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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独立候选浇灌草根民主

   2003,独立候选浇灌草根民主

   

   王光泽

   

   人大代表就是“议员”。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区县“议员”由选民直选,也是我国目前开放层级最高的选举。

   

   2003年,在全国各地的基层人大换届选举中,涌现出了一批无党无派的“独立候选人”,他们的参选行动成了今年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为生动的一道风景线。尽管选举已经尘埃落定,但是基层民主的草根色彩和茁壮力量给中国民众留下无尽的回味。

   

   三地选举遥相呼应

   

   深圳、潜江、首都北京。这三座城市的基层选举活动此起彼伏,互相呼应,构画了中国草根民主的特有图景。

   

   5月15日,肖幼美、吴海宁、邹家健等十几位选民自发出来竞选,在深圳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竞选冲击波”。最后,被媒体称为“独立候选人”、深圳高级技工学校校长(海归硕士)王亮通过选民“另选他人”的方式,击败两名正式候选人高票当选。

   

   今年45岁的教师姚立法,从1987年起,先后四次以自荐方式竞选潜江市人大代表,最终于1998年当选。在任期间,姚立法严格恪守代表职责,多次批评政府过失,否定政府提案。姚立法的代表意识和参政能力激发了当地竞选的热情。这位通过独立竞选当选的上届潜江人大代表让潜江民众深为感慨:“自己选出来的代表就是不一样。”

   

   2003年10月,潜江市第五届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尽管姚立法出于某种原因没有继续当选,但是41名独立候选人站出来,公开效仿5年前的姚立法。

   

   深圳和潜江的民主潮流,直接影响了首都北京的选举情势。

   

   北京大学的一位学生看到深圳市民的参选活动受到深圳官方的肯定,就萌生了参选海淀区人大代表的想法。

   

   姚立法在中国政法大学上学的儿子姚遥,受到父亲的熏陶,也报名参加了北京市昌平区人大代表的选举。

   

   今年北京区级人大代表选举中独立候选人达到23人,为历届最多人数。12月13日,独立候选人许志永和聂海亮分别当选为海淀区和昌平区人大代表。

   

   有评论认为,“北京现象”是“深圳现象”和“潜江现象”的继续,但是组织化和理性化程度更高,动机和目的也更加多元。

   

   新阶层的代言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日渐成熟,在原有社会阶层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需要自己的代言人,需要建立自己的代议管道。

   

   在这种深层背景下,全国范围内的基层选举中涌现了一批独立候选人。他们突破了执政党、其他民主党派或社团推荐候选人的既有传统,成功地实现了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政治参与。

   

   独立候选人普遍有较高的学历,而且具有参与现实政治的能力和热情,其中的主力就是一批维权人士如律师、打假专业人士、社区业主代表等。

   

   律师是天然的政治活动家,他们人脉宽广,精通法律,深谙现实政治运作,他们的专业背景有利于参政议政和国家治理。在西方很多国家的议会里,律师的比例高达60%。

   

   社区业主委员会的很多代表也勇敢地站到前台,独立参与竞选。他们是一批真正体现了“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有产者,他们更能领会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犯的痛苦。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社区的业主们在人大选举之初,就酝酿选出能为自己社区代言的人大代表。在长期的维权活动中,他们建立了“业主委员会”这样的维权组织,并能够直接利用“业主委员会”进行选举动员。在某种意义上,社区民主和政治民主在基层人大选举中实现了对接。

   

   在独立候选人这个群体中,教师、学者、学生占有相当的比例。他们有政治热情,了解中产阶级的想法,很容易接受新观念。

   

   北京的23位自荐者至少都拥有本科以上学历,当选代表许志永拥有法学博士学位,聂海亮则正在职攻读硕士学位。

   

   湖北潜江的41个独立候选人也是“一群不顾及下岗和被穿小鞋的人”,他们都是当地民间的活跃人士,其中教师11人、村主任5人、法律工作者4人、工人9人、农民12人。

   

   北京一位政治学者称,独立参选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将带动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预计下届地方人大选举中将会吸引更多的公民参与。

   

    “酝酿”二字模糊难解

   

   在独立参与竞选的活动中,独立候选人也遭遇到不少制度困惑。

   

   不少独立候选人就提出,“酝酿”二字模糊难解,建议用预选机制取而代之。

   

   从初步候选人到正式候选人,我国选举法第31条规定,“由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反复酝酿、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并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公布。”

   

   以提出204条房屋买卖合同而闻名的秦兵律师说,“酝酿”一词,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模糊规定,很容易导致不规范操作、选民参选热情不高等后果。

   

   在我国选举法律中,预选是一种在提名候选人较多的情况下确定正式候选人的方法。我国现行1995年《选举法》明确规定,在县以上人大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也就是间接选举的时候,如果所提候选人人数超过应选代表名额的1/2,则“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办法根据本法确定的具体差额比例,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进行投票选举。”

   

   然而,以上关于预选的规定只适用于县以上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在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中,我国现行1995年选举法却没有相应的明文规定。从而造成了县乡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程序链条的断裂,“酝酿、讨论、协商”的结果往往是政党提名的候选人全部当选,就难免使人产生政党提名候选人排挤独立候选人的印象。

   

   除了设置预选程序之外,法学专家邹云翔认为应该提高提名条件,限制参选人数。如十名选民联名推选候选人,可以改为100人联名推选。既可大大降低候选人的数量,又可防止酝酿过程的不透明。

   

   北京大学研究立法学的法学博士黄信瑜认为,中国地方人大代表选举应该借鉴西方选举中的“保证金”机制。即参选者应该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票数,保证金将被没收,以限制参选人数,降低参选人的随意性。

   

   竞选机制缺位

   

   目前,介绍候选人一般只作书面介绍,内容也只有姓名、年龄、职业等基本情况。这种方式既缺乏透明度,更难以展现候选人的见解和主张。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副主任陈斯喜认为,目前选举法对介绍候选人制度不够完善。我国1979年《选举法》中规定,各党派、团体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这说明,介绍候选人的方式不受限制。此后,一度曾有候选人通过发传单、材料、组织演讲等各种形式,进行自我介绍。1982年修改《选举法》时,上述规定改为“推荐代表候选人的党派、团体或选民可以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

   

   陈斯喜说,“只能在选民小组或代表小组上介绍,介绍主体也只限于提名的政党、团体和选民或代表,这使介绍候选人的方式受到一定限制。”

   

   由于我国选举法对于竞选制度没有明确规定,导致了候选人在参选过程中无法可依,非常被动。

   

   独立候选人发现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如,可不可以成立“助选办公室”?可不可以进行竞选文宣?可不可以募集竞选经费?可不可以设立竞选网站?等等。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地区人大代表竞选办公室主任王芳就曾强调,采用贴海报,发传单等类似的宣传手段,必须提前将相关情况向市委组织部、市管委通报,而且必须遵守《北京市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的规定。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黄信瑜认为,竞选机制的缺位,将直接导致选举品质难以得到制度保证,民意支持率也很难得到真实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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