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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两种“软实力”较量——中共反击“价值观外交”

    中德关系在今年8月底默克尔总理访华时未能如期“形成一个新的高潮”,反因她于9月23日不顾中共政府的强烈反对,执意会见达赖而跌入1996年以来的最低谷。1996年基民盟黑森州议会党团主席科赫也曾劝时任总理兼基民盟主席的科尔会见达赖,但注重经济利益的科尔在权衡利害之后,未能坚持价值底线。此次,这位“看上去温顺贤惠的大妈”默克尔,坚决看守了“价值观优先”原则,毫不顾及中共脸面,这令中共恼羞不已。更让要在世界上打拚“红色文化软实力”的中共十分不爽的是,最近默克尔又在访问印度前,抛出了一份亚洲政策文件,大意是要调整过去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政策,而增进与日本、印度等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亚洲国家的关系。继而她又在10月29日访问印度时,大搞“价值观外交”,强调要更加重视民主国家的印度。有报道说,这是德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一个标志。无独有偶,前日本首相安倍,也在今年8月22日访问印度时,应邀在议会发表“战略性演讲”,高调 “价值观外交”和建立所谓“大亚洲”伙伴关系。为此他呼吁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同日本组成新的四国战略与经济联盟,在欧亚大陆外围形成一个“自由与繁荣之弧”。但中国被排除在外。这位首相说,“我们拥有自由、民主和尊重基本人权等共同的根本价值观以及战略利益”。 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也做过题为《创建“自由与繁荣之槐——拓展的日本外交地平线》的演说。其中,欲以“价值观外交”在欧亚大陆扩大影响的意图溢于言表。麻生指出,在外交上要特别重视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观,要以“价值观外交”来把欧亚大陆外延的东北亚、中亚、高加索、土耳其、中东欧直至波罗的海各国连接成带状,创建“自由与繁荣之槐,还要加强与欧盟和北约的合作。麻生称,这应是“日美同盟”、“近邻外交”以外的第三外交基轴。以上德日两国,颇具针对性地“价值观外交”,是继美国小布什在全球推进“自由主义价值观”最有力的响应;是对中国要“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根本,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在全球打拚国家软实力的阻截。布什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一再强调,支持世界上的民主运动、促进自由的扩展、最终结束世界上的专制制度,是美国国家安全的紧迫要求,是时代的召唤,也是美国的使命和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目标。自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新安全观就得以流行,这就是说“民主和平论”。即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因此民主制度是和平的保证,不尊重基本人权的国家,是诱发战争的祸根。可以说,在欧洲对外政策的价值观的确在发生一些变化,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欧洲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加强民主四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关系就是出自对中国崛起和打拚“红色软实力”的防范。因而这种“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理念最令中共担忧与懊恼。为此,中国官方新华网不失版面,连续转载《环球杂志》专刊反击默克尔“价值观外交”的御用学者系列文章进行舆论反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张立平撰文《“价值观”沉渣泛起的背后》说:默克尔出于个人的背景,想提升价值观在德国外交中的重要性,印度之行只是一种试探,印度自有其战略考虑,不会人云亦云。但值得注意的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惧,借价值观问题向中国进行的“发难”今后还会层出不穷。 文章认为,它们对中国战略上的不信任来自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不同、来自价值观的差异,中间的隔膜非共同的物质利益可以弥合。因此,利用“共有价值观”拉拢印度来防范中国就是它们的如意算盘:印度与中国近邻,同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扼印度洋要冲,地缘政治上处于重要的地位。对它们来说,“价值观外交”是一种未雨绸缪,“整合”亚洲的“民主力量”,巩固与美国的同盟,以应对正在崛起的中国,防止“中国模式”挑战“美国模式”,“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刘立群撰文《以“价值观”划线得不偿失》,声称:以“价值观”划线,把“价值观”当作敲打别人的棍子,只会引起别人反感,破坏相互关系和信任。在9月底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国外长取消与德外长例行会晤,默克尔总理只得“屈尊”约见中国外长并促成与德外长短暂会晤。此外中方也已取消人权对话等多项双边活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泽撰文《“价值观外交”是“返祖现象”》说:今年8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访问亚洲三国(印尼、印度和马来西亚)时曾鼓吹要开展“价值观外交”,当时的日本外相麻生太郎也在不同场合对此进行宣扬。但在日本,“价值观外交”的影响力并不大,它只是日本一部分人的想法。至于这次德国总理默克尔再次宣扬“价值观外交”,这一动向应该给予关注。尽管现在“价值观外交”还不是一个“大合唱”,但却不断地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间唱着“小夜曲”,因此可以说它是一种政治思潮,应该予以重视和研究。由此可见,中共官方对此的忧虑与警惕。其实,早在中共十七前官方媒体就着重推出作者江涌的《“大国责任”的挑战》一文,文中声称,国家要不断壮大的“硬力量”(经济实力)来发展“软力量”,以凝聚“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2007年10月24日《解放日报》又发表外交笔会王嵎生的文章《美日欲建“北约大家庭” 谁说印度“入瓮”了?》该文称:“ 一个时期以来,美国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和日本冷战思维严重的右翼,把‘民主国家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所谓‘价值观外交’)炒得沸沸扬扬。印度是他们拉拢的‘重中之重’。”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断言,“归根结底,控制人类共同命运努力的成败取决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哲学和文化层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导政治行为的重要观念和思想。”这就是说,未来的世界命运走向,取决于价值观之战。就在刚刚闭幕不久的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向全党发出新的动员令,即要把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视为今后的主要任务。 胡锦涛强调增强文化软实力,“要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根本,通过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繁荣发展社会科学等措施,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由此可见,中南海是要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当作一场竟雄世界,打拚文化软实力的战役来抓。这样以来,今后国际上将不可避免地要有一场没有硝烟的两种价值观的软实力较量。外交固然是以国家经济利益为重,但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合作起来,会更有效地维系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的世界秩序,促进新的国际安全观的落实。 (转自《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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