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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宗教裁判所,与今日的共产党——与天路客谈信仰之二

我的《集中营、疯人院或宗教裁判所——电影〈戈雅之灵〉》一文,在网上受到许多人的强烈质疑和反对。我以与天路客(Pilgrims)谈信仰的形式,继续这个话题。
   Pilgrims,我这篇文章提到宗教裁判所,要澄清的是针对它的一个妖魔化的形象,而不是为中世纪教会以强制力对付思想异端这一错误进行辩护。如果连你都说,有些情形是第一次听说,感到很震惊。那么我们的确太需要去恰当地评价中世纪了。思想和宗教的宽容,只是人类最近这几百年的观念和文明。我当然同意,以强制力去对付信仰和思想的异端,哪怕只有一个受害者也是残暴的。但不要忘记了,2006年的中国,仍旧如此。所以这句话等于是说,宗教裁判所的罪恶程度,并不是遥远和难以想象的,而可能是与我们当前的这个社会旗鼓相当的。如果你承认这一点,就可以不带历史偏见的去批评中世纪和宗教裁判所的错误。
   但妖魔化是什么意思呢,对历史的妖魔化就是对今天的美化。既使一场接一场的砸烂一切的革命显得理直气壮,更使今天的罪恶与"国情",看起来更加容易令人接受。“消灭宗教裁判所,解放西班牙人民”,这正是拿破仑推销大革命的口号。然而革命法庭在西班牙的罪行,却远远超过了西班牙的宗教法庭。就像毛泽东时代的法庭——如果还有法庭的话,超过了中国史上任何一个法庭的野蛮程度。Pilgrims,我希望你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能够保持逻辑和情感上的一致性。如果你对西班牙裁判所在一百年内判决8个人为异端,然后与政府同流合污,把他们送上火刑柱,感到怒不可遏,是可忍孰不可忍。甚至在这样的事实上,可以虚构出一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那么请问,对于中国最近的这一百年,你又当如何评价呢,如果你知道当前的中国,每年都仍然有远远超过8个以上的基督徒、法轮功学员及异议人士被关押,甚至连一场“宗教审判”的机会都没有。你要如何自圆其说地活在自己的幸福生活中呢?这个世界将要如何在你面前断裂?

   其实在西方学术界,关于宗教裁判所已有很多研究,都逐渐澄清了启蒙运动以来,及新教改革以来宗教法庭被过分妖魔化和漫画化的历史。顺便说,参与妖魔化宗教法庭的主要角色之一,是受到其迫害的新教徒们。因为改教之后,天主教宗教法庭的一个迫害重点就是新教徒。但作为一个新教徒,我愿意给予宗教裁判所的罪恶一个恰如其分的评判,而不是与反基督教的人士一样,对其无限的妖魔化。你当然可以对西班牙裁判所在一百年内将8个人移送当局处死的事实,有不同的诠释。但这就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与大部分人的印象相差甚远的事实。你也可以对宗教裁判所和教会法的实践,与罗马法的复兴一道,奠定了大陆法系诉讼制度的基础这一事实,有不同的理解。但这也是一个事实。顺便说,异端分子可以被处死,这一立法首先出现在宗教裁判所之前几百年的罗马法中。在《查士丁尼法学大全》中已有记载。但今天却没有人会把罗马法视为黑暗中世纪的象征。阿拉贡国王立法烧死异端分子,也在罗马成立宗教裁判所成立之前。
   为什么呢,因为将信仰和思想上的异端,看作对政权的一种威胁和颠覆力量,这是古今中外几乎一切统治者的共同思维,包括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就是欧洲的宗教法庭所身处的那个世界。宗教裁判所的作为充满了错误和邪恶,但并不是全世界都很文明,唯独这个东西黑暗得一塌糊涂,把全世界的文明程度都拉低了。如果你印象中是类似的看法,那么这一看法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被误导的历史神话。我甚至持这样的看法,罗马教会接近一千年的宗教裁判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世俗政权中这种罪恶的蔓延。
   举一个例子,孔飞力先生的汉学名著《叫魂》,描述了清代的一场巫术大恐慌。离我们今天的世界更近。官府镇压了很多被认为行巫术的人,就和历代的官府一样,也和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一样。但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关于中国的黑暗的“宗教裁判”的印象呢。那只是因为所有的迫害都发生在一个政教合一的世俗法庭之上。甚至,连一个法庭都没有。
   Pilgrims,如果你接受这样的看法,你就能平静地看到宗教法庭兴起的原因之一。为什么教会要把关乎信仰思想的裁判权从君王的手中抢过来,说君王没有权力去判断一个人是否异端,灵魂的事情在君王的权势之外,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必须由教会来作“专家证人”。于是宗教法庭作出事实裁判,在当事人不愿悔改的情形下,再将他移交政府,尊重世俗法律的审判权柄。但在这个环节上,罗马教会显出了他的虚伪性。因为它面临的是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是基督徒的社会,它对政府的违背圣经原则的法律,本来有责任也有足够的影响力去反对。但罗马教会不但不反对,而且它纵容、鼓励甚至主张君王可以立法将异端分子处死。老实说,“宗教裁判”本身并没有罪,利用政教合一的体制,对异端施加身体强制,才是它的罪。
   如果你以共产党的“双规”为例,就会看得很清楚。纪律委员会其实就是共产党的“宗教裁判所”。如果共产党只是一个多党制下的政党,他有权进行内部裁判,依据他的信仰标准,将不符合共产主义信仰的党员,依据党章给予直至开除的处分。这是正当的。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社团都拥有这个内部裁判权。对于信仰团体而言,你就可以称之为“宗教裁判”或教会法庭。法律对宗教、政治或其他社团的内部裁判权,只应该有两个干预的标准,一是看是否侵犯了成员的宪法权利,二是看是否遵循了“正当程序”,换言之就是要有“专业性”。如在美国上个世纪20年代,自由派神学兴起的时候,几乎各大教会都处理过异端案件。一家神学院原本持守加尔文主义,他的校规要求每个教员必须签署一份信仰告白。后来教员们受自由派影响,开始反对这份信仰准则。学校解雇了其中一位。这是当时一个著名的宪法案件,后来州最高法院宣布解雇违宪。到了50年代福音派信仰兴起,开始反对自由派神学的时候,也有一个著名的教会裁判。就是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梅钦,因为反对神学院的自由派倾向,带着一批福音派教授离开普林斯顿,创办了福音派运动中最著名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梅钦被带到长老教会的教会法庭接受裁判,然后被开除。随后这些保守的福音派离开长老教会,创办了保守派的长老会。这与1517年罗马教宗绝罚马丁路德的宗教裁判是非常类似的。
   但因为共产党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专制者,因此它对其成员的内部裁判,带有身体的强制性,如剥夺人身自由的“双规”,这就和罗马教会当初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而且显得更野蛮。因为教会至少与政府是二元对立的,甚至也有尖锐的冲突。而你一旦被共产党开除,任何中国人都知道,那绝不会只是一个“内部裁判”。你可能失去工作,被限制自由,甚至可能坐牢乃至丧命。
   换句话说,罗马教会在宗教裁判所的问题上,曾经一度堕落到了与政府一样邪恶的地位上。堕落到与今日的共产党差不多的水平上。对教会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羞耻。我想这就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但另一方面,如果你同意在最近这几百年的自由宪政之前,全世界的公共权力都陷在这样一种罪恶当中。那么由一个政教合一的政府来决定什么样的思想是应该镇压的,还是由一个政府之外的权威来作这样的判断,从架构和制度的演进上说,哪一个更为合理呢?
   这取决于你的历史观。对我来说,历史就是这样甚至在罪恶和堕落中挣扎着进步的。而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一种分离,因而也就到今天为止,白白受苦,却仍然没有进步。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希望在唐朝的时候,儒家就建立了一个裁判所,主张皇帝要对持任何思想的人进行镇压,必须先由他们来裁判。那么我相信,中国历史上也会出现一个裁判权被滥用的灾难时期,但到了一千年后的今天,从毛泽东到胡锦涛,也许就将没有任何机会住进中南海了。这只是对历史的一种假设,但荒谬的的是,今天的确有某些鼓吹建立儒教甚至国教的人,无视人类这一千年来的进步和苦难,竟然刻舟求地剑主张,要把中世纪的故事在中国重来一遍。
   如果希望了解更多对历史心平气和的了解,推荐四本书,爱德华•彼得斯的《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1988),亨利•凯门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The Spanish Inquisition,1997)。另外一本国内有中文译本出版的,爱德华伯曼的《宗教裁判所——异端之捶》。另外推荐国内学者在我看来迄今最好的一本书,彭小瑜的《教会法研究》,大概是北大出版社两年前的。
   爱德华伯曼是一位很中立的学者,他不是基督徒,也对宗教裁判没有一丝所谓“同情之理解”。但他这本书中仍然讲述了很多与一般公众的印象差别很大的事实。西班牙在大革命之前一百年内的8例死刑,就出自这本书。伯曼引用的是另一位学者威廉蒙特对西班牙文献的最新研究,他个人很谨慎的认为这是一个“可靠的估测”。在宗教裁判所的初期,有一个极其泛滥和残酷的时期。当时对基督教几个异端的征服,甚至是一种军事镇压。而托尔克维马达,就是这个时期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宗教大法官”。就西班牙裁判所而言,另一位学者亨利凯曼则指出,起初残酷年代较多的火刑在启蒙运动与大革命之前的一百年间,已基本消失。如查尔斯三世和四世当政的29年内,只有4例。1570之后的近半个世纪,只有15例。接下来的近一个世纪只有8例。也许的确令你惊讶,因为两百多年加起来,不如半场反右运动。
   所以爱德华伯曼也得出他的结论,“应该记住,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和当时其他国家的任何法庭相比——甚至包括英格兰,顶多只是一样的糟糕”。伯曼在书中还列出了17、18世纪的一大批对宗教裁判所进行“明显片面的记载”的书籍,正是这些书籍影响了启蒙运动以后的作家们,然后在历史上虚构出一个比真实情形恐怖得多的,关于宗教裁判所的神话。而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通过看这些文学作品或哲学家的描述,养成了对宗教裁判所的妖魔化印象。
   伯曼指出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对真实的宗教裁判所的错误进行辩护。反而,我们才能更加准确的去了解这种错误。这也是我的目的。尽管对共产党国家出来的米洛斯•福尔曼来说,宗教裁判所是一个现成的集罪恶之大成的象征。但这部电影也没有对其完全的妖魔化,而是把宗教裁判所的罪恶,与大革命的罪恶并列在一起看。就像戈雅又画了宗教审判的场景,又画了大革命之后的侵略与屠杀一样。这也是我喜欢这部电影的地方之一。Pilgrims,如果你认为前者是人类最邪恶的象征,后者是现代人类文明的旗帜,我的文章希望为你提供一个视野,反思这两者的差距和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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