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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假装你舍不得我:杨德昌电影周

   若在汉语导演里,找一位与基耶夫洛夫斯基或伯格曼相似气质的,除了杨德昌还有谁呢。若在汉语导演里,找一位弥漫着形而上的痛苦、乃至充满宗教感的,除了杨德昌还有谁呢。他的最后一部电影的最后一句台词,犹如一个电影世界中对我们的谢幕。7岁的洋洋在婆婆的葬礼上说,“你常说你老了,当我看见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时,我想对你说,我也老了”。

   60岁的杨先生就这样老了。去了。仿佛朴树怅然的歌声,“她们都老了吧,她们在哪里呀”。对洋洋来说,一个人有了太多的秘密,就成了大人,然后就慢慢老了。我把手边杨德昌的五部电影找出来,在我的卧室,这一周是他的电影周。尽管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些年我曾好几次翻出来,却没有勇气再看一遍。国内唯一的基督徒导演甘小二在访谈中说,在侯孝贤和杨德昌之间,他会选杨德昌。换我也一样,在杨德昌和李安之间,我也会选他。侯孝贤的片子陷于悲情,李安的过于幽默。两样都没法有真正的悲剧。杨德昌在他们中间,他知性的一面,使悲情与幽默都笼罩于形而上的关怀。

   华人导演里,他的电影最令人不舒服。片子到了最后,一定有突忽其来的一枪,或一把刀刺过去。经营了两个或三个小时之后,整个世界,土崩瓦解。活得这么累,为什么还要看杨德昌。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今年戛纳60周年,去年的影帝、《光荣岁月》的一位主角在台上说,“电影不是一次吃苞米花的机会”。年轻人坐在电影院,一边看电影,一边发手机短信。人们要的已不是电影,而是一次超级链接.生活需要被拯救,下一次彩铃响起,你永远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数码式的呼召。

   《一一》之后,杨德昌已没有作品,他甚至黯然离开了不需要他的台湾。台湾只需要奥斯卡金像奖,不需要一位戛纳的最佳导演。我们呢,多年来也只能在影碟和DVD中,一窥杨德昌的世界。那一部《牯岭街》,我从录像带、刻录碟到DVD,从青春期到结婚十年,花了多少努力,去接近、去还原那一个镜像的世界啊。小四最后一刀刺出,杀死了自己的女友。就如《一一》中洋洋说“我已经老了”,或者《恐怖分子》的末尾,李立中在水房开枪自杀,他妻子在另一个男人的床上醒来、呕吐,有了第一个孩子。如果电影不是吃苞米花,但为什么下班之后,还要在杨德昌的面前嚎啕大哭。

   多少电影都有凶杀,有死亡,有失恋和婚姻的溃散。为什么他的最令人动心。因为所有的华人导演,几乎只有在杨德昌的电影里,杀人才是一件严重的事,杀人才是杀死一个世界。也只有在他的电影里,杀人才是一件需要被拯救的事。莎士比亚用杀人后永远洗不干净的手,来刺激我们。黑泽明用杀人者的气喘吁吁,来试探我们的灵魂。而杨德昌用杀人之前的整个世界,来为一个人陪葬。

   我们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我们活在他人的地狱里。我们的婚姻也如此不般配,我们的事业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城市都是杨德昌的台北。这个导演花了他的半辈子,把人们不愿面对的生活摆在人们面前。叫我们已平静下来的心又烧了起来。他的电影那么冷静,他的叙事看似散乱。其实他的镜头模仿的正是我们。多少年来,我们不正是这样冷漠而散乱地看着别人和自己的生活吗。如我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地观察一位朋友。几周、几个月,他忽然进入你的生活,然后消失。你活你的,好像世界上没有他。某个时候他又钻出来了。我们看不见一个人的全貌,甚至是自己天天见面的亲人。几分钟、几个小时,她又钻出来了。之间,你仍然活在没有她的空白里。

   洋洋对爸爸说,为什么每个人都看不见自己的背面。那我们不是永远有一半的事实不知道吗。于是他拿起相机,开始拍下每个人的背部,拿去给他们看。《一一》是杨德昌的绝唱,介于他一贯的道德焦虑与隐含的宗教感之间。这几乎也是华人导演从形上关怀走向救赎议题的一个极点了,尽管走了尚未到一半。直到近年甘小二的作品《山清水秀》和《举自尘土》,汉语电影才终于有了自己的救赎主题。

   背面就是彼岸。生的背面是死,我的背面是你。肉体的背面是灵魂,人的背面是上帝。《一一》中最具宗教感的一个情节,是婆婆成了植物人,医生要全家人轮流和她说话。但是,和昏迷的婆婆“说话”却那么艰难和无以为继。洋洋的父亲说,这种说话就像是在“拜拜”。昏迷的婆婆成了一尊泥菩萨,给大家提供一个喃喃自语的机会。洋洋的叔叔在母亲面前手足无措,说不出什么话来。洋洋的母亲却如遭雷击,她对丈夫说,我每天的事情三五分钟就说完了,我的世界为这么小,为什么对着婆婆无话可说。

   其实婆婆醒着的时候,大家都有话,有说不完的废话和唠叨。为什么当婆婆闭上眼睛睡在那里,我们的话语却变得如此艰难。洋洋的母亲离家出走,去了寺庙寻找答案,却又失望而归。最后,全家人开始轮流给婆婆读报纸。

   当初,这个故事撩动了我心中的宗教情怀。我们在城市里穿行,在别人的生命缝隙里钻来钻去。有一种内心的焦虑、黑暗和无助,把我们引向各种偶像崇拜。但无论植物人的婆婆,还是庙里的菩萨。都不过是我自己的一个投射与反哺。生命还是自己在承担,那枪声、那刺出的一刀,仍然剜在我的心里。人若仍把希望放在人身上,人就如此循环,就像杨德昌的那些电影,看着世界在我们面前枯萎,或我们在世界面前凋零。

   当年蔡琴为《恐怖分子》唱的主题曲,《请假装你舍不得我》。人与人的独立时代,就像一个恐怖分子与另一个恐怖分子,一座星球与另一座星球。杨德昌与蔡琴长达十年的“柏拉图式婚姻”,终在另一个幻像中破碎。他外遇、婚变、癌症、移民、直至壮年老去。一生就仿佛自己的电影。对我爱的导演,我能说什么呢。蔡琴婚变之后走向了信仰,她以《诗篇二十三篇》为前夫祷告,说感谢上帝,让他与我轰轰烈烈的爱过。求主为自己的名引导他走义路,让他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她说,“感谢主在他生命结束时,使他与最爱的人在一起”。

   这祈祷使我流泪,但不是嚎啕大哭。我哭,因为在一个曾爱过他的人那里,杨德昌电影里的苦难,有了最好的结局。

   200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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