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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温家宝撰文的政治玄机——“初级阶段论”难逃宿命


   据新华社2月26日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文章,全长5000多字,分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关于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关于和平发展道路”、“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交流”四个部分。该文提出的两大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文章立论在必须坚持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坚持改革和创新。人们不难发现,文中所及的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施政方针政策,已超出作为国务院总理通常负责的经济事务本身。该文发出后,旋即引发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与猜度。有舆论认为,“温家宝是否要藉着两会前夕,大声疾呼,重新凝聚社会的政改共识呢?”;也有舆论认为:温家宝是起草中共十七大政治工作报告的小组负责人,现正收集各界的意见,这篇文章触及的正是中共的发展路向、改革焦点等议题,是否预示着十七大政治报告以此为蓝本?《亚洲时报》则认为,温家宝形像温和讨好,这番由温家宝出面向外解释中共在十七大前夕的决策思考模式,正是中共新一代领导层要在十七大前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一方面可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像;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国际舆论壮大其声势,让党内的反对声音无法坐大 ”。在这些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华盛顿邮报》在报导温家宝文章的新闻导语:“中国共产党星期二警告中国越来越不耐烦的改革派和知识分子说,尽管中国过去20多年来经济变化步调迅速,政治自由化和民主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解释随即得到不少人的认同。但在作者看来,此说显然没有力透温家宝当此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之际,发出这篇文章的内里玄机。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官场腐败、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产品供求失衡等问题日趋严重。此对,中国舆论界一向褒贬不一, 特别是去年两会来,中国新左派依此为据的反改革言论甚嚣尘上,是自邓小平92年南巡之后最高涨的时候。除了韩西雅和马宾痛批郑必坚主张融入“全球化”的文章引来不少关注外,北京大学学者巩献田大批正在起草的《物权法》“姓社姓资”的公开信声称:“《物权法(草案)》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妄图开历史倒车”,也一度引发了舆论哗然。再有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自居的周新成,也在社会科学院学报发表文章,重复“狼来了”的故事,对中国可能出现类似东欧那样的内部和平演变提出警告。更有的人一直在网上发起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运动,网上到处可见《市场经济主体论再批判》一文。年前又再次爆发一场检讨、反思改革开放成果的新争论,极左言论大有频频发难之势,去年“两会”被搁置的《物权法》,也再度成为今年两会争议的焦点。但舆论一般认为,中共决策层决心要推动本次人大通过此法。为此,前几天继3000多名退休高官、将领、专家学者及民众联署公开上书,强烈呼吁全国人大及中共中央纠正国企私有化的违宪行为后,近日还有一些学者在互联网联署公开信,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暂停审议《物权法》草案。他们指责该法违反宪法,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资本主义复辟。由此又形成了新一波反对通过《物权法》浪潮。
    据报道,那封由3000人联署公开信发起人之一、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成瑞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现在已真正到了《国际歌》中所说的“最危险的时候”,特别是国有资产被非法大规模侵吞,私有化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官员腐败和社会公平正义得不到保证,“这一切,现在都集中体现在他们要强行通过的这个物权法上”。 李介绍说,截至两会前夕,已有3274人联署,其中有退休副部级以上领导近30人、退役解放军将领逾10人。令人关注的是,中央党校有52名教授亦参与了签名上书,“过去我们都以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央党校已成为修正主义的大本营,但现在看来,在这个大本营中还是有不少人对现实认识是清醒的、对执政者所选择的道路是不满意的。”另一位代表性的人物,北京航空大学的韩德强教授则更具极左面目,他声称:“实际上我们国有企业改革走到这一步,的确是严重违反宪法。基本上我们认为改革开放就是违宪。如果严格按照宪法要消灭剥削制度的话,甚至连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个八十年代初的提法都是违宪的。”由此可见,他们反经济改革的立足点不是要求同时推进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而是要捍卫传统的社会主义原则。
    巩献田曾持“穷人打狗棍不能和富人宝马别墅一样保护”的说法,得到不少改革反对者们的赞同。对此,中国问题专家霍伊泽认为,“物权法只是创造一个基础。现在轮到政府来采取福利国家的措施,为生活窘况的阶层提供某种补偿。这不是物权法的任务。我想,很多参与这场讨论的人根本分不清这些不同的范畴。他们不知道自己谈论的对象是什么,把不沾边的东西混淆起来。福利国家的任务是建立社会公正,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  

    虽然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早前在不同场合都对有关论争表过态,表示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但此次温家宝撰文正值两会召开在即,竟以不同寻常的个人名义做系统化、理论化阐述,强调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此不难看出,温家宝文章的炮制出笼有回应党内极左挑战,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方向不动摇的明显政治意图。
    其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直被视为中共党内改良派回应党内极左势力挑战的理论盾牌。这一说法是1987年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来的,在中共内部,对于究竟要不要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一直存有不同看法的。首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作理论分析与注释的,是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由赵紫阳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智囊班子,即由鲍彤组织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完成的。1987年1月5日,鲍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社会主义的幼驹和资本主义的老马及其他》一文,该文通俗的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构想。因此学术界多认为,鲍彤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创始者,但苏绍智、冯兰瑞、于光远等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推动者。赵紫阳当时主导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目的,是试图在保持某种程度的社会主义原则前提下,借助于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发展中国的道路。但“六、四”后,江泽民上台,初级阶段论一度被视为“右”,伴随赵紫阳的命运一同被打入冷宫。后来,国际国内舆论对江泽民的偏左路线普遍不满,到中共起草十五大报告时,党内曾有理论家向报告起草小组建议,目前不宜重提初级阶段论这一并不十分确切的提法,应寻求新的符合实际的理论观点。但当时江泽民有意在国际国内摆脱其偏左形象,因而同意了在十五大报告中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并象征地写入了“政治体制改革”,期望以此来刻意与党内极左派划清界限。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从一开始就一直被视为是中共党内反左理论。对此,晚年的赵紫阳透露了其中的玄机。此据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鉴复回忆,在赵紫阳逝世前几个月,由宗凤鸣老人带他见过赵紫阳。他写道:“紫阳同志在谈话中提到他认识苏绍智、冯兰瑞,也很欣赏他们和于光远等同志宣传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认为这是改革开放方针的重要理论基础。但是,他颇为得意地说:他们的重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我的重点在‘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邓小平说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就还不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 (见姚鉴复《赵紫阳最关心的是国家命运,最惦记的是无辜者的命运》)曾一度是赵紫阳属下的温家宝,对此应是心知肚明。他该懂得赵紫阳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法,就是资本主义的内里玄机。因而,他在今年两会前党内极左势力高涨之时,再次亮出要寻求“社会公平与正义”为目标的初级阶段论,其内在的政治意思决非像《华盛顿邮报》分析的那样,要“警告中国越来越不耐烦的改革派和知识分子”,而是要回应极左挑战,力推继续改革的大政方针和《物权法草案》在人大上通过。温家宝所谓“100年不动摇”的政治潜台词在于:100年不搞左的那一套,即对内不搞一大二公;对外不搞争雄对抗。现在的问题是,谁又能真正做得了中共的主?谁又能真正做得了时代发展的主?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论,究竟能帮中共新一代领导人“打左灯向右转”战略多少忙?
    对此,崔之元先生早在“中共十五大战略选择”一文中论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说,“这显然是防御退守性的,并且具有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如果第三代领导人采取这一提法,就意味着今后还要建立指令性计划的产品经济,这仍不能打破理论上的被动局面,不能展示独立的理论创新的气魄”。在作者看来, 这种“偷梁换柱”式的初级阶段论,本身仍然充满了自相矛盾。西方学者麦斯纳曾经指出,既然“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却要采用资本主义发展的手段去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岂非矛盾”。我们即使按中共官方的逻辑推论,中国连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都还没有建立,还谈什么社会主义呢?
    由此可见,眼下中国所进行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如不跨出“社会主义”的虚假命题,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就没有前途。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是搞不得“战略模糊”的。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就必须正面迎击新老左派假“社会主义”紧箍咒的发难,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地融入全球化时代以资本扩张为动力的世界经济体系,理直气壮地接受民主现代化的普世价值观。
    人类百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史,就是资本扩张与反资本扩张的历史。“柏林墙”倒塌的史实,不是戈氏“新思维”的成果,而是反市场经济秩序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无一例外地走向失败的历史性结论和资本世界化扩张趋势不可逆转的现实性力证。这是史实,不是主义!什么都可以造假,唯社会发展规律不能造假。不要认为偷换概念就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是一定会挣脱强加给它的政治羁绊,按其自身属性与自然规律发展的。
    如果胡温当局今后执政的思维框架,只能退守到社会主义“引号”里寻求作为,就必然一方面遭到极左势力对其“修正主义”的抨击;另一方面遭到自由主义者对其“假民主”“假改革”的批判。我早在2005年撰写的《胡温新政的“合”中求“和”》一文中写道:胡温执政以来,一方面不断遭遇自由派人士对其继续严控舆论媒体,侵犯人权,打压异见人士,没有政治改革新举措等的抨击;另一方面,党内外新老左派又不断抨击“胡温新政”“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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