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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是最残忍的月份:纪念“六四”屠杀18周年

惨遭坦克轧过的死者,肉泥一团。

   1922年,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也是共产党兴起和法西斯兴起之间。艾略特写下被誉为现代诗里程牌的长诗《荒原》。诗中采集欧洲文明的各种意象,来表达二十世纪初人类精神的幻灭与虚空。第一句就很有名,“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在死去的土地里,混合着记忆和欲望”。

   全诗最惊心动魄的场景,是艾略特借用《旧约•以西结书》所记载的一个异象。当时以色列民族因他们的罪受到上帝的诅咒,先知以西结割下他的头发和胡须,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预示以色列人将有三分之一死于灾荒;三分之一用刀砍碎,预示着另外三分之一将死于战火;三分之一随风飘散,预示最后三分之一的以色列人将流离失所,被掳他乡。

   如此绝望的时代,先知以西结被耶和华的灵引导,被放在一个布满骸骨的平原上。先知说,“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阿,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阿,你是知道的”。

   到此为止,即使我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一个中国人,我也不可能不哭。三年前第一次仔细读到这一段,我想到出生之前死在饥荒中的我奶奶,死在青海劳改营的我爷爷,我甚至迄今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更加想到我的青春期,我在16岁那一年看见了“六四”屠杀。三个月后,是我的初恋。

   好几年里,我曾被一个题目死死的吸引,就是“1989年的爱情”。我一直无法把我16岁的初恋,和一场屠杀分得清清楚楚。多少次我恨这个世界,为什么我的青春从一开始就显得那么卑微,甚至那么可耻。革命与爱情的相互纠缠,是我可以想象的。我从小就看这样的故事长大。小时候,我曾跟父亲一起去电影院看郑义编剧的电影《枫》。那一个恋人跳下楼去的镜头,很多年来都会进入我的噩梦。这世上有哪一个少男少女,曾经幻想自己初恋那一年,有一场现场直播的屠杀呢。这些年,有一些以六四为背景的作品,关锦鹏《蓝宇》中的北京故事,一对同性恋者的激情,屠杀不过被摆在一个冷漠的位置,甚至被可耻的摆在一个催情的位置。张艾嘉的电影《心动》中,两个香港中学生,在他们初恋的一个回合里,回家刚好看好六四屠杀的新闻。但和他们的爱情比起来,北京的任何事也遥远几乎得可以被忽略。

   我想这两位香港导演,只是当“1989年的爱情”是擦肩而过的噱头,但他们无法真的理解这件事。不错,六四屠杀,被说出的真相至今远远不够。但在另一层面,“六四”更多地是被作为一个政治事件或历史事件被言说,却很少被作为一个精神事件被探讨。“六四”对整整几代人心灵的影响和精神的宰制,六四之后,多少人的灵魂就从此活在一个布满骸骨的荒原上。叫我18年来,常常想到自己的灵魂就哭泣,想到这个世界的虚假就痛恨。我读过许多关于“六四”的宏伟叙事,但我的确很少读到那些细微的、私人的精神创伤。近年来令我落泪的个体精神史,是一位基督徒作家施亮的小说《安魂曲》,和我的朋友汪建辉的小说《十七年》,尽管读过的人可能不多。

   一位老诗人曾对我说,我们都是89一代。因为我尽管虚长几十岁,但我们一样是在共产党开枪之后,才开始彻底觉悟的。我很感谢这句话,但它依然指向的是政治层面上的一场精神地震,而不是生命意义上的个体苦难。老先生,不是的,在六四面前,我们不是一代人。直到今天,我丝毫不了解“六四”对于赵紫阳是一种怎样的苦难,对于李锐又如何?对于天安门前的大学生和流亡者们,那种种苦难又有什么迥异。甚至我的父亲,他的灵魂在那一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也不知道。这几年我在海外,见到王丹、吾尔开西、封从德等流亡的学运领袖。我和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梦想。但我却很清楚他们的89,和我的89是完全不一样的。作为一个“后天安门”的青年知识分子,我最想表达的,其实不是一种同仇敌忾的义愤,而是对一个当年的未成年人来说,屠杀到底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18年来纠缠不休的怨恨,不但针对共产党政权,也更加针对整个成年人的世界。从父亲,到老师;从校长,到县长;从统治者到反抗者,整个父权世界,在我面前所有道貌岸然的长辈。在那一场屠杀的前后,联合起来糟蹋了我的青春期。这就是六四屠杀之于我的个体磨难。

   近年来,我在文字上仍尖锐地流露着这种怨恨。在我的文集《美得惊动了中央》的后记中,我这样写下:

   “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只因我在精神上是六四之子。有人说你才多大。我想说,我是谁啊,我是屠杀现场的一个未成年人。当初你们杀人,不能避着我这样的高中生吗。就像你们做爱时都避着我们一样。

   没有。没有就要付出代价。”

   大约两年前,我与89年的学生领袖任不寐有一场争论,在《一个人的反对党》中,以一种傲慢的语气写下:

   在谈论1989的时候,有一个尖锐的、至今未被理解和区分的事实,那就是——我这一代人当时是未成年人。有人曾问我你当时不过是一个高一学生,六四和你有什么关系?六四给你的创伤到底在哪里?我说,如果有人当街杀人,围观者中既有成年人,也有小孩子。你说这件事跟小孩子有什么关系?大人津津乐道一天可能就把这事忘了,小孩子却要做一辈子噩梦。在1989年及其以后,整个社会没有人来顾及未成年人的精神史,没有人去考虑未成年人的灵魂。整个杀人现场没有把儿童清场。甚至整个社会合谋在整整一代孩子的面前作伪证。并用谎言一遍一遍地为我们洗脑。我花了多少年时间和整个青春期的流浪,来寻找正确的知识,来遗忘被强迫背诵的答案,来认识你们这一代被高举的苦难。所以当你说“我们”都应该忏悔,应该为十五年来的半吊子的言论而愧疚时,我想你说的“我们”是指89一代。我想你没有资格把我、把余杰、把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都囊括进来。你们在广场呐喊的时候,在屠杀之后无论选择的是谎言、沉默、转身或者流亡,你们都和共产党人一样,并没有对未成年人负责。就像吵架的父母,双方都没有残留对子女的责任心。因此我没有义务接受你的邀请与你一道忏悔,一道卑微。你的忏悔仅仅是你的,不是我的。我甚至也可激愤的借用你的口气,说在1989年,除了未成年人,没有人是无罪的。“连一个义人都没有”。

   这就是我内心的一种情结,一种在屠杀面前对整个成年人世界的愤懑。而不仅仅是对共产党的仇恨。这是我的89情结与你不一般的部分。如在今年,我起草了那一封“六四”十五周年的公开信。但我内心极不愿意起草这份信。从三月份和余杰谈好由我执笔开始,我就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五月中旬。不是我害怕,而是我内心的这种情结,强烈地盼望有当年的成年人、当年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比以前更勇敢的站出来做这件事。可到5月中旬我仍没有看到丝毫动静。对我来说,动笔写这封公开信是我内心深处一次极度的失望和再次的受伤害。我愿意起草这份信,这是我自己89情结的一次舒解,也是在中共面前的一种尊严。但是在我内心,我一直对这件事是无法释怀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桩真正的耻辱。就是由一个当年十六岁的孩子,在十五年后执笔这封信,来邀请你们签名。对不起,这是你们的耻辱。不是我的。

   1989年春天,我在四川的一个县城读高一。到4月份,街上出现了零散的游行队伍。师生们都兴奋的摆谈着国家的局势。我是班上一份油印《语文小报》的主编,我父亲是我的语文老师。那时候我读了点刘宾雁、苏晓康,一度想写报告文学。先写了一篇明查暗访学校食堂的,指名点姓骂了校长。我的英语老师偷偷对我说,骂得好,最好把报纸贴到办公室外面去。他的怂恿使我的胆子更大了。五四游行以后,我就开始筹划北京学生运动的专刊,准备采访校团委书记,其他老师和同学,让他们谈谈对反腐败、要民主的看法。我自己刻钢板,叽嘎叽嘎就干起来了。

   那个晚上,父亲跟我谈话,要我停止那一期专刊。我不同意。他也许是第一次如此语重心长的,企图以一种平等的态度说服我,一直说到半夜一点。大意是我们过来人,知道政治的可怕,你不可能知道。我们不能让你这么小就被卷进去。卷进去一辈子就完了。

   但我很倔。从小父亲对我实施棍棒式教育,成绩不够优秀,拿不到第一只有第二,都可能挨打。有一次家里买了苹果,放在床下。父亲说每天只能吃一个,不能偷吃。他们走后我就趴到床下,爱不释手的看啊,一会拿出来,一会又放回去。终于不敢吃。父亲回来后,叫我过去。问我是不是吃了苹果。我说没有。父亲不相信,因为他发现苹果被动过了。随后,他用一顿鸡毛掸子叫我开口承认自己偷吃,并写了三遍“我为什么要撒谎”的检讨书。这样的童年一直延续到初二,终于有一次我伸出手,把父亲的胳膊抓住,警告他不要再打我。从那之后,我对父辈及教育者的逆反一发不可收拾,父母也渐渐管不住我的言行。

   所以1989年的那个春天,父亲已不可能说服我。最后只好强行没收了油印室的钥匙。那个春天是一个转折,因为一场屠杀,我对父亲的仇恨,变成了对国家的仇恨。因为邓小平和李鹏是四川人,好多年里我都对此感到羞耻。从心里觉得四川人是中国的败类。我甚至在那一年立下一个志愿,以后要洗刷四川人的耻辱。我对当时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在“六四”之后批判赵紫阳的言论,更是感到无地自容。1989年6月,整个世界忽然在我眼前崩溃了。你所有的老师都在那一天之后,就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不要脸的说谎者。你所有的父辈都在那一天之后,就变成了只敢在厨房里发牢骚的胆小鬼。这是个什么世界啊。还值得长大吗,还值得高考吗。我在16岁之前被养成的价值和道德观,几乎没有什么剩了下来。

   6月底放假,我去成都,在舅舅那里看见了一千多张成都、重庆等地民运和镇压的照片。舅舅是一位摄影师,他叫我和表哥拿着这些照片,到七楼顶上,统统烧掉。他说,不然要按着这个抓人。我被这些照片彻底震撼了,图片的尖锐和真实,超过了我在老家能看到的一切文字和画面。我悄悄的留了大约两百张,放在我的书包里。几天后我的外婆趁我不在,搜查我的行李,把这些照片找出来销毁了。当时我实在恨不能把她扔下楼去。这个怨恨甚至一直持续到两年前外婆去世。我刚刚信主,跪在地上祷告,说这件事我不再埋怨外婆了,如同我的父亲一样,其实她保护了我。他们在一个崩溃的世界里面,以一种世俗的智慧和家长的权柄,伤害了我,也保护了我。

   但对当时的我,这一切都是成年人世界的合谋。他们不惜把从小教导我的那个世界撕碎了。那个夏天,我陷入了虚无主义,尽管我那时肯定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9月开学后,我和一个外地转学来的女生开始了一场闪电般的早恋。就像邓小平说的,这一场风波迟早要来,晚来不如早来。长大后我常常反想,我的青春期的性冲突,和我对成年人世界的绝望与反叛,在我的初恋中到底占据着一个什么位置。也许我永远没有答案。我只知道在1989年,我16岁,就成了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除了爱情,这个世界在我眼里都是垃圾。所以我对学校和家长的藐视,也在那一场早恋中达到了极限。如果我必须忍受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在课堂上唧唧歪歪,必须忍受在考试中一遍又一遍地背诵党的伟大决议,甚至考上大学后还必须接受军训,我谈个恋爱凭什么就不可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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