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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党政干部企业兼职 明确权力与市场边界

   清理党政干部企业兼职 明确权力与市场边界

   

   王光泽

   

   

   去年夏天,新华社内参披露了安徽芜湖的“红顶商人”现象。而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介入调查。最近,中共芜湖市委决定贯彻中共中央二号文件精神,全面清理干部在企业兼职的现象。截至目前,芜湖市委书记詹夏来已辞去兼任的奇瑞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该市其他党政领导干部在芜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所兼任的职务均已全部免去,有关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手续已基本办理完毕,所有兼职干部的离任经济责任正在审计中。

   

   芜湖市的党政官员兼任地方实业和金融业的老板,一度蔚然成风。新华社记者对此的概括是“成建制、成系统、成系列”,双重身份在当地干部中被认为是荣耀和“当然”。这种情况说明,芜湖市的政企不分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现象。

   

   早在八十年代,邓小平就提出要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也是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当时提及的“政企分开”,更多地着眼于国有企业的效率。人们发现,政企不分容易导致企业行政化,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最终成为搞垮国有企业的罪魁祸首。在国有企业已经比例已经严重下降的今天,重提“政企分开”,并不仅仅局限于国有企业的改革,而是着眼于权力和市场边界的划分,着眼于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

   

   对于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就曾警醒世人。去年11月7日,他在中国改革论坛上表示:“我们的目的是建设一个好的,也就是规范公正、有利于大众的市场经济,要在转型过程中努力保持机会的平等和起点的公正,防止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一时间,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成为媒体的关键词汇。

   

   吴敬链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很多国家的发展历程已经得出了沉痛的教训。拉美国家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权力和资本结合得过于紧密,导致权力腐败、黑金泛滥。“拉美模式”一度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代名词。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的发展模式也说明,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容易导致社会出现严重的不公正现象。民国政府时期,金元和政治的媾和,同样使上海滩的繁华和农村的赤贫同时存在,暴力革命成为一场无法避免的浪潮。

   

   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具有全民意义上的公共性,必须和私人资本划清严格的界限。权力和资本是社会当中最为强势的两种杠杆,它们的结合就会产生魔鬼般的效应。权力和资本结合之后,就会产生严重的寻租现象,权力会想法设法谋财,资本会想方设法驾驭权力。其结果必然是公共权力逐渐偏离了自己的公共性,成为资本的婢女。反过来,携权力号令天下的资本,在市场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向披靡,最终会形成强大的垄断力量。这种垄断力量会扭曲市场信号、增加交易成本,最终把市场变成权贵的乐园、弱势群体的坟墓。

   

   事实上,芜湖市的“红顶商人”现象已经印证了权贵资本的巨大能量。芜湖市一名普通干部说:“政府成立建投公司,垄断市政经营,与民争利。‘红顶商人’集权力和财力于一身,一手制定政策,一手利用政策赚钱,可以给个人带来的利益空间实在太大了!”

   

   权贵一旦和资本结合,就具有极强的排他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权贵资本会形成最终会形成一个小圈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和行为模式,甚至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盛产“红顶商人”的芜湖市“建设投资公司”被誉为芜湖的“干部学校”,从公司出来的干部都受到提拔重用。芜湖市委组织部门对在建投兼职的“红顶商人”们视同下基层挂职锻炼,“红顶商人”一般两年轮换一次。没有深厚背景的其他官员想去建投还去不了。

   

   这样的权贵资本或资本权贵,会和普通民众之间形成严重的疏离感,甚至异化成为悬在普通民众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普通民众的政治、经济甚至普通生活的安全感将会无从保障。

   

   中共中央二号文件明确规定,党政官员不得在企业兼职,不得从事与民争利的活动。其目的就是阻遏权力和资本之间的暧昧关系,切断权力和资本天然的联姻活动。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的市场经济沿着良性的轨道运行,才能最终发展出好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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