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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两极分化割据中国——揭秘刘吉所谓的“历史真相”


    在中国,近几年来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贫富差距是否导致两极分化问题。就在刚刚闭幕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有人再次否认中国的贫富差距已导致两极分化的事实。2007年3月8日《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刘吉先生,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采访。刘吉说:中国“根本不存在着什么两极分化、绝对贫困化,没有这事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是普遍的,有的提高多些快些,有的提高少些慢些。这是邓小平改革的伟大功绩,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当今中国贫富差距已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不是已经导致了两极分化,却颇为人们争议。对此,北京市统计学会副会长杜午禄先生,也曾在一次公开讲座中武断地否认:“目前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问题!”理由是:中国没有出现通过财团、托拉斯等进行资本运作而致富的群体;高收入阶层中相当部分来自于对国民经济发展贡献高的行业;贫富差距虽有所扩大,但并未形成绝对贫困阶层,中国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高收入阶层;目前各地的基尼系数尚处在一个合理范围内等等。经济学家张五常也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支持上述观点,断然否认中国当前有两极分化事实的存在。经济学家刘国光也曾在2005年4月15日撰文称:“我们现在显然不能说已经到达两极分化,也不能说到达承受极限。基尼系数客观上还处在上升阶段,如不采取措施,则有迅速向两极分化和向承受极限接近的危险。”
    那么究竟什么是两极分化?衡量贫富差距是否达到了两极分化的指标又是什么?在此,我们首先从现象存在的社会学意义上看看两极分化是否存在。所谓两极分化的实质是指:人们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的社会现象,也即一个国家贫穷的群体越来越贫穷,而富有的群体却越来越富有的现象。在此,我们通过对比中国的社会现实,揭秘这个“邓小平改革的伟大功绩”之“历史的真相”,以澄清当下中国贫富差距是否形成了两极分化的这个命题。

   
    人类社会自告别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产品的剩余和财富的积累,社会分配不均就一直成为中心问题。随着人类社会贫富对立与官民对立的发展,“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已逐步被大多数人所认同。但在中国,伴随着共产主义暴力的介入,社会贫富差距的现实,一度为“平均主义”所导致的共同贫穷现实取代。 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中国的贫富差距再次拉开,并逐步拉大。到 90年代中后期,相对贫困人口增多日趋明显,而且有继续加深的趋势。此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全国居民基尼系数,1978年仅为0.16。但到了90年代末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开始以每年0.001个点的速度提高,1999年已高达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2年为0.460,已经超过国际公用的基尼系数警戒线的0.4。近你年发展更为明显。这种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表明,两极分化现实正在形成。 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一个定量指标。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0.2—0.3为相对平均,属于平均状态;0.3—0.4为比较合理,属于正常状态;0.4为警戒线,超过0.4就算警戒状态;0.4—0.5为差距偏大,0.5—0.6为差距悬殊,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可能发生的危局状态。基尼系数的状况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两极分化的状况,但它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极分化的状况。
    此据美国《福布斯》2001年公布的我国100家首富的财产状况来看,排行第一的有83亿元,最低的有5亿元,平均每个富豪15亿元。2003年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透露,目前中国已有百万富翁500万人,千万富翁14万人,亿万富翁数千人。50名富豪的财产,竟等于5000万农民的年收入总量。2004年第4期《新财富》杂志公布的中国400大富豪中,共拥有财富3031亿元。又据《时事手册》2005年第1期披露,2004年10月12日《观澜湖2004年胡润百富榜》在上海发布,排名首位的老板个人资产评估为105亿元,榜上100人平均财富为25亿元,比上年增长29%。中国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超过8万亿元。另有资料显示,中国最富有的1/5家庭占有全国总收入的50.13%,而在美国统计数据才为44.3%,中国最贫穷的1/5家庭收入仅占全国总收入的4.2%,而美国为4.6%。按照前几年劳动人事部统计局和工商管理局联合调查150万人得出的结论,占人口8.6%最富有的家庭占有全部金融资产的60.47%,而另外43.73%最贫困家庭只占有2.9%,这两组人群的平均相差是103倍。可见,如果我们把资产这部分考虑进去,贫富差距就更明显了。另据联合国2004年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47,高于美国的0.408,法国的0.32,日本的0.249;又据世界银行报告,上述基尼系数也高于印度、印尼、埃及、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对此有学者撰文称:“可见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两极分化方面超过了资本主义的美国。”2004年8月17日有人在《光明日报》载文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53或0.54。虽然这些数据不尽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超过了社会失衡临界点。当前群众上访、劳资纠纷和社会治安状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此据罗伯特.威尔《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文中引证事实称:“今天的中国工人,农民,打工者举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抗议,有时候达上万人,并与当局发生暴力冲突。甚至公安部部长公布的数字都承认‘群体事件,抗议和动乱’从10年前的10000件上升到2003年的58000件,到2004年的74000件(见《纽约时报》2005年8月24日)。”,国内研究人员列举数据说明,目前中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已达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此据公安部统计显示,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2005年中国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
    以上数据无可置疑地充分说明:中国近几年来,正在发生着“两极分化的两极分化”, 两极分化事实正在割据中国,导致国民整体情感的焦灼与不安,社会贫富对立,官民对抗进一步加深。在富裕阶层一方,超级富裕者和普通富裕者之间的财富鸿沟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的传统距离。眼下中国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的利益,更多地倾斜于少数富人与权贵的腰包,广大工农弱势群体的收入,被以市场化过剩的名义大规模地压低,出现了官商勾结的极度暴富和工农弱势群体过渡贫穷和被剥削状态。这种由于权贵暴富们自身的过渡贪婪,导致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现实,并不能形成巨大的消费能力和规模,也就不可能迅速地扩大市场规模,因此也就是必然出现高增长,低消费,低就业的局面。“满足需要而不满足贪婪”的规则,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的冠冕堂皇借口下,竟被改写成:“满足少数人的贪婪,而不满足多数人的需求”。面对中国房地产商的暴富和农民工、房奴的血汗工厂化,形成了中国最悬殊和最大规模的两极分化事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已经成为今日社会的最生动写照。例如,世界地产研究院评选的2004年《中国超级豪宅排行榜》上,名列榜首的是上海紫园最高单套售价达1.3亿元豪宅;在北京,一位27岁的富豪以92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世界顶级赛车;尚未开张的名表店已经订出去单价600万元的手表。与此同时,弱势群体深受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新三座大山”压迫,有位南京大学学生‘姝姝’在小百合论坛发帖,叙述了令她忧伤的一幕。“今天跟同学一起去一食堂吃晚饭,看到我不小心看到的一幕,一个很消瘦的男生,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饭菜,他吃了别人的剩饭,我一直注意着他,同时也感到悲哀!”。这难道不是对社会两极分化的一次控诉。此据中国卫生部公布的数字,中国每年有25亿人次因为经济原因,有病不去医院,在家等死,而北京的专门为富人服务的“温馨医院”一日的住院费高达一千美金。这难道不是两极分化的又一例证。
    两极分化事实产生的原因很多,在不同国家超级富裕者的形成途径并不尽相同,但在当今中国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没有建立起公平的竞争机制,社会腐败、权力不公导致资源非市场化垄断分配;加之官商勾结,利用改革名义,大发国有资产不义之财。不民主、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体系和政策,是中国当代社会走向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在不推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中,社会的最大问题就在于邓小平的“权力下放”过程中,放任了对权力和公权的监督,在没有监督保障的条件下,使权力在大小官僚的暗箱里私有化、自由化,由此开启了公权腐败的闸门,造成了权力腐败的祸水泛滥成灾。因为在没有民主机制的条件下,经营权和决策权的下放,不能同时剥离利益分配权,一同下放了,必然导致了法人和长官负责制的利益分配权独裁化,并由此加剧了利益寡头化。人类社会管理经验说明:权力并不会在下放中消失,只会在下放中变异。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权力到了下一级那里便会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因而也就必然加剧权力的腐败。而公权随着产权和经济体的私有化和自由化过程,集中到了法人手里,并随着产权和经济体的市场化参与了社会利益博弈,从而形成了公权谋私与大众利益的博弈,并通过合法名义修改游戏规则和不合法的侵吞掠夺实现着权力的私利和腐败。这就是“邓小平改革的伟大功绩”的“历史真相。”
    在西方社会,公权是至高无上的,它并不是随着市场化和自由化而私有化的,公权者是不能参与到瓜分民众合法利益领域来的,蛋糕的切割权与选择权是被严格分开的。他们的收入依法被限定和公开,具有经营权和决策权的权力者没有自我奖励的权力,公权者的收入受到广大纳税人的严格监督与集体限制。这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做得到。因此,要在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两极分化问题,就要在推行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必须推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以建立起公平、民主的制度保障体系。
    当下,两极分化的现实正在割据中国社会的每一根神经,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严重不公,腐败加剧,官民对立,贫富悬殊,执政党和政府在民众中的信誉严重受损,社会弱势群体维权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已经成为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反向力量。然而,中共领导却在倡导“建构和谐社会”。如此民权不保,民生难求,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岂能和谐?刚刚闭幕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舍本逐末,大谈民生。其实仅仅“低保”,“扩大公共品供应”,尽管很有必要,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的“相对贫困”问题和社会分配的两极分化问题。没有民主制度,“公共财政”不可能“惠及全体国民”。今后即使实行了全民低保,照样改变不了贪污腐败、社会不公和收入差距将继续拉大的现实。因此我们必须跳开两会刻意设计的“民生”议题陷阱,将批判的焦点对准造成两极分化的本质问题——不民主、不平等的社会制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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