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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蚂蚁做梦的地方:电影《末代独裁》

   
   写下这个题目,想起德国电影大师赫尔佐格的同名电影。在澳洲广袤的内陆,土著中的钉子户,用一个美丽的传说对抗矿业公司的开发。他们说,脚下是绿蚂蚁做梦的地方,如果惊醒它们,铺天盖地的出来,就会毁掉这里的生活。你可以理解为一种革命理论的暗示。那些像绿蚂蚁一样比尘土更低的人们,不要过分的惊动。我见过重庆的钉子户,也在堪培拉见过支搭帐篷的土著上访户。这些被惊醒的绿蚂蚁们,在国会外的空地上安营扎寨,一住就是几十年。
   《箴言书》说,“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君王”,但不等于没有梦想。很多年前,我读到一位台湾诗人的《蚂蚁蚂蚁》,心中暗自喟叹。以后张楚将它大事宣扬地唱了出来。那时我就和《末代独裁》中的苏格兰医生尼古拉斯一样,刚从大学毕业,怀着蚂蚁的梦想,在街头和朋友一起唱这首歌。其实这部电影不是关于君王,而是关于蚂蚁。在某一类世界,你不是君王,就是蚁民。好像好莱坞的动画大片《蚁兵正传》,以蚂蚁的世界来表现对独裁的反抗。
   苏格兰是长老教会根深蒂固的地方,今天的我会觉得,活在一个缺乏道德感的时代,是多么可怜。但对当时的尼古拉斯来说,一个循规蹈矩的世界,就等于对个人梦想的死刑宣判。影片开始,一群毕业男女一路狂奔,脱去毕业礼服,跳入水中。尼古拉斯和父母晚安后,躺在床上歇斯底里的叫喊。他起身转动地球仪,说转到哪里我就去哪里。结果转到加拿大。可如果能去加拿大,为什么不能待在苏格兰。尼古拉斯要的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梦想。于是他继续转到他想要的地方,一个像乌托邦的地名,叫乌干达。
   如果这部电影是描写乌干达军事独裁者阿明的,它远没有1974年那部纪录片精彩。我手里有欧洲标准公司几年前修复的版本。当时阿明邀请一位法国导演,希望向全世界展现他亲和力的一面。阿明耐心对着镜头解释军队的操练,颇浪漫的在自然保护区行舟,声称大象是自由的象征。甚至破例让导演拍摄一次完整的内阁会议。结果这位纪录片导演,我应该记下他的名字,巴贝特。施罗德,他以貌似顺从的态度配合阿明,却以新闻人的良知和智慧,剪出了一部电影史上罕见的独裁者自我扮演的纪录片。

   阿明的扮演者惠特克说,他至少看这部纪录片不下一百遍。他的表演也为他赢得今科奥斯卡影帝的小金人。但和纪录片相比,我的沮丧还是难以言传。《末代独裁》中的阿明形象,鲜明但是刻意,复杂却嫌单薄。就像多年前面对电影画面,我对文字产生的无力感。我同意这句话,没有一位小说家的想象力,超过生活本身的残酷。我们没有摄像机,才被迫动笔,拍不了纪录片,才想办法编故事。当我们的世界被虚构文本所描叙时,我们就差不多活在另一个世界。这往往是我们想逃离的理由。也是尼古拉斯远离真实的苏格兰,向往虚拟的乌干达的渴望。
   当他意外的成为独裁者的私人医生,坐上总统专车在乡间奔驰。乌干达的孩子们在后面一路奔跑,一路挥手。尼古拉斯从此进入一个人物扮演游戏,他忍不住想象自己是一个总统,向着窗外的蚂蚁们挥手。就像阿明,非要想象自己是苏格兰的国王。搞得这部电影的直译“最后一个苏格兰王”,很令人费解。
   苏格兰的年轻人梦想乌干达,乌干达的独裁者梦想苏格兰。这部电影不仅关于政治,实在关于人类的梦想。前年我在重庆山区,还遇见这一幕的后现代版。盘山公路上的小学生一看见小汽车,就三五成行,退到路边鞠躬敬礼。我想,一定有一些渴望摇下玻璃向他们挥手的人,叫他们如此。也叫他们分辨公共汽车和小汽车。因为一些人的梦想就像小汽车,另一些人的梦想就像公共汽车。
   电影中的阿明一身戎装。纪录片中的阿明却常常西服领带,他粗野、蛮横,却也幽默,甚至有几分腼腆。他一面是杀气,一面是傻气。一面精明,一面荒唐。在内阁会议上,他说,如果你去任何国家,都会发现每个人都爱他们的领袖。我们也要这样。他说,如果你去其他非洲国家,会发现他们的妇女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上班,我们也要这样。他批评外长的手腕太弱,几个星期后,人们在河里发现了外长的尸首。
   阿明告诉人民以色列人会在河里下毒,在不结盟国家会议上,他引用希特勒的文件批评犹太人。他赶走所有亚洲人,没收他们的财产。他针对戈兰高地的军事演习就像一场过家家。阿明在电视上告诉人民,他的行为是上帝的旨意,反对他的人和事,上帝告诉他,他一般会在几天前就知道。这话令人想起纳粹的宗教事务部长汉斯。凯尔,他对主教们说,“国家社会主义是上帝的旨意,党就代表了真正的基督教”。
   从这个人身上,你能窥见二十世纪某一类独裁者的性情,充满诗人或精神病人的狂想气质。看电影的,会想起韩国影片《孝子洞的理发师》,一个成为总统理发师的普通人,对国家的一切都充满了信任。一个温馨故事折射韩国数十年的政治变迁。读书的,就想起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这个比尼古拉斯幸运得多的同行,行文谨慎,却仍无法在领袖的巨大身影旁边,描绘出一个绿蚂蚁做梦的地方。
   “伴君如伴虎”,或者是对这部电影的东方专制主义式的解读。但我始终认为,电影的真正主角是年轻的尼古拉斯,这部电影的真正悲剧从毕业生们脱光衣服、扔掉博士帽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当尼古拉斯见识到阿明的残暴,决心逃离时,这部电影的主题,就是从虚拟的乌干达回到循规蹈矩的苏格兰。这部电影关于梦想,关于人的梦想是如何靠不住。当尼古拉斯的地球仪转到加拿大,他不甘心。转到乌干达,他就放下一切去了。
   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挨近君王的身边,但无数蚂蚁的梦想,从古至今,都和一个遥远的君王的意象有关。北师大附中的女校长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老师。几十年后,一位当年的女生在另一部纪录片里,回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场面。她说,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我上了天安门,我和领袖握了手。我会不会更积极的投入那一场运动,我可不可能参与对卞老师的殴打?
   也是几十年后,北师大另一位女教师于丹,解释《论语》的“民信之矣”,她说“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她也许不知道尼古拉斯,但她连卞仲耘都不知道吗。绿蚂蚁没有做梦的地方,它们一旦做梦,甚至和独裁者一样危险。尼古拉斯回去苏格兰,梦醒之后,我们回去哪里。
   2007-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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