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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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独立与发展

   
   把媒体的独立与发展等同,又要让人笑话我的理想主义了!左右逢源,随波逐流,似乎才合生存之道。但我又疑惑,媒体如此生存,其意义何在?且能生存多久?
   
   媒体作为社会的舆论平台,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不谓不大,在美国有第三大党和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权之称。考察美国一些大的媒体,皆因以独立精神作为商业运营的灵魂,才有今日辉煌的发展成就。
   华人的媒体从汉代诞生的“邸报”开始,新闻就一直受到当权者的控制。清末和民国时期一度兴起了私人办报的风潮,却仍然处于诸多的政治限制之中。许多新闻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为中国新闻的自由与独立,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也留下了许多佳话。《京报》创始人邵飘萍秉持“铁肩辣手”的精神,致力于社会正义,反对袁世凯卖国、反对各路军阀专制统治,拒绝张作霖30万元的收买,最终死于张氏父子之手,《京报》被后人称作“一张承载中国报人光荣与梦想“的报纸。面对蒋介石对新闻自由的威胁:“我有三百万军队”。《申报》的创办者史量才先生当即回敬道:“我有三百万读者”,其独立新闻人的风骨令人景仰。也正由于各自对理想的追求和高贵的新闻精神,才赢得了读者和社会的信任,赢得了各自新闻事业的成功。

   
   面对先贤创造的辉煌,中国新闻后来的发展是令人汗颜的,在新闻为政治服务的思想主导下,新闻界对中国现代史上的各种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反右”、“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新闻基本上扮演了一个愚弄社会和人民的角色。当然,也有许多良心记者、编辑为正义付出了很大代价。
   
   如果说华文媒体缺乏独立在中国是因为政治阉割的话,在海外则由于经济的捆绑,同时还受着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扰。海外华文媒体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中其实并不自由,在传媒独立的社会也并不独立。而且比之早年海外华文媒体,当今的媒体精神意味淡了,商业色彩越来越浓了;报人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少了,自身利益的考量却多了。在此大前提下,自然新闻的社会担当也就少了,而对利益集团的阿谀奉迎则多了------更造成致命弱点的是,新闻往往成了富人的“新闻”,记者常常扮演者“精神WAITER”的角色。打开报纸我们更多得到的是令人生厌的“宴会新闻”,新闻角色也就那么几个“社会明星”,有深度的新闻调查、新闻分析越来越少见,不是新闻的新闻却连篇累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几乎从新闻中消失。
   
   笔者承认媒体是商业机构,但同时更认为媒体属于承载社会道义精神的文化机构,如果抽掉了基本精神层面的意义,媒体的社会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一个社会价值大打折扣的商业机构,发展的支点自然也就会丢失,更直白一点地讲,这钱赚起来也难!其实,媒体独立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完全是良性的,只是目标的实现有时候需要一定的周期。只要媒体业者将新闻作为一种事业或理想来追求,或者当成一个大、长远发展的商业来运作,那么从媒体的独立做起,来求得媒体的发展,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所以,媒体以独立而求得发展是一个媒体业主的境界问题,而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既如此,文章也就此打住,不用再讲了。

此文于2007年10月19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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