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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公民维权第一波

   2003,公民维权第一波

   

   王光泽

   

   2003年,在不经意之间,中国的政治空气里多了一些阳春之气。

   

   已经运行了十年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逐渐显现出独特的功效,孕育出了日渐庞大的中产阶层,催生了日渐成型的有限政府。

   

   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国政府和执政党新任领导人上任以来,展现了独到的亲民姿态,并亮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宣言。

   

   执政党一小步,民间一大步。执政党的亲民策略,唤醒了民间积蓄已久的政治期待,并汇成滚滚的维权洪流,将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信访人数剧增

   

   由于执政党的亲民策略,各地党政机构也加强了对民意的体察和重视,最为明显的体现是公民的信访权利得到了部分程度的保障。

   

   据悉,今年4月14日至7月21日,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等领导人对做好当前信访工作、减少群众“重复上访”和“集体上访”等问题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批示。信访工作遂成为中央和地方各相关部门的头等大事之一。

   

   据《瞭望东方周刊》披露,今年1月1日到11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共收到上访信件52852封,比去年同期增长20%。在同一时间段,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接待信访案件17063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三分之一。

   

   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在11月接受《半月谈》采访时公开坦承,80%的信访案件是有道理的,并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

   

   信访人数的增加,并不表明中国民间积怨陡然之间就有大幅度的攀升,相反预示着中国民间人士的维权主动性正在增强,预示着底层民众并不希望用暴力来解决问题,他们也渴望寻求解决纠纷的制度化管道。

   

   2003年,表达民意诉求的合法手段逐步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同时聚众闹事、暴力袭击等不法行为受到官方的限制。可以预见,官方这一态度的转变将有助于中国民间非暴力力量的生长,为中国平稳转型增加了筹码。

   

   公民上书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

   

   这个条款规定了公民拥有违宪审查建议权。今年公民充分利用了这一权利,向长期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各种行政法规发起挑战,其中最为成功的是俞江、许志永、滕彪三位法学博士的上书行动。

   

   今年5月14日,三位博士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联名将一份题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传真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建议对该办法进行违宪审查。

   

   随后,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经济学家盛洪、北大法学副教授沈岿、法学家萧瀚、国家行政学院法学博士何海波等5位著名学者以普通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6月18日,随意限制人身自由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国务院宣布废止。毋庸置疑,公民上书对废除这一行政法规起到了推动作用。

   

   7月14日,浙江省杭州机械工业学校退休教师刘进成发起、金奎喜律师等116人联名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和杭州市的“拆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的挂号信寄往北京。

   

   11月19日,肖太福、涂红兵、陈占军、朱嘉宁四律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法律效力。这是《立法法》实施后,公民首次以律师身份根据该法规定提出立法审查建议。

   

   本年度,还有很多不同的群体向全国人大提交违宪审查的建议书,内容涵盖劳动教养、乙肝歧视、城市房屋拆迁、互联网出版管理、计算机软件保护等诸多领域。

   

   网络签名运动

   

   据新华社报道,截至11月底,中国互联网上网用户数已超过7800万,居世界第二位。网络公民们在虚拟的世界里用签名联署的方式表达真实的声音。

   

   网络上的签名呼吁,大部分是对个案的关注,是非政治性的诉求。

   

   湖南女教师黄静离奇死亡一案,引起网络公民们的高度关注,他们注意到这起刑事案件侦办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不正常的现象,他们担心该案可能会在“人为干涉”下失去公正。网友自发组织起草了《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呼吁书》,要求公安部门彻查此案,签名支持者数百人。

   

   今年6月发生的李思怡事件在网络内外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李思怡是成都市的一个3岁的小姑娘,她的母亲因盗窃被拘捕时,反复央求警方看顾一下她的女儿,但是执法者的冷漠使小思怡被遗忘了17天,最终将她饿死在家里。最柔弱的生命遭遇到最残酷的冷漠,网络内外一片讨伐和惋惜之声。网友们自发地发起了各种纪念活动,先后有一千余人参与。

   

   虽然网络上的纪念活动不具有政治意味,仅仅是人道精神的呼唤,但是仍然给事件的查处带来很大的推动作用。成都警方有10名警务人员受到行政处分,原金堂县警员王新、黄小兵被检方以涉嫌玩忽职守罪提起公诉,并分别处以有期徒刑。

   

   有人指责网络签名是“作秀”,但是,正是这种“作秀”逐步唤醒了公民们的同情心、道德感和权利意识。E时代的网络签名还将如火如荼下去。

   

   宪政主义抬头

   

   宪政是时代潮流,是全球化时代政治文明的标杆。一个非宪政国家,很容易被全球主流文明视为异端,并可能淘汰出局。在行宪20周年纪念之际,胡锦涛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强调“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意识和宪法权威,切实保证宪法的贯彻实施”,“宪政”理念呼之欲出。

   

   和执政高层相呼应的是,民间的宪政呼声也日渐升高。

   

   2001年,山东省齐玉苓诉教育部一案引发了中国第一例宪法诉讼,引起国民对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的关注。安徽芜湖一名大学毕业生张杰(化名),在本年度公务员招考中获得第一名,却他因为被查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而被拒绝录用。他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芜湖市人事局歧视乙肝患者。最近,这起全国第一例“乙肝歧视”引发的行政诉讼已被安徽芜湖地方法院正式受理。

   

   这起“乙肝歧视”案件严格来讲当事人诉求的是维护自己宪法规定的劳动权利,此案应该是一起宪法诉讼,学界认为此案有可能是继齐玉苓案后中国第二例宪法诉讼。

   

   浙江周一超“乙肝歧视”杀人案件发生后,有乙肝病毒携带者表示,他们已代表中国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了建议书,要求对公务员招考中的限制规定进行司法审查。

   

   国民不仅日益重视宪法和法律明确赋予的公民权利,还积极维护法律不予禁止的自由。12月7日,《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送审稿)》第20条规定,禁止在车站出入口、车站和列车内乞讨,该条款引发了争议。部分学者因此呼吁,“行乞权”虽未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但是法律不禁止即视为自由,不应当剥夺行乞者这一卑微的自由。

   

   2003年,中国民众暂时搁置宏大的政治诉求,日益学会有理有利有节地争取自己具体的权利。他们开始熟练地采用这一现实路径:利用现有的成文法律,维护自身的具体权益,并冲撞现实法条,试探法律缺陷所在。

   

   2003年,中国执政高层日益主动地应对民意,积极修补、完善法律,以保障民众的基本公民权利。7月2日,沈阳市公安局宣布取消暂住证,杭州等其它城市也相继跟进;8月7日,公安部推出了30项便民措施;5月份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清理整顿超期羁押的专项工作。这些举措均体现了官方体察民意、重视民权的基本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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