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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承担二级学院转型之痛

   2006年6月15日开始,郑州大学二级学院——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因为文凭降级引发数学生骚乱,数千名学生损毁了学校的部分公用设施,甚至一度涌上街头,险些酿成更严重的社会冲突。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悄然兴起了一种介于公立和私立之间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名曰国有民办二级学院。这种新型的高校往往由企业或者个人出资,挂靠在某个国有大学的名下,颁发国有大学的学历证或学位证。

   在教育产业化的呼声之下,二级学院获得长足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二级学院的发展弊端逐步显现。南京大学高教所访问学者张国华分析说,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办学体制,在体制上含混不清;理当独立办学却又屈从于其母体高校;产权归属可左可右;法人身份难以明确;从现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中找不到可以产生这种体制的依据;虽办学收益高,仿效者众,却以牺牲教育公平、背离国家教育宗旨为代价;短期看似有“优点”,长期下去则后果严重。

   为了规范实质上是民办教育的“二级学院”的发展,避免和其他民营高校的不正当竞争,2003年4月,教育部颁发了8号文件《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规定,二级学院要与母体脱钩,逐步转轨为独立学院,要实现“独立法人资格、相对独立办学条件、独立招生、独立颁发文凭、拥有独立校园、独立核算财务”的“六个独立”的国有民办高校。

   2005年5月份,教育部部长周济就独立学院发展的问题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强调一个“独”字,要求独立学院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他说这样既有利于防止出现“校中校”,影响教育公平,消除由于办学机制不统一可能引发学生不稳定事件的隐患;也有利于避免校本部对独立学院今后发展可能出现的民事纠纷,特别是债务纠纷中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校本部的风险;还从法律和制度上保持了独立学院的独立地位和相应的权利,防止校本部对其过度干涉,有利于独立学院在办学机制和模式方面进行大胆的、独立的改革和探索。

   尽管有教育部的尚方宝剑,二级学院向独立学院的转轨并不顺利,独立学院很难真正独立起来。究其原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专家指出,就在于办学机制上存在着先天不足,而教育主管部门对其监管的缺位则导致其后天不足。独立学院有公办大学之名,少公办大学之实;有民办大学的筹资渠道,缺民办大学的监管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独立学院就像一个“怪胎”。

   独立学院之所以不“独”,是想借着公办学校的优势为自己谋出路。独立学院享有的特权和优势会导致一些民办高校也寻求戴上“红帽子”,最终有可能使国有、民办这两种办学体制趋同化。

   文凭是挂靠在国有大学名下的独立学院和其他私立高校的竞争的杀手锏。在教育部8号文件颁布之前,二级学院在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颁发的学历证、学位证与母校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教育部8号文件出台之后,大部分独立学院在招生的过程中充分公布了相关政策变动信息,注明颁发的学历证和学位证书上均有独立学院的加注。

   然而在利益驱动之下,有些独立学院在招生工作中违规操作,故意隐瞒相关信息,误导考生填报志愿,导致学生发现期待的文凭和实际获颁的文凭不相吻合,引发学生和校方的冲突。在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爆发骚乱之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从二级学院到独立学院,这些民营高等教育机构带着“红帽子”蹒跚前行,至今全国独立学院已经有近300所,在校人数大约60万。如何破解独立学院的发展困局,北京理工大学的杨东平教授认为,应该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国有的归国有,民营的归民营,独立学院应当彻底从国有高校的羽翼下独立出去,成为和国有高校、其他私立高校平等身份主体的民营高等教育机构。只有这样,独立学院才不会在利益的驱动之下,刻意模糊自身文凭和母校文凭之间的差异,其他因为教育产业化带来的利益之争也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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