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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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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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政治与良心政治

   政治常常给人以厚黑、波诡云谲之感,故平民百姓常敬而远之,文人雅士亦多以不屑对之,然每个人又都不能远离政治、更不能超越政治,或大或小在政治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从许由洗耳、伯夷叔齐采薇首阳、陶渊明隐居柴桑到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箸书都为稻粱谋”,非但没有远离政治,反而离政治更近了。今日许多知识分子的所谓不关心政治,事实上并非出于内心的清高或求得良心的安稳,而是一种利益的考量,甚至是一种装腔作势。一般民众的顺应时势、或逆来顺受,某种程度上也扮演了邪恶力量支持者的角色。社会的苦难和不幸往往就是由以自身利益为中心、不关心政治者的“利益政治”造成的!

   我们知道,任何社会正义的实现都必须通过政治的途径,所以,不关心政治的社会必然是麻木的社会,不分青红皂白否定政治的社会是可悲的社会,不讲良心只讲利益的社会更是没有希望的社会。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政治本来就有利益政治与良心政治之分,这从政治体制、政治事件、政治人格几个方面可以体现出来。

   先从政治体制上讲,民主政治很大程度上的就是一种良心政治,民主政体通过多党政治、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民主选举等能够使社会正义得到最大程度的伸张和保护,强权、不公、腐败受到尽可能的制约,从而达到社会的真正和谐;相反,专制政体由于利益分配的权贵化,很大程度造成了政治标准对社会正义的偏离。维护专制政体,必然要造成对社会正义的践踏,甚至导致国家政权、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公义、反人类倾向,如当年的萨达姆政权、今日的金正日王朝就是实证。所以,忽视政治体制的建设就是对人类良心的巨大背叛。

   从具体政治事件来讲,大多有正义的一方和非正义的一方之分,正义的一方就是一种良心政治,而非正义的一方则是利益政治,我们要切忌用“各为其主”这种说法来淡化利益与良心的分野。比如,二战中中国人的爱国和日本人的爱国就有就有正义与非正义,良心与利益之别,即使在法西斯阵营中依然有许多反对侵略战争的人士,以至于有些人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最后以生命彰显正义与良心的力量;这次山西黑砖窑事件中河南记者傅振中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在新闻关卡重重、地方黑势力穷凶极恶的情况下,冒险报道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堪称民族和社会的脊梁,而山西的地方官员无论事后如何作秀,但谁是为自我利益,谁是为良心正义,相信今天人们的评论、明天的历史都不会给出错误的结论。

   从政治人物本身而言,如果重要政治家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对国家社会文明进步,对天下苍生的安居乐业所起的作用往往是难以估量的,如果心怀不轨,以一己之私利践踏万民之福祉,则天下生灵亦将随之陷于涂炭!这里突然想以两个著名女性为例,宋美龄以其外交才能,在抗战中争取到了西方国家大量的援助,对国家独立功不可没,而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则是导致两百万人死亡、几百个家庭破碎,以及国家的全面倒退。从这两个女性政治人物身上亦可见政治人格差异对历史影响的截然不同。当然,此二人历史作用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其实也是与民众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的政治认知有很大关系。抗战中民众选择的是正义、是良心,文革中更多人选择的则是损人却并不一定利己的利益。当良心与利益其中任何一方在民众中生根时,社会就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亦可看出芸芸众生在社会政治中所起的的巨大作用,任何随波逐流、以“小人物”自居者也应时时警醒自己在良心与利益之间的选择。

   应当注意的是,利益与良心有时往往是让人难以分辨的,所以也给了许多人钻空子的机会,如果干了坏事,还要将之包装成好事;一旦在事实上不能抵赖时,便尽可能在动机上做文章。有人说文革时中国人盲目,现在的中国人则清醒了,其实依笔者之见,任何时候多数人在自我利益上都是很清醒的。不同的是文革时人们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去关心政治,现在也往往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关心政治”,实际骨子里又都是政治人,只是时过境迁,当年的红卫兵现在又将自己重新梳妆打扮一番,把参加文革的利益动机包装成良心动机,将自私自利说成盲目,实际上正像梁晓声所说的,如果由自己买火车票去北京见毛主席,恐怕外地的红卫兵连人民大会堂都坐不满。现在许多人常常喜欢以清高示人,刻意将政治说得一团漆黑,似乎一些有良心的政治人物非奸即诈、非愚即傻,只有自己才远离红尘,才是高人、君子。人们对政治态度的变化,说到底不过是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利益的算计方式跟着变化罢了。

   其实,政治本身并不一定坏,坏的是只讲利益不讲良心的政治,而良心政治对整个世界来说,任何时候都是稀缺资源,正确的体制和政治人格的养成则是良心政治的关键保证。

   写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你怎么想起写这篇文章?答曰:我身边以“清高”自居、而故意模糊是非的人太多了。

    原载《环球华报》200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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