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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宪政中国的伟大异象

最近有一件让人很挺生气的事。一个70岁的爱尔兰流浪汉哈洛斯,半辈子都以拣破烂为生。20年前,他在伦敦北部一个高级住宅区附近的树林里,盖了一间简陋的小屋,大约长12英尺、宽8英尺。有一家开发商,一直想把这个老家伙赶走。但按照英国的物权法,一个人无争议地占有一块无主土地,超过12年的最低年限,那块地就是他的。所以政府向哈洛斯颁发了一份地契所有权状,正式宣告这个流浪汉是在高尚社区拥有90平方英尺的小地主。据BBC报道,这块土地的市值大约是200万英镑。一夜之间,流浪汉就变成了“风能进、雨能进、开发商不能进”的百万富翁。

   如果这是第一千零二夜的童话,中国的拆迁户们就不应该生气。就像七个小矮人身边的白雪公主,不该让我们转头看见自己的妻子,就愤愤不平。可这样的事发生在离我们乘飞机只要十个钟头的地方,你就难免要问,人家有物权法,我们也有物权法,人家有鼻子有眼,我们也有鼻子有眼,我们为什么不生气呢?

   若一个人说,他在家里从来不生气。这个家也许已经岌岌可危了。心理学家说,维系家庭情感的一个好方法,就是直截了当的告诉对方,“我有点生气”,“你这样做让我很生气”。《南方人物周刊》的这个“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专题,似乎有怂恿老百姓生气的嫌疑,其实在我看来,就是鼓励一个老百姓成为公民,鼓励我们把这个社会当作自家的客厅。

   因为你不会对一个抢劫者说,“我真的生气了”。你对你的敌人愤怒,对自己的朋友生气。甚至在中文里,“生气”是一个很温和的词。你不能翻译成“angry”,否则怒气就不好对应了。它只是表明我不高兴,非常地不高兴。从政治学的思维说,臣民在官府面前是不会生气的,他们能忍就忍,忍不了就揭竿而起。一个社会常常有生气的人,恰恰是公民社会的一个标志,也是立宪政体的一个允诺。它的意思是一份政治上的信仰告白,我们从此告别革命。我们维护权利,可以和你纠缠不止,但刀枪已经入库。我们可以拍案而起,但是不掀桌子。我们可以上街,但是不砸玻璃。可以反对一届政府,但不需要改朝换代。可以一直吵架,但是永不离婚。

   几乎每个中国人的生活,都充满了那些“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细节。但这个专题不是像易卜生那样说,“这个世界翻了船了,我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救出来”。也不是像哈姆雷特一样说,“这个世界脱了轨了,偏我有责任要把它修好”。而是像胡适那样认为,“为个人争人格吧,就是在为国家争国格”,而是像弗里德曼那样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也不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而是要问,我们可以通过国家做什么”。

   我想这本书的一个回答是,我们可以通过国家去生气,从而使这个国家充满了生气。

   德国的社会学家桑巴特,曾提过一个著名的设问,和龙应台女士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设问一样著名。就是“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换句话说,为什么美国的工人阶级和底层市民,从来没有爆发过通过彻底的社会变革去维护自身权益的激进主义运动?桑巴特提出了六个回答,其中有三条在社会学上一直被奉为经典性的阐释。一是美国的立宪政体提供了最大的“公民整合度”,和一个民主化的公共生活方式。这使人们的利益要求可以被容纳,所以工人阶级喜欢这个体制,也喜欢在这个体制下发脾气。二是美国的两大党都不是意识形态政党,而是以个人权益为导向的政党,所以每当社会上有人生气了,他们在吸纳主流的改革意见方面毫无困难。这就使任何第三党都很难冒出头,任何激进主义的运动,都因为机会成本太高,无法从那些生气的人中间,结出愤怒的果实。于是就连种族问题,在最沉重的时代也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问题,而从来没有上升为一个激进政治的温床。第三点是美国式的市场经济,为社会底层提供了也许是人类史上最大可能的一种流动性。桑巴特说,一个美国工人比他的欧洲同行有更多的机会,成为一个小业主。所以革命不如上街,上街不如上法庭;打架不如骂人,骂人不如谈判。

   换个方式回答桑巴特的设问。美国人为什么不革命呢,因为他们常常生气,因为国家鼓励他们生气。他们没有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所以他们有民权运动,有平等权运动,也有消费者权益运动。如果再问,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因为人们生气从来不是出于绝望,而是出于盼望。人们生气是因为人们知道生气可以帮助他们,得到更公平的机会,更廉价的商品,更廉洁的政府,更稳妥的生活。就像在家庭中,有盼头的人才唠叨个不停,绝望的人连腔都不开。如果我们生气,不是因为周围有值得我们生气的事,而是因为我们眼前有一幅未来的图画。

   《圣经》中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这个异象(vision),指的是在上帝的启示中,人所看见的一幅关于世界的图画,一个宇宙的场景,以及上帝在历史中一个永恒的旨意。其实任何积极的社会运动,都是由异象去推动的。甚至任何有成就的个人,他的成就也一定来自于对他生命中一个异象的委身。但对于不相信上帝或上帝启示的人们来说,这个词可能不代表一个决定于时间之外的图画,而只是代表一幅历史主义和个人奋斗的图画。因此更多的人将这个词翻译为“愿景”。愿景并不等于我们常说的理想。因为“vision”的意思,是你所看见的,而不只是你所想到的。是一幅图画,而不是一套理论。你看见了你所思想的,就叫做“愿景”。我把它解释为一种有确据的梦想。

   譬如“英特纳雄耐尔”,曾经是共产党人的异象。“英特尔纳特(Internet)”是全体互联网公司的异象,而一个环保主义者,一个女权主义者,一个民间维权人士,一定也都有他所看见的愿景。我生气可以没有理由,你不生气也可以没有理由,但当这个专题的呼唤,面向一个庞大人群的时候。“中国人为什么要生气”,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理由,才能带出一种编辑所盼望的共同的回应。这个理由就是关于公民社会的一幅生气勃勃的的图画。一个我们对未来二三十年间中国宪政转型的异象。我们说,应该如此。我们还说,可以如此。老实说,如果缺乏这样一个愿景,你遇见拆迁,遇见学校收一大笔赞助费,医生开一大叠检查单,遇见你的选举权或言论自由被剥夺,你不但生不出气来,甚至连喷嚏都打不出一个来。

   有人说,中国人缺乏权利意识,他们不生气,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我不能同意这话。一定是有未来的愿景,才会有眼下的愿意。作为一个法律研究者,我不能不承认,在今天这个社会,许多时候一个人放弃维护自己的权利,才是他最理性、最符合利益原则的选择。我有一位很生气的农民朋友刘正有,为维护自己村民的土地权益,打了十几年的官司还在打,还在输。为什么要生气呢,他说,我非要把那些侵害老百姓的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就问,这只是一个比喻呢,还是你生命中一个真实的异象呢?历史的耻辱柱在哪里,六合之外呢还是末日审判呢。我尊重这位朋友,他对自己的一生有伟大的愿景。但显然这样的愿景并不能说服更多的人们,去调整他们在卑微生活中投入与产出的衡量。

   我也见过一些维权农民和上访户,当他们和政府打交道时,你甚至会发现一个很荒诞的局面,就是这些权益受损的穷人,反而是天底下最不讲道理的人。第一,干部都会讲大道理,从国家、集体讲到和谐稳定,农民们都搭不上话,更没有胆量反对这些大道理。第二,干部都会讲法律,从公民的义务一直讲到红头文件第几条第几款。这时农民们倒有反对的胆量,却缺乏反对的能力。他们有气也生不出来,有道理也像茶壶里的汤圆。最后只有不讲道理了,说我啥子都不管,我就要拿回我的东西。

   舒兹是美国一家民权组织的执行理事,他在评论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时候说,“在追求正义的民权活动中,愿景从来都极为罕见”。而20世纪的非暴力不服从运动,却拥有一个历史上最令人动心的愿景。它尊重法治的游戏规则,它一方面把自己的不满尖锐地表达出来,另一个方面,它又对政府和公众表示出极大的顺服。金博士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描出了一幅整全的图画。这幅图画将一个心里生气的公民走路上班、不愿乘坐公车的个人行为,与千万人的梦想联系了起来。在这幅图画里,一个人的维权选择,和一个国家的美好未来之间,有了一种我们说不出来的、“万事相互效力”的关系。因为有这幅图画,一个人才不会沮丧地说,我生气有什么用?我一个人去投诉物管公司,对我有什么好处。

   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的确出现了公民维权的趋势。人们不但作为一个消费者,而且开始作为一个公民,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表达不满。人们开始关心环境,关心大坝的修建,关心艾滋病患者和公共卫生,关心乙肝病原携带者是否受到歧视,或者女性职工提前退休是否不公平。人们问机场凭什么收取建设费,医生写的字为什么我们看不懂?宣传部的电话为什么那么拽?在过去这一百年里,其实人们更多时候问的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相比之下,“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其实是一个如此坚决而温柔的提问方式。传递着这个时代最令人心动的变化,不是GDP和摩天大厦——而是从市民到公民,从愤怒到生气,一个渐进改良的时代,正在替代暴风骤雨的时代。一个诉讼与司法抗争的时代,开始替代高歌猛进的立法时代。一个民权为本的时代,开始替代一个已失去方向的改革时代。

   然而,目前民间的维权最缺乏的,并不是权利意识,甚至也不是旧制度的约束。我们最缺乏的,依然是一个活泼生动的愿景,一个可以被看见的伟大的异象。可以取代“改革”、也可以取代“民运”的,一个对未来中国的新的异象。未来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宪政可以是一个什么样的宪政。其实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不是因为那些让我们生气的事很伟大。而是我们活在其中的这个一点也不伟大的社会,却从来没有距离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么近过。就像那个流浪汉哈洛斯,虽然房子很破烂,却住在一个黄金地段的附近。

   老实说,如果我们看不见一个宪政中国的伟大愿景,我们就算生气,也是有气无力。今天的问题是,“改革”已不再是这个社会共享的一个异象,它已经蜕变为一种不公平的利益调整和权益损害的同义词。但“民运”也不再是大多数受损害的中国公民心头的异象。人们看见一个为富人说话的经济学家,马上把他划到“改革”这一既得利益体制中去,其实这个经济学家是少数敢在“六四”公开信上签名的知识分子。人们看见一个抨击中共的异议知识分子,又马上把它划到“民主斗士”的集体合影中去。其实这个社会缺乏新的“大道理”,缺乏一幅争取更好的群体生活方式的图画。当生气的人们交头接耳时,他们不但缺乏公民的自由结盟,他们甚至也缺乏真正的“同一首歌”。因此今天没有一个专家,可以从技术上说服一个农民工,告诉他法律是他拿回自己薪水的最佳武器。也没有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有足够地底气呼吁,中国人你快生气吧,你不生气,这个社会就没有希望。因为在今天和明天之间,这个国家的未来场景变得越来越模糊。在个人和国家之间,我们对一个公民社会的想象力也如此贫乏。于是一个人站出来生气,一百个人就开始叹气。尽管一部分媒体和知识分子,一直在努力帮助这个社会形成一副图画,就是把一个人的利益和一个人的行为,与一个公共的政治理想联系起来,好像把每一台电脑接入互联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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