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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愿景显示中共施政理念的重大转型

   和谐社会愿景显示中共施政理念的重大转型

   

   王光泽

   

   为期四天的中共第十六届第六次全会日前在北京落下帷幕,会议通过六中全会决议,并提出了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九大目标和任务。和谐社会施政理念的提出,不仅将为十七大奠定基调,也显示出中共施政理念出现了重大转型。

   

   全会公报明确了当下执政党的九大任务,这九大任务都有关民生和民权等社会事务,而非加强党政权力和社会管制,这也是近25年来,中共中央全会首次专门研究社会事务问题。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在去年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中,列为首要任务的是“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仅排列第七位,属最后一项。在今年六中全会公报里,该项则鲜明地位居榜首,成为下个阶段中共施政的重中之重。2004年,“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写入宪法修正案,这次六中全会的决议正是对修宪的呼应,表明中共高层落实法治国家的决心和意志。

   

   和去年的公报相比,其他各种目标任务的顺序也被重新作了调整。如排在第二的优先方针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在去年五中全会,“城乡居民收入水准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却只是第六优先。在“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贫困人口继续减少”位列第五,今年则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列为第三项优先政策;。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在“和谐社会”理念中列为第四位,这一项在“小康社会”的施政蓝图中甚至没有体现。

   

   中共做出施政方针的重大调整,表明中共对中国未来十几年整体变迁的走向有着较以往不同的判断。历经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积累了相当多的各种问题。中国在2003年人均收入首次超过1000美元。依照目前中国经济年均8%的发展速度,2020年中国大陆人均收入将能够达到3000美元。这个期间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共高层将此阶段既称为“黄金发展期”也叫做“矛盾凸显期”。

   

   在全会决议中,中共高层研判,当下的现实矛盾主要体现在弱势群体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早已超过国际警戒线,13亿人口中有8亿农村人口排除在社会保障机制之外。弱势群体长期游离在社会的边缘,导致社会出现诸多的不和谐因素。面对利益日益多元化、社会阶层急剧分化,社会冲突增多的政治生态,中共适时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表明中共高层已然意识到要解决这些难题,光靠道德说教和法律管制很难起到相应的效果,政府必须切实担负起责任,解决弱势群体的实际问题,社会和谐才有可能从愿景变成现实。

   

   这次公报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全会公报中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如何完成这九大任务,必须化解当下主要的社会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这就需要突破现有的制度框架,大胆尝试,进一步寻求制度创新。

   

   实现社会和谐问题首先应解决的就是权力寻租问题。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伴随着权力寻租的大肆泛滥,私权和公权的合谋极易引起社会公愤,是社会缺乏公平和正义的根源。胡温执政团队上任以来,将反腐倡廉、约束当政官员防止政商结合当成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由于中共是中国大陆当然的执政党,其他八大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在这种政治生态之下,绝大部分行政、立法和司法官员都是中共干部。如何在现有政党格局之下对中共党政官员进行强有力的监督,防止贪污腐败、权力寻租、黑金政治是一个时时刻刻面临的挑战。这就需要执政高层痛下决心,打破权力过分集中的状态,加强监督和制衡,将权力寻租压缩到最小的空间。

   

   发展经济是公民的一种私权,市场的发展和培育,主要依仗于宽松的创业机制和公平的竞争机制。党政机构应当明确市场和权力的边界,避免政商勾结、与民争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认为,“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就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形而言,一些官办企业(国有企业)、官督商办企业(国有控股公司、国有承包企业)并没有带领民众致富,这些企业要么依靠公权力进行行业垄断,攫取巨额利润,损害市场的公平竞争;要么继续“老牛拉破车”,成为吞噬国家财政、银行储蓄的无底洞。它们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既谋利又寻租,扭曲了市场机制,污染了社会良心,容易使市场经济发育成一个庞大的经济怪胎。大陆20多年来道德滑坡、民气污浊,“鼓了腰包,坏了良心”,这些均与政商勾结有着某种必然联系。

   

   强化有限政府,并非单纯是缩小政府的权限,而是要转变政府职能,不该管的不能去管,该管的就要管好。对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六中全会决议也有了较为清晰的脉络。六中全会决议指出,要为保障公民权利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切实担负起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相对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均是现代政府的责任和义务。

   

   决议中还鲜有地提到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其中宗教关系更是首次纳入执政党的视野之中。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景之下,各级党政部门和党政官员需要进一步放弃全能政府的治理理念,回到公共权力本身,回到公共事务本身,强化有限政府的确立。同时也应当摒弃唯GDP马首是瞻的急功近利的心态,进一步开放言路和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管道,放弃对公权力的绝对垄断,并最终完成法治政府的确立。否则,党政部门仍然会利用公权力把持大部分资源,大肆寻租、与民争利,使大陆的市场经济成为一潭被权力搅浑的脏水,并最终使经济发展裹足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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