友论坛》等加入了民刊运动的行列。民主墙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的过程,充分展示了共产党控制之外的民间争取独立思想和独立表达的空间以及传递“四•五记忆”的运动。
   
    “四•五”是中国文革后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开场白。四•五烈士殉难的血,灌开了民主墙和民刊运动盛开的花朵。然而,1981年初春,借“四•五运动”流淌的血染红了顶戴花翎的邓小平,竟操纵全国人大取消中国人民仅有的一点“四大自由”。随后又下达中共文件,意图扑灭由1976年“四•五运动”演化而来的“民主墙运动”火燃,将全国如火如荼的民间组织与民间刊物定性为非法,并要求所有民间组织与民间刊物停止所谓的“非法活动”,向当地公安机关和所在单位交待问题。一时间全国各地形势突然紧张起来。这年清明前,全国民刊多数已被迫停办,有的转入地下。我和我的30多位青岛同仁们共同组织的公开活动民运组织——民主志友学社,顿时陷于危难之中。正是在这种严峻背景下,我们迎来了81年“四•五”运动纪念日。

    这年杏花萌发的时候,我作为民主墙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山东民主志友学社的发起者,面对强权打压,思考采取什么方式向社会传递信息,以证明民主志友学社不惧强暴,仍然顽强地活动着,并将继续坚持下去。我永也难以忘怀,当时伴随着“四•、五”纪念日的临近,我突发异想,找来一块一米左右的长方形大白牌子,用大字毛笔写下四句悼“四•五英烈”的诗:“有胆方敢言,无私才献身,英雄且暝目,不绝后来人。”落款为“青岛民主志友学社”。同时我还书写了一幅挽联:“四五精神千古,民主理念永垂!”。4月4日晚,我与民主志友学社另一位负责人邢大崑先生一起,满怀激情地亲手剪制了许多纸花,把大字牌精心做成一个巨大的花圈。
    1981年4月5日清晨,天蒙蒙亮,杏花已经盛开。大崑早早赶来,用自行车带着我,我撑着那大牌子花圈,我俩顶着略带寒意的春凤,一步三晃地把那个大型花圈运到这个季节最能聚集人潮的风景旅游区——湛山寺。这里同时也是青岛最大的烈士陵园,每逢这个时节,前来旅游、扫墓者便络绎不绝。我们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看到青岛民间异见组织——志友学社依然故我地在活动,特意登上湛山寺前的一座青砖六角高塔,把花圈与挽联高高地悬挂在塔上,以至于我们走出很远,都能看到那塔上的花圈,在半空中张扬、飘摇。青岛民主志友学社的悼诗与挽联,就是写在半空上永不灭失的“四•五记忆”。做完了这件事,我们似有一种欣慰之感。但就在我刚回到家中不到一个小时,便遭到公安当局的传讯。其实那时,中共当局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一场针对民间刊物与民运组织的全国性统一搜捕行动了。
    记得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81年4月12日晚9点左右,一直关注中国民运发展与民运朋友命运的青岛“民革”市委副主委、青岛四方区业校校长金又新先生,深知时局的严峻,便托诗人栾新建先生来宿舍看望并叮嘱我注意安全。正在我们谈话期间,我家所在的马路两端已被戒严。我不知当晚栾新建是怎样走出去的,但他刚走不一会儿,公安当局便封锁了我们宿舍的整个大楼,楼下竞然兴师动众地停放着包括电视录像在内的多辆公安专用车。楼里楼外所有人都不得进出。为首的几个刑警带着武警冲进我的房间,直接向我出示了盖有共和国徽章的“请帖”。于是,我被戴上了闪亮的手铐。至此,邓小平们终于撕下假民主的面具,对全国的民运人士下手了。在那个来自“四•五记忆”的夜晚,我写下这样一首散文诗:
   
    我走了
    远暮,一盏熄灭的灯,缭绕的烟雾,大泼墨似地涂抹,涂抹着沉积着的风。
    马路像一条僵死的蛇,一头铁链,一头封条,橡皮图章是个不会思索的大脑。
    一条漆黑的街巷,戒严中驰来的囚车,捎来了“大墙”里发来的“请贴”。于是,黑洞口下快节奏地查抄,象秋风在翻弄树叶。
     龟头缩进了甲壳,一切的门户关闭了,关闭了一个时代的幽默。
     闪亮的獠铐嚼不烂握管的手,眸子里尽是一幅没有人物的木刻。
       我走了,从道具走向背景;从方格走向溃烂的夜;走向中世纪异端审判所;走向没有人物的木刻。
   
    其实早在这之前,北京当局已开始向民运人士开刀,相继抓捕了北京民刊《人权同盟》的任畹町,《探索》的魏京生以及付月华、张温和等。1979年秋形势已变得非常恶劣,不仅北京“星星艺术展”被除缔导致的“10、1”大游行遭镇压,民运老将魏京生也被判18年重刑。之后,《四五论坛》发起人之一刘清,又因组织、传播对魏京生的公审录音被捕,北京四大民刊《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今天》处境艰难,一些大专院校内的民刊也都被迫关闭或转入地下。
   
   
   
    当年以“民主墙”为标志的民主运动,实际上正是当代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执政者社会统治合法性崩溃的时代产物;是全中国人民在没有正常法律保障条件下,发泄不满,主张权利,思想解放的一种特定形式;同时也是人民自发地将变革社会的强烈政治愿望,付诸实践的初级阶段。然而,摄取了“四•五”运动成果的邓小平,却力主斩断了这场“四•五”运动的延续,为他10后主导“六•四惨案”,犯下更大罪恶埋下了伏笔。这也是他本可以作为一代革新派伟人而彪炳史册,但却最终走向了自决于人民的必然宿命。因此那种开脱他受别人蒙骗的说法,是难以服众的。
    今天,又是杏花开来的季节,“四•五记忆”再次在我脑海里展开来去。记得1976年的4月1日,一篇诗文张贴在天安门前烈士纪念碑显著位置上:“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诗已成为“四•五记忆”语话的代表作,它让我联想起当年“四•五”英雄们的演讲:“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这样的时代回响,每年都会唤起我的凭吊怀古之情怀,年年我都会故地重游,望着那湛山寺前高高的六角塔,依然在风雨中挺拔,依然在烈士墓前守望,回想着当年我与已流亡美国的邢大昆先生攀爬塔峰,悬挂那个“四•五记忆”花圈的情景。如今缅怀过去,依然往事如昨,历历在目,令人心潮难平,激动不已。那个巨大的花圈,早已被专制之手扯去了,但我们写在半空上的“四•五记忆”——“四五精神千古,民主理念永垂!”的挽联,就如同漫山遍野盛开的杏花一样,年年都会在这个季节里灿烂绽放的。
    历史无人可以篡改。我们拒绝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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